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美關系是我們關注的一個焦點，但中美關系真的沒那么重要。

中國和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全球南方的關系要遠遠比中美關系更加重要。這個道理是非常清晰淺顯的，因為中美之間的原來經濟上的互補性已經越來越弱，競爭性越來越強了。合作空間越來越小了。

對于中國解決自己內部的經濟問題來說，美國也起不到太大作用，中國不需要美國的市場。中國自己的體量就足夠龐大，解決內部分配、內部需求等問題，本身就已經足夠具有世界性了，接下來中美各走各的，各打各的就好。

那種一切向美國看齊的心態，其實是長時間的PUA的結果。

中日韓處境上很相似。東亞的特點是它整體上還沒有完全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一個穩固位置，它還處在一種緊張、動蕩、變化之中，但是它還沒有板結起來，沒有和一套強有力的規則和程序鎖死。

東亞地區都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去走完歐美幾百年走完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是所謂壓縮現代性，在這個過程中它必然會經歷明顯的代際的認知斷裂。這些國家和地區一開始是通過制造業上的趕超，通過外貿來獲得世界產業鏈上的比較優勢的，是以一種非常的奮斗、非常內卷、非常優績主義的心態去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的，所以東亞地區的社會壓力肯定是比較大的。

現在東亞依然是世界制造業中心，是全世界競爭壓力最大的一個區域。優績主義和資本積累這套邏輯依然有效，它是跟父權制是有很密切的內在聯系的，它能造成很嚴酷的壓抑的社會模式，但是恰恰是社會發展階段造就了這樣的競爭模式，因為要追趕，因為別人已經占據了最優勢的資源了。

在優績主義之下，社會內部的價值觀會變得非常單一和短視，思維也會變得原子化和狹隘。會面臨著思想文化上非常嚴重的危機和精神內耗，這個是高速發展和追趕的必然代價。

在20世紀的歷史，日本形成軍國主義，對于韓國、中國等國家造成深重傷害，這有其自身歷史文化原因，但它同樣也是資本積累危機的結果。歐美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都試圖向外擴張、尋找新的市場與新的積累空間，而當內部危機加劇時，它們往往會通過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來轉移矛盾。

東亞在沒有主心骨的狀態下，它 的發展肯定是局部性和依附性的，沒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是要陷入到一種殘酷的競爭模式的，它是會互相內斗、互相仇恨的。現在東亞依然沒有完全擺脫這樣的地位。

但是中國的發展并不是為了東亞三國在這樣一個生態位去進行內部競爭、薄紗，盡管這是歐美樂見的。歸根結底來說，中國是要帶著東亞和世界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的。

現階段還是要肯定優績主義、自由競爭它是依然具有某些積極、正面作用的。現在還不能夠放棄，但是它必須是有效的、人本的，也就是不能再把人當成是耗材和資源那樣去利用。就是要有所引導，以及要更加克制，這個應該是我們的發展主旋律，也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及優勢所在。

新一代的年輕人他們已經對于優績主義比較厭倦了，但是客觀上來說，優績主義以及非常重視競爭的這種模式，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就是往往喊著反優績主義、反內卷的這些人，他們是接受了優績主義的邏輯并將話語權建立在這上面的，他們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他們覺得還不夠多，只是想要換更多的好處。

過去的幾十年中國處在高速的發展階段，作為社會大部分成員的廣大勞動群眾作出了最大的貢獻，付出了主要的代價，而且他們的生活目前還處在一個比較缺乏尊嚴、缺乏保障的狀態。

輿論傳媒領域的很多人雖然是贏學敘事，但這還是根據對手的偏見在定義自己，還是停留在過去的，沒有真正去發現現實的問題，建構自己的一個新的認知，自己提問題，還是在別人留給他的框架之中去進行一個很受限的自我表達，從虛假的普遍主義跳到了同樣脆弱的民族主義特殊主義的一端。

中國面臨的任務是復雜的，就是用國家能力一方面駕馭資本，一方面利用資本，調動積極性，在這個過程中解決分配和發展平衡的問題。 這兩個方面舍棄哪個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發展還是是有共同性的，但不一定是線性的，歐美日韓其實不是我們的終點，不是我們向往的黃金天堂。

美國模式完全市場化，拋棄無法帶來利潤的人群。歐洲陷入經濟停滯，底層貧困化，近幾十年的全世界的財富分配規則都是有利于富人有利于資產持有者，少數人財富吸納能力越來越強。

終結歷史的社會模式自己很早就被終結了，但沉溺于贏學只會陷入自我放棄的末人心態。

東亞是可以站在歐美肩膀的，歐美早就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套長期的可持續的正義模式，或者說是敘事，從而獲得合法性。西方它用的是它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啟蒙主義、民主自由、程序正義的這套思路，但是這套思路已經非常僵化，它顯然已經不足以去面臨當下的問題了。歐洲、美國他們的所謂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所謂的這種看起來很白左的敘事，它其實發揮了一個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作用，這樣的話它讓它的社會具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凝聚力、向心力。

所以這套規范它必須要成為整個社會的具有強制力的共識性的東西，在社會意識層面去扎根，這樣才能夠調節這個社會成員的行動。這個看起來是后現代主義的，但實際上它是應對后現代主義的一個解決方案，它是要克服那種徹底瓦解的社會前景，然后達成的一種比較低水平的合作方案，因為它已經放棄了通過理性，通過非常嚴謹的規劃的方式去實現一個良好的現代社會的目標，他已經放棄了這個維度的追求，轉而把這個社會的發展去交給市場，交給原來占據更多財富和優勢的這些群體。

所以說這種敘事它其實對他的社會的團結，對于這個社會的集體行動的能力其實起到一個兜底的作用，在關鍵時刻也是可以進行動員的，保留了最后的手段，從俄烏戰爭中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

從這個角度也就能夠理解他們為什么對于假想敵始終保持警惕和忌憚，為什么堅持威權和自由的二元對立敘事。因為這樣才能夠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家能力。這不是傲慢或者愚蠢，而是高度政治自覺的體現。

美國與中國不是意識形態對手。 或者說，中美爭奪的應該是人類社會的未來的定義權，應該進行健康的競賽，共同監管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爭取更好服務兩國人民，而不是走"實力政治"的老路。

其實到頭來。中國跟美國就沒什么好聊的。反而日本和韓國更有潛力成為我們朋友，當然這個過程可能不會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