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夢龍

一

《給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我想本號的讀者已經不陌生了。這部電影本身，我們已經談過了（）。這是一部以情動人的作品，它展示的是我們在過去歲月所珍視的情誼，一種撐過苦難時代的堅韌力量，可以說這是一部適配中國人情緒與價值觀的電影。

這樣一部作品，它值得成功，它要是被埋沒就可惜了，它要是被人嘲諷，揶揄，質疑，那么我建議應該和那些陰陽怪氣的人保持一些距離。

我想大多數人是愿意相信，在過去的艱苦歲月里，或許細節有所不同，但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當然，電影把這個故事置于下南洋這樣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一個特殊的人群，把一段已經漸漸泛黃的華人打拼史重新送回我們眼前，使故事有了特別的意義。

閩廣之間，依山傍海，人多地少，資源矛盾突出，歷來有海外貿易的傳統。近代以來，下南洋成為閩粵兩省普通人重要的謀生手段，篳路藍縷，多少人埋骨異鄉，悄無聲息，又有多少人白手起家，開拓出一番事業。

對南洋華人的歷史和現狀，我這里不做過多贅述，作為南洋華僑的后代，我在之后的文章中會專門來談一談這個問題。這里我只是指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即使到了近代，西方殖民者酷烈的統治已經相對緩和，不再動輒對華人開展定期屠殺；即使經過幾代人的打拼，華人已經在南洋站穩腳跟，并通過宗族鄉里這樣的組織形式相互扶持，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路徑，下南洋仍舊是一件迫不得已、備極艱辛、充滿風險，乃至很容易丟掉性命的事情。

但不下南洋是不行的，不下南洋連番薯都沒得吃，更不要說養活家人，買房置地。說到底，下南洋是一件死里求活的事情。一個下南洋的家庭，男人要奔赴千里之外謀生，女人要守護家庭，一去半生，生死茫茫，全靠幾封僑批傳訊。在東南亞真正的吃人叢林里，在洋人和土著的地界上，斗爭與團結是生存的日常，誰是我們，我們是誰，我們要如何生存下去，這是首要的問題。

由此，下南洋的人群逐漸形成了一套社會道德準則，以宗族鄉里為組織，堅守傳統，前后提攜，最終在南洋打出一片天地。這就是《給阿嬤的情書》的時代背景。這也是我說的，一種戰勝苦難的力量，在艱難的環境里，個體必須依靠集體才能生存壯大，由此社會的價值觀，道德導向要趨向于忠誠、團結、互助、友愛，對傳統、家庭、友誼、鄉誼的格外重視。

所以，在那樣的年代，有那樣的人，有那樣的事，是值得我們相信的。真正的苦難會淬煉道德，締造傳奇，而我們的先輩，確實是那樣的人。就像，我如果把這個故事的背景放在二十世紀初的革命戰爭歲月，又或者放在六十年代大漠深處的馬蘭基地，同樣的音信相隔，生死茫茫，一轉身或許就是一生。我想大家都會相信，會有那樣的人，那樣的事，用一生來守護一份信諾，一份情誼。

二

當然，在這部電影上映之后，贊賞之外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重提南洋僑史的中國根脈很是讓一些人，一些地方應激起來。這一點我會另文討論。而還有一些人，則對這個故事展現的傳統價值觀乃至故事的背景地，感到不適。他們質疑、嘲諷，揶揄，翻出當地種種不好的舊聞，好像宣示他們已經甩掉了那些不值一提，為他們所鄙夷的舊時代包袱，正要引導時代大踏步走進屬于他們的后現代。

作為《給阿嬤的情書》的故事發生地，潮汕地區本身確實是帶有一定爭議的地區。閩粵兩省，尤其是閩南到潮汕地區，由于歷史、地理等因素，是我國遺存傳統社會保守成分較重的區域。用現在流行的話，也就是前現代成分保留較多的地區。

