也許，你剛剛低頭瞄了一眼手機，發現自己只是不走心地滑了滑朋友列表，并沒打算選中并聯系某人。也許，你突然覺得詞窮，在這個明明可以自由表達、別人甚至還期待你暢所欲言的世界里，你能想到的只有三個字：“哈哈哈。”也許，明明有個更好的工作機會近在眼前，你卻發現趴在現有的工位上摸魚比謀劃遠大前程更輕松。我會將此時這種“消極或是不想與他人發生關聯、只想做你自己或是逃避決策”的冥頑不靈之感，稱作“數字倦怠”（digital lethargy）。數字平臺旨在制造能動性與活躍感，也一直鼓吹用戶只需忠于自我選擇的理念，而前述這種感覺卻與之背道而馳，看似有悖常情，甚至是自我挫敗。亞馬遜倉庫的低薪打工人被剝削了一整天，回家后精疲力竭，卻在亞馬遜網店里狂購一氣，他很可能已飽受數字倦怠之苦。

在古希臘醫學中，lethargy（原意為昏睡，本書中譯為倦怠）描述的是一種病：患者陷入物化般的昏迷狀態時會忘記自己是誰（這個詞源于 Lethe，意為古希臘神話中的“忘川”）。昏睡癥通常是急性發作的，且常有致命危險，典型的治療方法是提醒病人記住自己是誰。搜集此類病例，并把相關療法內容譯成拉丁文的努米底亞醫生塞利烏斯·奧雷利安努斯 （Caelius Aurelianus）這樣寫道：“應將病人安置于光線充足、溫度適中的房間里，時不時地在其耳邊呼喚其名，或撓或戳，想辦法將其喚醒。”如今，心不在焉、宛如昏睡的用戶會被施以三種“治療”手段：算法會刺激用戶通過一系列點擊進行個性化設置；社交網絡會提醒用戶已錯失某些良機；而追蹤器和傳感器對用戶甚至沒有回應的狀態—研究消費者選擇的學者稱其為“無選擇選項”—也能將其轉化為另一種數據形式 。只要技術支持，哪怕你認為自己已退出登錄，你也總是“在線”的，基于這樣的事實，數字時代的倦怠已顯而易見。

這是因為數碼科技公司賺錢的主要途徑就是搜集你如何“做自己”的數據。例如，臉書會問“你在想什么”，并將搜集到的數據賣給廣告商。不過，說得更寬泛一點，數字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就是將用戶的主動參與和關注度、資本以及消費主義聯系起來，并將用戶的興趣轉化為可通過大數據挖掘到的選項。這會帶來一種解放的感覺，因為在西方互聯網上，你已看不到很多必須遵守的準則、成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繼續點擊、選擇即可。在數字資本主義中，“做自己”就是我們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主導準則。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賦權形式，我們將“賬號”等同于“人格”，將“選擇”等同于“能動性”。這是一種授權：授予持續行動、交流以正當性，進而覺得那就是正常生活，甚至是表達更充分、參與感更強、個性化更明顯、生活更充實的狀態—在那種生活里，所

謂的我們，僅僅指的是我們如何行動，如何選擇。

人生在世，最妙的事莫過于自由自在“做自己”—這個觀點說說容易，其實很不簡單。首先，在數字時代底層人士的體驗中，這種說法往往被當作一種職業標配，而非一種選擇。試以某共享出行應用軟件的一組宣傳推文為例：“我給所有司機的建議是：保持積極樂觀，做自己！”“金玉良言—做自己。推己及人，我希望自己被如何對待，我就如何對待乘客，他們肯定會對此心懷感念的！”同樣，就業培訓師建議白領求職者培養一些“喜聞樂見的愛好”，比如騎行、攝影，以便打造更受歡迎的個人品牌。顯然，如果將“做自己”打造為一種客戶服務或營銷形式，那么它很可能會讓你殫精竭慮。對那些不必持續營銷自己的人來說，能動性未必總要體現于自身。有時候，自我認知會成為一種負擔。比如，決策過載會導致你過度內耗；再比如，不得不在學校或工作單位中代表你的種族或民族身份會讓你心力交瘁。人們通常只會模糊地意識到一種感覺—不想做自己；而最典型的倦怠感就表現為心不在焉，或是情感阻塞，而非某種說得清、道得明的情緒。

