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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最新主題演講實錄：新結構經濟學將掀起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結構革命”

5月14日，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北京大學出版社、新結構經濟學研究聯盟共同主辦了“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研討會”。

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圍繞“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及對青年學者的期盼”作了主題報告。

以下為演講實錄。由新經濟學家智庫在不改變原意的基礎上略經整理：

林毅夫：歡迎參加今天上午召開的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研討會。感謝此前幾位演講嘉賓對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在推動自主理論創新、構建新結構經濟學知識體系方面所作努力的肯定。

我們知道，自主理論創新是自主知識體系的內核，而自主知識體系則是自主理論創新的系統整合。作為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推動者，以及試圖構建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倡導者，我想利用今天這個機會，談談為什么從1988年開始我便致力于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同時，我也想借此機會探討如何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以構建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最后，我還想對在座的年輕朋友們提出幾點期盼。

為什么要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

我們知道，理論的功能在于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盡管目前主流經濟學已經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知識體系，但任何理論是否適用，都取決于該理論的前提假設與應用場景是否一致。

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始終以英國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為基礎，這些理論必然以產生它們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等條件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與發展水平同產生這些理論的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異。將這些理論直接應用于我國，便會產生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我在1988年便認識到這一點。

1988年，我國發生了自建國以來首次高達18.5%的高通脹。按照當時西方的主流理論，治理通貨膨脹應該提高利率，投資需求隨之降低，消費需求也會減少，總需求下降，從而影響通貨膨脹預期。并且，這被認為是一種好辦法，因為提高利率后，只有利潤較高的好項目才能保留，而回報率低的項目會被淘汰，如此既可以治理通貨膨脹，又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這套理論看似非常有效。

然而，1988年我國采取的是治理、整頓，即運用行政手段壓縮投資項目。從西方主流理論的視角看，這是一種非常不理性且非常低效的治理方式。但我當時遇到了一個矛盾：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像西方主流理論所描述的那樣不理性，那么為什么從1978年到1987年，我國能連續多年保持平均9.9%的經濟增長率，而且上下波動幅度并不大？

要知道，一個發展中國家取得一年幾個百分點的增長都極為不易，而中國當時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能夠連續九年取得9.9%的增長，恰恰說明中國政府必然是非常理性和十分了解本國狀況的。

正是這種認識上的沖突，讓我開始反思我們所學所用的那些所謂主流理論。發達國家的理論是以其當時的發展階段和諸多條件為暗含前提的，這使我認識到，任何理論本質上都有“刻舟求劍”的意味，即以其產生時的特定狀況作為前提。

當這些前提與發展中國家并不相符時，我們若希望以自身的知識與智慧貢獻于國家進步，就必須深入理解本國國情，提出新的理論。今天，我特別高興地看到，新結構經濟學從1988年開始萌芽，以反映我們發展階段特征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切入點，來分析中國的發展狀況。第一篇合作完成的文章探討的便是1988年中國通貨膨脹的制度成因。特別高興的是，自1988年以后，我們便形成了從要素稟賦及其結構這一獨特視角來觀察中國的轉型與發展，并逐漸形成了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們出版了《中國的奇跡》一書，同樣是與蔡昉、李周合作。在該書中，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與分析框架已基本完備，以要素稟賦決定產業結構、進而要求相應的基礎設施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這種分析范式在當時便已形成。

當然，由于我們采取的視角與分析方式與主流理論不同，我們所做的許多判斷、論斷常常引發爭議。但是，理論的生命力在于，根據理論分析所作出的各種推論，能否被后來的實踐所印證。

例如，根據《中國的奇跡》中的分析，當時國際上盛行的觀點是，由于中國沒有遵循主流的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盡管當時發展得不錯，但崩潰不可避免，因而“中國崩潰論”一度甚囂塵上。對此，我們曾預測，如果中國堅持當時實事求是、漸進雙軌的轉型方式，那么到2015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到2030年，按市場匯率計算，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

這一論斷在當時非常大膽，但實踐印證了我們的判斷——中國在2014年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了美國。至于按市場匯率計算，我想到2030年也是八九不離十，應該會超過美國。

此后，2007年，我應邀到劍橋大學講座，將這套源自中國經驗的分析框架運用于研究二戰以后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的成敗，揭示了少數成功與絕大多數失敗的根本原因，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論斷。

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我有機會于2008年赴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成為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擔任此要職。世界銀行的同事及我領導的由一千多位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精英組成的經濟研究團隊，都懷有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強烈意愿，且世行擁有各類項目資源，本應是最具影響力的發展機構。但實際情況是，盡管世行目標高遠，致力于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使8億多人口脫貧的同時，除中國以外的世界貧困人口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