這一地區往往呈現出類似的社會風貌。一方面，當地方志、士紳往往以海濱鄒魯自詡，強調本地早已化蠻為治，禮教澤被，人文繁盛，忠孝節義蔚然成風；另一方面，當地民風彪悍，好勇善斗，素來號稱難治，宗族鄉里意識濃郁，民俗活動繁多，帶有文化上的封閉性，不免給人一種自成一體，難以融入的觀感。尤其是這一地區至今保留著不少舊時代的遺風舊俗，和當下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經常引來爭議。

過去，我們推崇移風易俗，閩廣一帶的遺風舊俗常常是輿論抨擊，揶揄的對象。但相對的，閩廣又是中國近代以來經濟始終比較活躍的地區。尤其不能否認，當地的人文傳統在當地人開拓進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遠的不說，我們還是以《給阿嬤的情書》為例。它的初期破圈，這種特殊的地域優勢是明顯的。作為一部文藝片，在初期排片極少的情況下，得到了潮汕地區的集體支持，士農工商齊上陣，依靠潮汕四市高達90%的票房占比，避免了被其他大片打垮而匆匆下映，硬是撐到片子的口碑出圈，得以在上映近半個月后逆襲，由此才一飛沖天。

當然，《給阿嬤的情書》能成功關鍵是自身水平立得住，它開局的逆風，更多是小成本電影在當下嚴重疲軟的電影市場環境中缺乏有效的宣發途徑。但不可否認，潮汕地區那種濃厚的鄉土情結，強烈的集體意識這次辦成了一件大事。這種情形，幾十年來，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是不少見的，往往也被看作閩廣地區的一種獨特區位優勢。

說到底，以勝敗論英雄。多年的社會實踐檢驗，閩廣地區自有一股自信力，尤其是閩南和廣府，一直有自己的獨立文化圈，優越感很強，外界的批評在經濟優勢面前也顯得無力。可以說，自我國開啟現代化和市場化經濟進程以來，關于前現代社會傳統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爭議就沒有停止過。

三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在社會高速發展，物資極大豐富的同時，當代也表現出強烈的社會離散跡象。城市化帶來人的離散化，原子化，雖然溫飽已經不再是問題，但置身于快速變化的社會之中，現代人往往處于一種普遍的焦慮與不安。

在快節奏現代都市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缺乏穩定長久的社會關系。熟人社會解體，社會共識變得模糊，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短平快的生活節奏，使功利導向的極端個體反而游刃有余，大得其利。各種極端事件層出不窮，又得不到有效糾正，使很多人覺得人心不古，產生了強烈的的道德憂慮。這時，傳統社會那種穩定的人際關系和成熟的社會規則，又讓人們產生一種過去很不錯的感慨。

作為閩廣地區的住民，我置身其間，也愿意和大家看一下對這一情形的看法。

首先，我不贊成迷人的老祖先或者三代之治、上古美好歲月之類的看法。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當然有它好的地方，不然不會被長期傳承。從閩廣地區的社會實踐來說，有組織勝于無組織，獨特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是一種劃定出我們的重要手段。但在另一面，傳統的生活方式畢竟是建立在過去的生產力條件和生產力關系之上，必然存在大量不符合當下社會價值觀，甚至可以說不合時宜之處。

這一點，就好像我們開始說過去當然有木生、南枝、淑柔那樣的人，這樣的人與事在過去不少見。但在另一面，閩廣之間生存斗爭激烈，族群與族群之間關系緊張，好勇斗狠，輕生重利，強調個體對族群的忠誠，以至于族權甚至凌駕于法權。

閩廣地區族群內部的互助團結一貫為人稱道，但同樣為人詬病的是族群劃分的破碎與細化，充滿了內部對立。不能簡單的認為過去的社會充滿了古早的人情味。傳統社會由于生存資源的緊張，個體被要求依附于集體，體現為規矩森嚴，充滿了禁忌。置身其間，人實際上要面臨復雜的人事關系和多重權威的束縛，這是團結友愛的B面。這是習慣了擁有個人空間，喜愛享受個體自由的現代人所難以接受的。

