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英國高等法院專利法庭米德法官在三星訴中興一案中作出公開判決，確定雙方全球標準必要專利交叉許可續簽協議的公平、合理、無歧視條件，并將一次性凈支付金額確定為3.92億美元。與此同時，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此前已在(2024)渝01民初905號案件中，就同一雙方、同一標準必要專利組合、同一全球交叉許可關系，判決三星向中興支付7.31億美元的一次性凈許可費。

兩案存在多處的重合：

• 同一當事人（三星與中興）；

• 同一2G-5G蜂窩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 同一《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

• 同一全球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續簽爭議；

• 同一時期的續約談判；

• 同一公平、合理、無歧視承諾體系，即歐洲電信標準協會承諾體系。

但最終結果卻相差3.39億美元，接近1.86倍。

如果僅從表面觀察，這似乎只是“英中法院費率不同”。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數字本身，而在于：為什么同一個公平、合理、無歧視義務，會在不同法域中生成兩個彼此沖突的答案？進一步說，為什么兩國法院不僅數字不同，而且對“公平、合理、無歧視”本身的解釋，都存在結構性差異？

本文認為，這種差異并非僅僅是法院的判斷分歧，也不是單純的裁判方法論差異，而是公平、合理、無歧視制度本身的結構性結果。

三星訴中興的平行判決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公平、合理、無歧視”并不是一個預先存在的統一標準，而是由不同法域法院在各自制度框架下不斷“裁判生成”的法域性產物。因此，兩案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三個核心問題：

• 同一公平、合理、無歧視承諾為何不同？即“公平、合理、無歧視”為何會在不同法域中生成不同含義；

• 這個不同如何產生的？即各國法院如何通過解釋、方法論和程序制度爭奪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費率裁判權；

• 這個不同會帶來什么？即這種“多中心公平、合理、無歧視”是否已經成為全球SEP治理的新常態。

三星訴中興案中的巨大差異，并非源于單一方法論爭議，而是由一系列連續分歧逐層放大形成。

其邏輯鏈可以概括如下：《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是否覆蓋5G；可比協議范圍不同；談判地位認定不同；自上而下方法的適用命運不同；最終公平、合理、無歧視費率發生結構性分裂。

這是一條“分歧級聯”鏈條。

兩國法院最大的上游分歧，是對《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中5G覆蓋范圍的解釋。合同文本中明確寫道：被許可標準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包括5G。

重慶一中院據此認為：文義已經明確；許可標準不包括5G；“純5G功能”排除條款僅是技術性安排；《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只能作為2G至4G可比協議。因此，中國法院的結論是，5G不在該協議覆蓋范圍之內。

而米德法官則得出了相反結論。英國法院認為，如果5G完全不被覆蓋，“純5G功能”條款將失去意義；協議整體結構表明雙方意在實現全面停戰；商業目的決定5G“事實上被覆蓋”。因此，英國法院認為，5G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覆蓋。

這一處分歧，決定了后續所有方法論方向。

如果5G已被《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覆蓋，則：該協議可以作為完整可比協議；中興不能再次主張完整5G價值；英國法院也可以一次性完成全球費率覆蓋。

如果5G未被覆蓋，則：5G必須單獨定價；中國法院可獨立確定5G價值；全球公平、合理、無歧視裁判權被重新分割。

因此，這并不僅是合同解釋問題，而是：誰有權定義5G價值的問題。

兩國法院隨后在可比協議選擇上形成完全鏡像式的對立。

英國法院最重視中興與蘋果之間的許可協議。原因在于，該協議完整覆蓋5G；受到非公平、合理、無歧視因素污染較少；拆分和調整更為簡單；也更適合作為確定真實公平、合理、無歧視費率的基礎。

但中國法院恰恰拒絕該協議作為核心可比協議。重慶一中院認為，中興在受到美國制裁后財務狀況惡化，談判地位嚴重弱化；蘋果利用了這種弱勢；該協議價格被壓低，因此不具有可比性。相反，中國法院采信了2023年三星與諾基亞之間的許可協議。

米德法官則將諾基亞、愛立信等企業相關協議視為受到訴訟威脅顯著推高的協議，因而不具有可靠可比性。

于是形成一種極具象征性的局面：兩國法院實際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公平、合理、無歧視參照系。英國法院認為最可信的協議，中國法院認為最不可信；中國法院認為最可信的協議，英國法院認為最不可信。

這一部分，是兩案最深的方法論差距。

米德法官用了大量篇幅認定：美國制裁導致中興現金流危機；中興主動表達“快速成交”意愿；中興缺乏對外許可經驗；中興沒有足夠的標準必要專利訴訟能力；蘋果和三星在談判中均明顯強于中興。但他同時強調，三星與蘋果并不存在惡意。它們只是履行以最低價格達成交易的商業職責。因此，英國法院的核心邏輯是：弱勢談判地位導致相關協議價格偏低，進而形成非公平、合理、無歧視結果，法院必須對其進行向上調整。

重慶一中院則沒有進行類似深度的事實查明。其重點更多放在經濟模型、可比協議結構以及自上而下計算方法上。

于是，兩國法院在“公平、合理、無歧視費率是否應剔除談判力量影響”上，事實上走向了不同方向。

兩國法院對自上而下方法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態度。

英國法院認為：累積費率高度敏感；特征價格模型的變化空間很大；專利占比存在不確定性；不同通信代際的權重依賴假設；最終結果區間過寬。因此，自上而下方法無法幫助法院作出可靠選擇。