智能手機喋喋不休地敦促你留意新消息，要回復的電郵和短信源源不斷，無數照片需要你點贊或評論，工作已滲入家庭和私人生活……這些都是數字網絡加諸我們的。大家可能覺得這種生活狀態是當代特有的現象，在某些重要的層面，確實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工作和自我認知方面的問題在歷史上的西方文化語境里就背負了諸多惡名，疑似遺毒痼疾，例如懶惰、疲勞、耗竭、閑散、游蕩。審視這類慵懶癥狀，能讓我們循著歷史脈絡，追溯以往的社會是如何評判“自我”價值的。比方說，我們可以把當今的職業倦怠和前現代及近代早期的職業倦怠加以比較。當怠惰（acedia）打斷早期基督教僧侶的冥想沉思時，這一“正午的惡魔”就會被視為一種病癥，一種致命的罪孽，會干擾精神性的、象征性的“實現自我”之大業—假設你容許這種過時的說法。隨著此大業的世俗化，歐洲貴族階層便開始要求其臣民“安分守己”。文化史家安娜·沙夫納（Anna Schaffner）列舉了不少作品，從丟勒（Dürer）的雕刻作品《憂郁 I》（Melencolia I）中“沉思自省的重負……實實在在地壓在以科學為本的新主體身上”，到莎士比亞筆下內省的哈姆雷特因無力決斷、無所作為而痛苦萬分，這表明在近代早期，自我意識已被確立為一種負擔。倦怠—怠惰的衍生物，是身體和精神上自我銷蝕的表現，指的是忘記、推卸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責任，諸如對國家或對上帝的責任。然而，即便當時的文化習俗將倦怠描述為自我閹割和反社會，倦怠還是締造出了一個中間地帶，人們可以在其中通過忘記自己從屬于社會底層，以展現或承擔另一種身份。

不過，我們故事的真正起點是工業革命，當時，倦怠變成了一種侵襲了壯大中的工人階級的病癥。德國醫生威廉·埃爾布（Wilhelm Erb）在診斷普遍存在的信息超載導致的神經極度緊張甚或衰竭時，使用了“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個術語。他寫道：“網絡……徹底改變了商貿業態。人們將夜晚用于旅行，白天用于商務……更多人被卷入政治、工業和金融界的重大危機。”12 1893 年寫下這段話時，埃爾布所謂的網絡指的是電報網絡，而非數字網絡，但這段話在今天看來并不過時：如今，醫學專家、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也將各種疾病歸咎于網絡（及其與全球化的密切關聯），包括耗竭、過勞、注意力下降、失眠、脫離現實和反社會行為。不過，神經衰弱在當時也為偽科學言論所用—根據所謂的文明程度、自我管理能力把世界人口分門別類。醫學史學家拉斐拉·佐扎內利（Rafaela Zorzanelli）就曾闡釋道，神經學家威廉·比爾德（William Beard）將這一術語引入美國時附帶了一則警告：神經衰弱“主要影響腦力勞動者，工業化的城市生活破壞了他們的神經能量供給系統；此外，還有上流社會的年輕女性，她們嬌嫩的神經系統不適合大城市涌現的各種生活需求……神經衰弱還會折磨猶太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等所謂的更高等的種族群體，但不會對黑人和亞洲移民造成影響”。至于黑人和亞洲移民，比爾德認為他們只是“體力勞工”。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人們為了把工人改造成運轉良好的機器而煞費苦心，其中就包括對神經衰弱的研究。歷史學家安森·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將這個過程稱為“對疲勞的發現”。科學家、醫生、社會改革家和哲學家開始將工人的身體視為“人力發動機”，與工業革命時期驅動工廠運作的大型發動機并無二致。不過，人力發動機是會過勞的，假如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和營養來恢復體力，能量就會耗盡。拉賓巴赫認為，圍繞職業道德的早期討論已經轉向了新問題：如何尋找勞動力并提升其生產效率，創造出一種不受疲勞影響的人力發動機。例如，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他專攻科學管理學的弟子們曾用秒表給每項作業計時，以優化工人的動作，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逼迫工人透支體力。疲勞堪稱資本主義工業的“制動器”，能制造阻力，給急劇擴張的生產線剎剎車。泰勒帶動起來的高效風潮并不局限于工業流水線，還催生了關于“科學制衣”、優化廚房設計、提高教堂效率的書籍。