閩廣社會內部，實際上帶有很強的功利性，遵從上下尊卑，貧富貴賤的等級性。如果一個人不能符合社會期待，沒有按規矩來，很容易遭遇內部的排斥。但這種規矩的初衷不是簡單的遵紀守法，而是有沒有偏向自己人，是否有利于小團體。

這就會表現出對法度的漠視和對自己人的無條件包容，呈現給外界的就是閩廣社會的一個個小圈子往往抱團護短又規則意識淡薄。當地開風氣之先，富有冒險精神的B面就是什么都敢干，無法無天。顯然，這和現代人的社會認知和我們所受的社會教育也有一定的差別。

四

當然，我這里要格外強調，這些都是過去的情形了。傳統畢竟立足于過去，面對現代化的沖擊，社會在不斷演進，社會成員不可能被困住過去，如今它消極的一面已經極大消弭了。正因為傳統社會的弊病在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被極大消弭，我們如今更多看到的是傳統社會保留下來積極的一面，所以會很容易產生老祖宗留下的東西都很好，過去社會很不錯的觀感。

這里我舉一個常見例子讓大家方便理解這種變化。閩廣一帶多年來常被詬病的就是重男輕女之風。包括但不限于生不出兒子不領結婚證，生不出兒子夫妻要鬧離婚，這些傳聞，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但實際上，事情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個人概括為重男是客觀存在的，輕女已經基本式微了。重男的思想當然還存在于老一輩的觀念中，甚至青年人受到潛移默化，要生個兒子的念想比其他地區更強烈，這是客觀事實，我不避諱。但長期的計生政策導向和養育成本的增高，消費觀念逐漸從以家庭為中心，轉變為以個人為中心，年輕人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非男不行，更不會把女兒看作家里的次級成員。

我們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閩廣地區和全國其他地方沒有太大區別。城市化穩步推進，小家庭取代大家族，長輩的權威下降，男女的生產力差異基本消失，社會地位自然趨向平等。這使得重男輕女的基礎逐漸消失，最多只余下一些腦海中的念想，而再不是一個可以放在臺面上的社會共識，這也是事實。

就像這些年高價彩禮是一個很多人爭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潮汕是傳統保留較多的地區，但潮汕地區并不是一個高彩禮的地區。相反，當地講求婚嫁相當，嫁妝要和聘禮相當，如果收高價彩禮，沒有對等的嫁妝，那就是賣女兒，是很不體面，不齒于鄉里的行為。經濟上相比潮汕更好的閩南地區，確實是高彩禮地區。但它同樣講求對等和體面，彩禮和嫁妝是掛鉤的，富豪人家的厚嫁給出天文數字是不少見的。

當然，這種厚娶厚嫁的行為給閩南地區的普通家庭帶來體面的壓力，一些人出現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這又是一弊，可以看作傳統社會延續至今的一個B面。

五

在我看來，當下無疑是中國社會文明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個歷史時期，這自然包括國人的素質和社會的和諧。然而，我們放眼當代，國人對物質文明領域的不斷進步是普遍懷有信心的，但對精神文明領域的未來發展，往往是充滿憂慮的。不過，我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憂慮，更多是一種預見性憂慮而不是現實層面的大潰敗。《給阿嬤的情書》所代表的是過去的一端，而現實層面的憂慮是導向未來的一端。

這種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像我說的，傳統社會的規則，無論好還是不好的，都是建立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之上。這種社會結構在現代化的沖擊下逐漸消解了，即使閩廣地區，其實也是深受影響，不能自外的。指望靠前現代來對抗后現代，脫離了具體的生產力基礎，其實是不現實的。

然而，隨著現代化的深入，傳統社會關系的消解，新的標準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這種混沌無序，使人與人的交往充滿了不穩定性。老實人吃虧，無賴得利是這個時代的社會痼疾。比誰更善于鉆空子，巧妙的穿行于道德之下，法律之上，玩弄規則于股掌之間，恰恰是資本發家的精髓，也是市場經濟自由導向下，劣幣驅逐良幣的天然行為。