世行的這些精英們掌握著最先進的理論，并有發展項目配套執行這些理論觀點，卻未能實現其預期目標。究其原因，與我1988年時的認識如出一轍：他們拿著從發達國家總結出來的主流理論，應用到條件迥異的發展中國家，出發點雖好，結果卻與理論預期有巨大差距。

因此，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之際，我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名詞。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由于其物質條件不同，產業結構和制度結構也必然不同。我們必須將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結構的異質性和內生性引入理論思考，形成新的理論來指導發展實踐，才能實現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崇高目標。

2011年，我應邀到耶魯大學作庫茲涅茨講座，這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學講座之一。在那次講座中，我首次以“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政策的理論框架”為主題發表演講，并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發表在世界銀行的《經濟觀察》期刊上，由此向經濟學界正式宣告新結構經濟學的誕生。

同樣令我感到榮幸的是，正如趙川東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剛才所講，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我有幸應邀在會上作了匯報。從那次座談會至今已近十年，我們迎來了自主理論創新的春風，我個人以及我想在座的各位同仁都深受鼓舞。

林毅夫在現場發表演講

接下來，我想談談如何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以構建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用眾多理論來解釋，而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至今近二百五十年，已構建起一個非常完整的知識體系。面對發生在中國的一切現象，幾乎都能找到現成的理論進行解釋，并且用這些理論來解釋往往也顯得很有說服力。

例如，在我國轉型期，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大重要課題。之所以要改革，是因為其效率不高。當前最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認為，任何企業只有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即產權歸于經營者，才是最有效率的安排，否則必然因經營者與所有者利益不一致，進而會導致低效。經營者作為雇員而非所有者，對經營收益沒有剩余索取權。從這一理論出發，它判定國有企業必然效率低下。若簡單地做回歸分析，將全部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用任何統計指標衡量，似乎民營企業效率都更高，因而這一觀點也容易被美國人接受。

因此，我們要從事自主理論創新，第一點就是必須抱持“常無”的心態。面對任何現象，不能立刻想到現有理論怎么說，而必須首先自己去深入了解這個現象。

如前所述，任何現象都可以套用許多理論，但就國有企業而言，主流產權理論看似嚴謹，也成為國內相關學科領軍人物所秉持的理論。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除了產權差異外，還存在別的不同：國有企業通常處于資本很密集、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并且承擔著防止私有資本利用資源壟斷獲取暴利等職能。而民營企業大多處于競爭性行業。只有通過自身的觀察看到其間的差異性，才能認識到，現有主流理論不區分產業特性及企業所承擔目標的不同，其分析方式是不恰當的。

因此，如果我們想抓住時代的機遇，從事理論創新，就必須要抱持“常無”的心態。為何如此？因為任何經濟現象都蘊含著暗含前提，而理論皆為特定背景下的產物，即所謂“刻舟求劍”。只有秉持“常無”心態，我們才能洞察現象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

這一點，我在倡導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一直強調，并專門出過一本書《本體與常無》，在與師生們交流時，希望他們能夠擺脫現有理論對思想的束縛，用我們自己的雙眼，像新生的嬰兒那樣重新看待世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認識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用我們傳統哲學的方式來表述，拿現有的理論來看世界，是“第二義”的觀察方式；我們必須運用“第一義”的觀察方式，即不帶有任何理論偏見與預設，直接去觀察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這就是一種“常無”的看待現象的方式。

那么，如果要秉持“常無”的心態，直接觀察真實世界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究竟該如何去觀察呢？總體而言，在分析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時，存在“唯心”與“唯物”兩種世界觀。

我從1988年開始踐行構建自身理論體系至今的探索中，我徹底贊成并始終堅持唯物史觀。這一立場正與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相印證——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其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

新結構經濟學自1988年后逐步形成的一系列不同于主流理論的觀點，正是從“唯物”的立場出發，以要素稟賦這一物質性因素作為切入點，來觀察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與轉型。為何要堅持唯物史觀？我個人的實踐和哲學閱讀都證明，唯物史觀是真正能夠揭示現象本質的。而要素稟賦，是一把非常好的入門鑰匙。

眾所周知，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反作用。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關系固然重要，但它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因此，推動社會進步，起第一性作用的還是生產力。

總書記在提出“新質生產力”時，也強調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新結構經濟學較早地認識到了產業是如何決定的——各個國家、各個社會的產業，是由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

由此，如果我們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是第一性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第一性的，生產力以產業為載體，而產業又由要素稟賦決定，進而決定生產力。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分析鏈條中，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第一性的因素。

新結構經濟學正是將物質第一性進一步具體化，認為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一性的決定力量。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便是從作為第一性物質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出發，來觀察我們的國家、社會與發展，進而形成了一系列推論：生產結構是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的，基礎設施是要適配生產結構的，上層建筑中的各種制度安排，也應當適配于生產結構。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第一個基本立足點。