時至今日，我們仍在談論工作帶來的疲勞，但越來越多地會用到別的詞語，比如耗竭（burnout）。這個詞在 1974 年第一次被正式用于這個語境，不僅指疲勞，還能指代另外兩種癥狀：個人成就感下降和人格解體。人格解體亦即與他人脫離，與工作脫節。從“疲勞”到“耗竭”，詞語的漸變指向工作觀念的重要轉變。20世紀50年代后期，人力發動機的概念逐漸式微，期待沒有疲勞感的社會愿景也隨之淡化；體力勞動開始淡出社會生活的中心，美國工會會員數開始下降。（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英國、法國和大部分高收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也都步其后塵。）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質性”工作，也就是交際性工作。就連工廠里的工人也不再被視為執行命令的從屬者，而是協調生產的積極參與者，要提供反饋，并與其他團隊互動。社會學家阿蘭·埃倫貝格（Alain Ehrenberg）在其著作《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中寫道：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這些變化導致西方社會越來越標榜不墨守成規、不按部就班的人，不再贊賞有責任擔當、主動為自己制定規則的人。創業者、企業家備受贊譽，表明社會開始將個人理解為掌控自己命運的主人。其實，這種對無限自主、無限自由的期望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們的自我認知模式（正如“這是我的選擇”這一座右銘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以至于實現自我成了一種任務，往往還會化作煩人的、無形的社會壓力。這是一個悖論，埃倫貝格指出，源源不斷的機遇反而會導致一種不足感，迫使自主性成為耗竭和抑郁的根源。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耗竭現象屬于一種職業病，但其衍生出的新語詞“數字倦怠”并非僅限于職場。數字倦怠描述的是主體性的失敗。個體正處于這樣一個時代：他在自我表達、選擇和自治方面的每一個微小行為都被轉化為數據和資本。數字資本主義打造出一個擁有自主權的“用戶”形象。他可以向計算機服務器發出命令，決定應用軟件采取哪些選項（哪怕最終什么都沒選），儼如埃倫貝格的創業者主體性的升級版。然而，就算數字媒體的運作依賴想象，看似擁有各種權利的用戶充其量只是技術發展的偶然產物，用媒體學者全喜卿（Wendy Chun）的話來說，僅是“一個被賦權的用戶和一個沙發土豆之間的區別”。因為用戶最初只是一個非個人的賬號設備，這一概念源于 20 世紀 60 年代的分時技術，該技術將昂貴的計算機時間劃分為較短的時間片，利用多道程序、多任務處理使多個用戶可以同時使用一臺計算機。就像一個國際象棋大師在車輪戰中輾轉對弈一般，計算機在與其相連的多個終端之間往復作業，給每個終端分配一點時間。由于這項革新技術，每個用戶賬號都得到了控制時間，可以下達指令，并立即得到反饋—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交互”。正如個人計算機行業一直試圖灌輸給我們的那樣，交互是能動性乃至人格的來源。只需看看奧威爾式的蘋果電腦廣告《1984》，我們就很容易看出這層意思。當年，那支廣告片是在“超級碗”期間播出

的，一排排僵尸般的觀眾呆若木雞地看著屏幕上的“老大哥”大放厥詞，然后，一個女人從他們身邊跑過，掄起大錘砸毀電視，開啟了自由思想（或至少是交互式計算機）的新時代。電視觀眾很可能是精神倦怠的，人格被削弱，無法為自己做出選擇，但理想的計算機用戶是自由的—正如那支廣告所指明的。

在蘋果公司推出個人計算機前，另一項發明已開始改變用戶的想法了。客戶機—服務器計算（client-server computing）在20 世紀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流行起來，允許用戶通過網絡，使用網絡中其他端點的計算機上的資源，比如遠程打印或存儲。計算機已成為“服務器”，并且用媒體學者馬庫斯·克拉耶夫斯基（Markus Krajewski）的話來說，計算機和用戶的關系變

成了主仆關系 。 這些數字仆人全心全意地等待并伺候新主人，人們還為它們起了“管家”“吉夫斯”“奧利弗”之類有點滑稽的昵稱。互聯網商業化之后，21 世紀 10 年代的云計算（cloud

computing）技術允許服務器提供云端流媒體傳輸，進一步定義了服務器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如果與一臺服務器交互好比從特定的井或水箱里取水，那么現在的用戶調用云端服務就好比打開水龍頭取水—用戶無須知道水從哪兒來，也不用擔心水會用完。一種被稱為“萬物皆服務”的新經濟模式應運而生，在這種模式下，服務方被集中起來，按需提供服務。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為服務，無論是按月銷售的軟件訂閱、流媒體音樂，還是按飛行小時出租的噴氣式飛機 21，我們甚至很快就能看到分批次租賃的人工智能業務。