從歷史經驗層面說，作為我們前面的石頭，西方社會包括日韓已經展示了一幅禮崩樂壞，社會無法自救，人們互相傷害，逐步淪為廢墟的場景。在這樣的場景里，規則的重建是通過社會崩潰，共識消亡，所有社會成員一起輸掉、共同受害，人們在實在無法忍受以后，勉強恢復起來的。

而這樣經歷過一輪崩潰重建的社會，不免伴隨著生產力的衰退，又缺乏正確的引導，實際上無法再回到原來的發展水平上。最終也只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間，形成一個個執行不同標準，互不買賬，相互對立的小圈子，儼然是亂世之中的塢堡一般。

如果我們從馬列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當代世界的生產力已經極大發展了，但社會的生產關系已經明顯不能適應當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個問題是當代世界的通病，并非我們一家獨有。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能指望通過社會的自然調節來實現匹配的。或者說，人類社會最終可能會通過自然調節來實現二者的匹配，但那是通過魚死網破，積弊爆發，推倒重建，極端猛烈而痛苦的一個變革過程來實現的。

至少從中國政治傳統和我們社會主義體制的角度看，我國自古以來就不同于西方國家。我們擁有更強力、也負有更大社會責任的治理體系，德治一直是中國政治中關鍵的一環，更應該盡力避免這種休克療法式的治亂循環。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治理，應該積極主動地介入社會規則的重塑，不能像西方一樣，表面談法治實際上成了玩弄法律，把社會治理搞成了一樁唯利是圖的大生意。

當然，其中的一個顯著問題是現代人自由的邊界在哪里？我們本身也經歷了從集體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歷了從大家一起過集體生活到彼此獨立的現代都市居民的社會轉化。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社會是存在個人自由和個人空間的。

但隨著后現代的推進，資本主義不斷消滅傳統的社會基礎。個人自由被巧妙替換成放任不管，或者說導向一種被剝離了穩固社會關系后的原子化個體以便于資本的系統性剝削。這恰恰是主導新自由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最近幾十年來走向社會崩塌，又偏偏一去不回頭的根本原因。

我們可以明白的指出，個人的社會原子化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征，而不是終點。正是以個人的原子化為溫床，后現代的疾病蔓延滋生。不穩定的社會關系，使社會成員的生存導向趨向短期牟利，而不再追求長遠發展。利用個體對原子化的無力和憂慮，各種極端意識形態開始制造對立，拉攏成員，近一步破壞社會脆弱的共識。在共識全面失守之后，不同階層，不同族群不得不走向更劇烈的抱團與對立，在互相傷害中劃定出涇渭分明的我們和你們。

這種情形，某種層面上倒和閩廣社會在過去表現出的樣貌頗為相似。畢竟，從歷史淵源來說，閩廣社會的形成正是經歷了崩潰（因戰亂等因素迫使先民南下），重建（在陌生的環境里開拓新家園），動態平衡（不同波次，背景的南下人群互相斗爭，爭奪資源，最終形成勢力平衡），二次出發（在本地達到承載極限后，開始下南洋，尋求外部資源輸入）。這和后現代社會的自然發展是頗為類似的。

而治愈后現代弊病的良藥或許就在于克服人的原子化，恢復人與人的聯系，實現社會關系的良性重建，重新把人置于可靠的大集體之中。中國人一貫善于總結歷史的經驗，在嘗試解決后現代的實踐中，我國傳統社會所遺留的經驗，對國人思想的深遠影響，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當然，這個任務最終只能由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公權力來完成。在社會的變革時期，公權力不能袖手旁觀，而要努力投入資源，主動引導推動社會的變革，通過及時獎懲，以期重塑一種良性、穩定的社會規則，重構個人與國家和集體之間的關系。我們要盡力避免重蹈覆轍，掉進西方已經掉進過的大坑，這才能保證我們社會生產力的繼續進步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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