而中國法院則認為：7.8%至8.5%的累積費率具有合理性；特征價格模型已經經過保守修正；計算結果沒有超過行業認知范圍；足以作為5G費率基礎。

于是，英國法院拒絕采用自上而下方法，中國法院則以自上而下方法為核心。這意味著，雙方不僅費率不同，連“費率是如何生成的”也已經不同。

上述差異，并非偶然。其根源首先在于兩國法院使用了不同的“解釋路徑”。

雖然雙方都適用加州法解釋《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但英國法院更重視商業目的與整體結構，中國法院則更重視文本確定性與文義邊界。因此，英國法院采用“整體加目的”的解釋方法，中國法院則采用“文義優先”的解釋方法。

這背后是兩種法系長期形成的解釋習慣。普通法傳統中的合同解釋，強調“合理商業人”視角、商業常識以及合同的商業目的；大陸法體系則更強調文本穩定性、法律確定性和文義優先秩序。因此，同一份合同在不同法系中自然可能被賦予不同含義。

更深層的差異，是法院角色本身。

英國法院在公平、合理、無歧視案件中，越來越像“合同填補者”。雙方已經談妥絕大多數條件，只剩價格無法達成一致。法院的任務是補完未達成部分，生成一個“法院版全球許可協議”。因此，英國法院天然傾向整體解釋，傾向一次性覆蓋全球，也傾向最大化法院確定許可協議的完整性。

中國法院則更像“邊界裁判者”。其任務是劃定權利義務邊界，明確哪些內容已經被許可，哪些內容尚未被許可。因此，文義邊界更重要，5G是否被明確寫入協議更重要，法院也不會主動替雙方補完合同。

于是，兩國法院雖然都在處理公平、合理、無歧視問題，但一個更側重“生成合同”，另一個更側重“解釋邊界”。

但這些差異，還不是終點。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公平、合理、無歧視沒有全球統一裁判機構。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只要求成員作出公平、合理、無歧視承諾。但是，什么叫公平、合理、無歧視，誰來決定公平、合理、無歧視，全球費率如何生成，都沒有統一機制。因此，公平、合理、無歧視事實上變成各國法院爭奪解釋權的制度市場。

自無線星球訴華為案以來，英國法院已經建立起“全球公平、合理、無歧視法院”的地位。它通過全球費率裁判、禁訴令和全球許可安排，形成了以倫敦為中心的裁判格局。

中國法院則在近年快速進入這一領域。武漢、深圳、重慶等地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政策和規則，共同推動中國法院參與全球費率裁判。三星訴中興案正是這種裁判權競爭的體現。

因此，英國法院認定5G已被覆蓋，實際上意味著“全球公平、合理、無歧視費率已經由我裁判完畢”。而中國法院認定5G未被覆蓋，則意味著“5G價值仍然屬于中國法院可以定義的空間”。

于是，《2021年專利許可協議》解釋之爭，本質上是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裁判權之爭。

最終，問題會繼續向下追問：為什么公平、合理、無歧視一定會落入這種多中心競爭？答案在于：公平、合理、無歧視承諾本身并不是完整合同。它只是專利權人向歐洲電信標準協會作出的單方聲明，并沒有完整對價，沒有統一管轄，沒有統一救濟，也沒有統一裁判機制。

因此，公平、合理、無歧視并不存在一個預先固定的統一意義。它的含義只能由不同法院在不同案件中不斷填充出來。于是，英國法院填充出一種公平、合理、無歧視，中國法院填充出另一種公平、合理、無歧視。二者都可能合法，但并不必然相同。可見，公平、合理、無歧視并不是一個全球統一標準，而是一組法域并行標準。

三星訴中興案所揭示的，并不是制度失靈，而是公平、合理、無歧視制度本來就具有多中心結構。

FRAND到底誰說了算？三星訴中興給出的最現實答案是：沒有一個天然、統一、超越法域的“最終說了算者”。ETSI承諾提供了制度入口，卻沒有提供統一裁判機關；FRAND寫進了全球通信產業的共同規則，卻必須通過各國法院的具體案件被解釋、被計算、被生成。英國法院可以用全球許可框架生成一個FRAND，中國法院也可以基于合同邊界、可比協議和5G價值生成另一個FRAND。二者的沖突并不只是數字沖突，而是全球SEP治理進入多中心時代后的制度現實。

因此，三星訴中興案真正留下的問題，不是3.92億美元還是7.31億美元更接近“正確答案”，而是當不同法院都在解釋FRAND、計算FRAND、塑造FRAND時，企業已經不能再假設全球只存在一個穩定的FRAND標準。未來的SEP談判，不再只是技術實力和專利數量的競爭，也將是法域選擇、訴訟節奏、可比協議建構和裁判話語權的競爭。FRAND并沒有消失，但它正在從一個看似統一的承諾，變成由不同法院共同參與、彼此競爭、不斷生成的全球制度市場。三星訴中興不是例外，而是預告：在新的SEP秩序中，誰能把FRAND講清楚、算出來、判下來，誰就可能在事實上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