其結果就是，數字平臺將用戶定位為主人，用戶周圍環繞著隨時待命的服務方，例如隱居云端的語音助手，可以不停歇地聽取指令。可以肯定的是，所謂的用戶掌控權并不屬實：連續不斷的決策結點要求用戶響應，但可用的措辭無非是 A 或B—說出“確定”或“取消”，其目的主要是搜集營銷數據。這套交互系統也不算特別穩定：決策的壓力持續不斷，尤其在大量選項涌現的時候，就會引發倦怠感。然而，正是這種用戶—服務、主—仆的二元性確保了聯網計算機的運作。不止如此，本書還要主張，這甚至該被視為界定當今人格概念的起點。如果機器人是一個擁有有限自主權的代理，等待指令而行動，并且主要是承載指令的一方；那么，言下之意，人類就是做出選擇、指示行動的另一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同樣的方式獲得這些選擇及其背后影射的人格。19 世紀用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隱喻式偽科學表達至今依然大行其道，而哈佛大學招生辦公室使用“性格”這一人為指標，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名為“性格”的指標是為了將亞裔美國人與白人申請者區分開來而創建的，它迎合了人們對亞裔美國人的陳舊刻板印象—技術熟練但面無表情的自動裝置。這無異于表明：某些人群的人格特質不如其他人群那么明顯。23 這個問題好像挺抽象的，不過，還記得我之前提到的“萬物皆服務”模式嗎？服務器的概念可能始于計算機，但當今存在的許多所謂的自動化服務器與服務實際上都是人類在操作。平臺不斷擴招這樣的工人—他們肯將業余時間和勞動力出租給微小甚至毫不起眼的工作。比如LeadGenius 這樣的數據搜集公司、Rev 這樣的文本轉錄公司、

CrowdFlower 這樣的清理社交媒體平臺的大量“數字清潔工”服務公司，以及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 （Amazon Mechanical Turk，以下簡稱 MTurk）這樣的用簡單人工智能達成的眾包市場平臺—全球各地的自由職業者大軍都能登錄相關平臺，等待接單指示，但至于為誰打工，他們幾乎沒有選擇權。“機器人”工作在菲律賓、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家大量涌現，西方人早就認定：這些國家的人吃苦耐勞、技術嫻熟，是“天生”適合體力勞動、適合接受并執行命令的勞工類型。

正如一個世紀前就將“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區別對待，那些以被動的服務方為代價來維系活躍用戶，并以此為盈利模式的公司，延續了政治理論家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Robinson）所定義的“種族資本主義”。羅賓遜寫道，資本主義建立的基礎是依托移民勞工的“人力資源儲備進行招募”，并夸大群體差異，以便將某些地區或種族群體歸入野蠻人、外國人或其他天生適合從事低級工作的人。羅賓遜列舉了窮人去當雇傭兵的案例：部分蘇格蘭人作為“自由職業者”，被 16 世紀的歐洲各國軍隊招募入伍，在歐洲各地作戰。種族是歐洲人根據群體差異對人群進行分類的過程中臆造出的概念，而這種分類的動因在當今數字時代的底層社會中仍然存在，宛如幽靈重現。例如，地理學家本·羅格利（Ben Rogaly）曾對位于英格蘭東部的非工業化城市彼得伯勒的亞馬遜倉庫的工人進行了一次民族志研究。他套用了羅賓遜的理論，展示了管理層如何加劇種族和民族差異，只為刺激員工競爭。來自前英國殖民地的工人會被分配到較差的班次—盡管他們也是英國公民，但被上司稱作“移民”；波蘭工人要和英國工人競爭，結果，每個人的生產定額都被拉高了。放眼互聯網，同樣的策略隨處可見，哪怕言辭中并沒有明確提及“種族”二字：艾奧瓦州有家數字外包公司主打“位于美國腹地、全美國人”的設定（其企業理念為“外包給艾奧瓦州吧—別去找印度人”），還聲稱印度工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西方文化價值觀；而另一家菲律賓外包公司吸引美國市場時則強調菲律賓人天生“注重細節”。

文章摘編自《數字倦怠》

《數字倦怠》

定價：69元

作者：【美】胡彤暉（Tung-Hui Hu）

書號：ISBN 978-7-5217-7686-7

出版時間：2026年4月

編輯推薦：

1.戳破數字時代，現代人精神狀態的迷思。深度解析 “無意識刷手機”“社交敷衍”“決策過載” 等日常現象背后的倦怠本質，讓每個被數字技術裹挾的人看清自身處境。

2.跳出 “技術成癮” 的表層討論。從歷史脈絡、資本邏輯、勞動異化多維度切入，揭示數字資本主義如何將個體行為轉化為數據資本。聚焦數字勞工、邊緣群體的隱形倦怠，揭露全球數字勞動分工中的不平等，為理解數字時代的權力結構與剝削本質提供全新視角。

3.重新定義“倦怠”的社會價值。對現代社會精神狀態深層影響進行全面反思，面對倦怠，解法并不是“遠離技術”，而需要肯定倦怠對數字資本主義異化的抵抗價值，重新思考人與數字技術的關系，審視信息時代、數字社會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