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結構變化難易程度不同，會產生時間差，因此常常因結構變遷的內在摩擦，造成制度結構與生產結構之間并非完全匹配，這是一種常態。當然，有時國家也會為了追求效率之外的目標，如安全等，去推動不同于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生產結構，這就會產生扭曲。結構是內生的、扭曲是內生的，經濟運行也會將這些內生性呈現出來。這便是新結構經濟學“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視角。

如果我們新結構經濟學要進行理論創新，就應從這一視角出發，觀察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發展轉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轉型的各種現象，并由此進行理論創新。并且，如果我們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視角來統領理論創新，那么我們形成的理論就能有一以貫之的邏輯鏈條整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自主的知識體系。

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提出的，后來我們發現，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各個分支，無論是宏觀、貨幣、財政，還是經濟周期、產業組織、空間布局、國際貿易等等，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暗含前提的。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其結構各有相同。

因此，如果我們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異質性和內生性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實際上可以在各個領域掀起一場“結構革命”。所以，新結構經濟學雖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提出，但想明白這點后，我們的認識更加清晰了：它實則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我們從物質第一性的結構內生性，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化。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結構為暗含前提，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因物質條件不同而導致的結構、制度及經濟運行方式的差異。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既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但我們必須從第一性的作用出發，這實際上是對現代經濟學進行一場馬克思主義化的革命。

最后，談談對年輕朋友們的幾點期盼。前面談到，現代經濟學以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為起點，至今已近二百五十年，若以二十五年為一代，則已歷經十代人的努力，其體系才如此完備。

坦率地講，確實很難找到一個現象不能用現代主流理論來解釋，盡管這些解釋未必都抓住了問題本質，但其知識體系極其完備，邏輯鏈條清晰，極具說服力。我們新結構經濟學，從1988年開始，也不過三十八年；若從2011年耶魯講座正式向學界公布至今，更只有15年。相較于強大而完整的主流理論，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仍是星星之火，亟需在座年輕朋友們，像西方主流學界那樣，一代接一代地投身其中，共同努力，不斷深化理論創新，方能最終構建起發源于中國的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這是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們常說，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同樣，青年也是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希望。

我特別高興，今天在座以及線上的有如此多的青年朋友參與。如果大家真能從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唯物的視角出發，總結我國以及其他國家發展轉型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正如1995年我在《經濟研究》創刊四十周年時曾大膽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因為自亞當·斯密以來，世界經濟的中心就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就是理論創新和大師輩出的中心。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就已超過美國，展望2049年，我相信我國的經濟規模能達到美國的兩倍甚至更多。世界經濟中心正向中國遷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必將向中國轉移。各位若想抓住世界經濟學中心向中國轉移這一時代機遇，首先必須有“常無”的心態，絕不能簡單地拿中國的數據去驗證西方的主流理論。若一見到中國現象，便套用西方主流理論，那樣固然能寫出文章，但你無法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不僅無法抓住，還可能誤導社會，因為你未能抓住中國現象的真問題。會不會像我在世行所見的那些經濟學家一樣，雖心懷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責任感，卻因拿著不恰當的理論，花費大量金錢和項目，卻收效甚微？

我們做經濟學研究，目的是為了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為了改造世界。必須將改造好世界作為做研究的目標，如此方能抓住這個機遇，推動理論創新。

在這個問題上，時代機遇就在眼前，但能否抓住，取決于正確的世界觀。我們不能再拿那些多屬上層建筑、可歸類為唯心范疇的理論來套用，而必須從唯物出發，從各個國家的物質基礎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即新結構經濟學“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視角。

同時，必須有正確的、做研究的人生觀——做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經由自己認識世界來幫助人們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最重要的目標，甚至是唯一的目標。至于能否發表，不是主要的。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不可否認，自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至今近十年，我們迎來了自主理論創新的春風，但總體而言，自主理論創新仍多處于起步階段。新結構經濟學起步較早，不過三十八年，若你現在搜索文獻，相關研究仍不算多，且當前期刊的主編和評審人多仍堅守主流范式，要發表提出自身理論創新的文章面臨不少困難。

但如果你以發表為目標，就很可能放棄自主創新。如果出發點是那樣，就很難抓住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所帶來的理論創新機遇。

所以，要迎接這個時代，既要有正確的世界觀，也要有正確的人生觀，清楚自己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自身認識世界，進而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最重要的目標，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我相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力提升，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創新方向也必然向中國轉移，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大師也必然匯聚于中國。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幸運的時代，十年前總書記開始倡導自主創新，為我們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也特別高興，《新結構經濟學》期刊能夠獲批正式出版，其暢通的渠道為我們所有致力于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同仁和青年朋友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成果、相互切磋的平臺。

最后，請允許我用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話做總結：“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以此與大家共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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