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為何“延后”了7年：

繞不過去的臺灣問題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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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海公報》發布，尼克松成功實現了中美關系的“破冰”。人們原以為新中國與美國的正式建交會在短時間內“水到渠成”，然而，這一等又是將近7年。究竟是什么拖住了中美兩國建交的腳步？

水門”堵住建交之門

尼克松1972年訪華時曾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實現與新中國的建交。1973年1月，他如愿連任美國總統。2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帶著中美雙方互設貿易使團的強烈愿望而來。

5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在對方的首都設立聯絡處。聯絡處在推進中美關系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沒有國旗的大使館”。

但就在此時，尼克松開始深陷“水門事件”的泥潭。

6月17日，以共和黨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詹姆斯·麥科德為首的5人，潛入位于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安裝竊聽器并偷拍有關文件，當場被捕。該事件第二天就被曝光，雖未影響尼克松的連任，但在之后持續發酵。尼克松遭到國會彈劾、被美國民眾唾棄，被迫于1974年8月8日辭去總統職務。

同時，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起石油危機，隨后進一步引發了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深受打擊，國內矛盾尖銳。尼克松疲于應付個人和本國的危機，無暇顧及中美關系的推進。

尼克松辭職的次日，時任副總統福特繼任美國總統。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務是消除尼克松帶來的美國社會撕裂、應對經濟蕭條的影響，以及贏得下一任總統職位。中美關系依然無法成為他的重要關切。

1975年12月，福特訪華。當時，尼克松先前的承諾不能兌現，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經歷了兩年的僵持，而且在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年中也不可能有突破。在這種情況下，福特總統方面向中國領導人說明美國的國內情況和對外政策，取得了中方的諒解。

福特計劃把與中國建交放到贏下大選之后再解決，但在1976年的美國大選中，福特失敗，民主黨卡特當選總統。

中美蘇的“三國殺”

卡特的外交決策主要倚重兩個人的意見：國務卿萬斯與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這兩人都認為研判中美關系必須把蘇聯也考慮在內，但他們的看法存在分歧。萬斯認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必須以不損害美蘇緩和為前提；而布熱津斯基認為，要改善美國的戰略地位，“要更多地注意中國，因為中美關系對美蘇關系產生直接影響”。

這種分歧讓卡特對于中美建交猶豫不決。而執政初期，卡特更多受萬斯影響。在當時他的《總統備忘錄》中，中國事務只被排在第44位。

其實，與蘇聯的關系一直顯著影響著中美關系的走向，從尼克松時期已明顯表現。美國在尋求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同時，也在尋求與蘇聯緩和關系，而且美國政策的重心常常在兩者之間搖擺。

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中美蘇三邊關系的總情況是：美蘇爭霸促使了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又反過來促使了蘇美關系的緩和，而美蘇緩和則使中美和解的緊迫性對于美國來說相對減弱，遲緩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美國在越南戰場的失利，使其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的美蘇爭霸中轉為戰略守勢，而蘇聯則處于戰略攻勢地位。這是尼克松不遺余力地推動中美關系“破冰”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報》的發布轟動世界。日本朝野震動，中日關系被提到首要事務上。9月25日，田中角榮就任日本首相后第80天，正式訪華。29日，中日簽訂《中日聯合聲明》，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

而尼克松那邊反倒放緩了與中國建交的腳步。除了要準備連任，還有個重要原因是，他于訪華3個月后訪問了蘇聯，并與之成功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緩和了兩國關系。

到了1978年，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年初，蘇聯幫助阿富汗的親蘇勢力成功發動政變，并乘機向其派出軍事顧問。與此同時，蘇聯不斷向非洲擴張，并在1978年5月進行了一次洲際導彈試驗，在軍事上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

這一年，美國和蘇聯關于第二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沒取得預期的進展。美國對蘇聯采取“人權外交”，支持與蘇聯政府有不同政見的人物。美蘇關系日趨緊張，卡特開始重新審視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性。

對于越南，蘇聯不斷拉攏、援助。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意圖稱霸東南亞，這一舉動使得中越邊境劍拔弩張。

面對咄咄逼人的蘇聯，中美兩國都倍感壓力。中美兩國領導人都逐漸認識到，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對彌補各自日益惡化的戰略形勢有著重要意義。

在執政后期，卡特開始更為重視并采納布熱津斯基的建議，并委派后者訪華。1978年，中美關系正常化開始進入快車道。

繞不過去的臺灣問題

臺灣是中美關系中最為敏感、最為關鍵的問題，要想真正推動中美建交，就不可能回避臺灣問題。

1974年11月，福特派國務卿基辛格來華訪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與之會談。基辛格解釋了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兩個難處：一是美臺間有《共同防御條約》；二是美國國內親臺勢力影響很大。基辛格提出兩點具體建議：一、美國愿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但要在臺灣設立聯絡處；二、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臺灣的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不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御關系”。

顯然，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出現了倒退。鄧小平明確回答，中國不能接受。中國堅持：中美關系正常化要以“三個條件”為前提，即美國必須同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廢除同臺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和從臺灣撤出一切軍事力量。在美國“斷交、撤軍、廢約”之后，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這是中國的內政。用何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萬斯對臺灣問題的態度相對消極。力主美國早日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布熱津斯基則向卡特專門呈文，建議重申尼克松對中國所作的五點“承諾”：一、承認中國方面關于“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二、將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三、在我們離開臺灣時，我們將保證日本人不進入臺灣取代我們；四、我們將歡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而不支持臺灣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軍事行動；五、我們希望美中關系正常化，并設法促其實現。

隨著蘇聯持續對美國的挑戰，再加上中國決定加速經濟發展，卡特政府把中美關系正常化提上了議事日程。布熱津斯基所倡導的路線逐漸得到白宮重視。

鄧小平親自參加了

四次會談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訪華。次日，鄧小平會見了他。鄧小平表示：在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上，我們雙方的觀點都是明確的，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了。中方同意在北京就正常化問題與美方進行具體談判。

7月5日，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與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開始就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至11月2日，共談了五次。前四次談判，成效不大。在11月2日第五次談判中，美方提出了聯合公報草案，基本亮出底牌。

此時，國際和雙方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都要求中美兩國領導人抓住時機，作出戰略抉擇。越南在中越邊界不斷挑起事端，中國正在考慮對越進行有限的自衛反擊。為了牽制蘇聯，中國需要通過同美國改善關系而增強自己的地緣依托。

同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改革開放即將啟動，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經濟和技術聯系，美國也需要進入極富潛力的中國市場。

鄧小平決定親自同伍德科克談。12月13-15日，兩人就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舉行了四次會談。

14日晚9時，伍德科克再次緊急約見鄧小平，奉命回答中方提出的問題：一、美方同意公報中寫入反霸條款；二、總統在回答記者問時將表示，美方在1979年將不向臺灣出售軍火和軍事裝備，但這不能影響提供已承諾和起運的軍火。鄧小平說，那1979年以后呢，是否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伍說，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雙方在美售臺武器問題上分歧較大，一時難以彌合。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以戰略家的宏偉氣魄，果斷決定不讓美售臺武器問題影響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計劃進行”，實現關系正常化，美售臺武器問題留待以后繼續討論解決。

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兩國發布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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