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提起袁世凱，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竊取革命果實、勾結列強倒行逆施的國賊？還是主持新政改革陸軍，用鐵腕謀得權力的梟雄？

二者都是袁世凱，二者都不是袁世凱。

在《袁氏當國》中，歷史學家唐德剛提出，袁世凱是一個歷史三峽轉型期的悲劇角色。“他望峽生畏，要掉轉船頭，但此時已駛船入峽，灘高浪險，掉頭逆水，必然翻船。”

民初歷史亂成一鍋粥，本質是歷史轉型期必然經歷的陣痛。在趁熱喝了之前，我們不妨先一起來看看，這鍋粥里究竟有什么，才讓袁世凱翻了船，讓他死后的中國走上了軍閥混戰的惡政共和時代。

01

誰讓袁世凱做大總統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獨立，革命軍勢如破竹。

然而這只是個開始。

此時，未來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還在老家垂釣，靜候時機。

他在等什么？

時間回到1895年。甲午戰爭后，時年三十四歲的袁世凱受命以德、日方法操練新式陸軍“定武軍”。至1905年，北洋六鎮新軍已全部編成。這六鎮正規軍不但器械精良，訓練有素，并且袁之外幾乎無人能隨便調動。與此同時，袁世凱還主持新政，籌備君主立憲，一時間權傾朝野。

新政功臣手握重兵，自然引起清廷的警惕。宣統即位后，攝政王載灃第一時間將袁世凱罷免還鄉。如今，由蔭昌統率的清軍在前線節節敗退，清廷別無選擇，只能再請袁世凱出山。

《走向共和》

袁世凱不是李鴻章，無意再給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當裱糊匠。在他看來，清軍和革命軍南北對峙，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清朝只能靠他鎮壓起義，而革命軍急于統一，卻奈何不了他的勢力。反過來看，無論幫哪一方，事成后恐怕都會落得飛鳥盡、良弓藏。如此一來，不如挾持雙方，既能自保，也能趁機問鼎權力巔峰。

11月底，北洋軍攻陷漢陽，直指武昌革命軍政府。兩天后，北京密函武昌，提出三項條件：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袁世凱出任大總統。

武漢軍政府同意了。

傳統史學范式看來，這無疑是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表現。然而，唐德剛告訴我們，歷史決定的背后有著復雜的現實考量：

多省起兵反清，不過是墻倒眾人推的形勢。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經費不足，兵力有限，必須依仗各省大員和立憲派。而張謇等立憲派人士也希望政權和平過渡，確保原本效忠清廷的外蒙、西藏等地不會隨著清朝覆滅而脫離民國版圖。

如今前線戰事焦灼，邊疆地方勢力抬頭，而革命黨內部也已出現地方派系斗爭的苗頭。眼看起義要演變為曠日持久的內戰，到時候，只怕列強趁機出手，將中國瓜分。

袁世凱曾是清末立憲的重要推手，各省咨議局多由親袁派掌握，加上手握北洋軍隊，在此局面下無疑是主持大局的不二人選。如今他既然主動拋出橄欖枝，那么革命代價將大大減少，共和國能盡早建立，領土統一也有所保障，有何不可呢？

12月，南北代表在上海英租界議和。革命黨承諾，清王室遜位后將予以優待，且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便選他做大總統。

話雖如此，革命黨請袁主政，畢竟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孫中山回國后，各省代表迅速在南京集結，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十分清楚，袁世凱是革命黨、立憲派、守舊派都能接受的人選。他與同盟會骨干必須稍退一步，才能建成一個領土完整的中華民國。面對怒斥革命黨背信棄義的袁世凱，孫中山再三致電，承諾只是暫代臨時大總統，清帝退位后隨時讓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孫中山旋即履行諾言。3月，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自此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

02

版本更新，大總統不好當

作為一個帝制下成長起來的舊式官僚，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后，很快發現，這個在五千年歷史中找不到藍本的位置并沒有那么好做。

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孫中山臨時政府在制定《臨時約法》時頗費了一番苦心。其中最核心的一條便是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內閣總理向國會負責，國會投票后，臨時大總統才能轉正。這樣一來，袁世凱就變成了虛位元首，權力處處掣肘，哪怕第一任內閣的實權部門幾乎都由親袁派擔任。

此外，國會議員由選舉產生。袁世凱雖然趁第一任總理辭職后擅自組閣，一舉將剩下的革命黨成員踢出了政府，但他還不了解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國會這套新玩法。

以排除同盟會的女成員為代價，宋教仁團結另外幾個小黨，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一舉拿下8月的國會選舉，眼看就要組成一個完全脫離袁氏掌控的政黨內閣。黨內人心大振，甚至有人揚言，要趁機另選正式大總統。誰知轉年3月，宋教仁驟然遇刺，一時矛頭紛紛指向袁世凱。

《辛亥革命》

一百多年過去，殺害宋教仁的幕后主謀至今沒有定論，但袁世凱和國民黨的矛盾卻因此徹底激化。盡管黨內以黃興為主的成員主張法律解決，但孫中山為首的多數派卻決定武力討袁，甚至“聯日抗袁”。1913年7月，轟轟烈烈的二次革命最終爆發。

然而，唐德剛提醒我們，武力討袁并不具備合法性，反而給了袁世凱清剿對手的機會，并開啟了武力決定一切的局面。沒有自己軍隊的國民黨根本不是北洋軍的對手。

如今游戲規則回到袁世凱熟悉的版本，原本為了遣散革命軍的善后借款也適時到賬，他便趁機收回了原本由國民黨籍都督控制的省份，并成為平民百姓心中穩定和秩序的象征。

至此，民國初年建設民主共和的理想徹底流產。權力的天平再次倒向袁世凱。他的下一步，便是乘勝追擊，將軍事成果轉化為政治成果。

但是，新生的民國仍然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外患比內憂更加嚴重。同年，英國入侵西藏，劃出麥克馬洪線，妄圖步步蠶食我國領土。沙俄也趁機勾結外蒙地方勢力，瞞著中國政府訂立條約，企圖煽動獨立。

一戰爆發后，日本更是趁著西歐列強無暇東顧，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為了防止其他列強橫插一腳，日本還嚴令袁世凱政府保密。

在弱國無外交的時代，袁世凱政府深知，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便是把這些要求向世界曝光。隨后長達四個月的談判中，袁政府使出渾身解數拖延周旋，一面利用國民輿論制造壓力，一面暗中向英美透風。

最終，日本被迫放棄最兇殘的第五號七條，其他各號也大幅縮水。但面對日方訴諸武力的最后通牒，中國也無法再拖。5月25日，雙方簽訂了遠沒有原案苛刻的《中日新約》。

事后袁世凱在國務會議上沉痛地說：“大家務必認此次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然而話猶在耳，這位剛在外交上為民國爭得一絲喘息空間的政治強人，轉頭便投入了一件遺臭萬年的無恥之事——稱帝。

03

恭喜大總統可以稱帝了？

結合與親歷者的口述史訪談，唐德剛發現，袁世凱稱帝并非單純的野心膨脹，而是在轉型期失望后的掉頭逆行。

民國成立以來，曾對革命有功的一些小軍閥、小黨人或是在地方上橫行霸道，或是在政府中追名逐利，民眾怨聲載道。二次革命后，期待穩定和秩序，許多政治精英都對共和體制大失所望，其中甚至不乏原同盟會成員，袁世凱本人同樣如此。

于是，在“共和體制不合國情”的輿論下，在“建設中國非袁莫屬”的幻覺中，在智囊團的輔助下，袁世凱一步步加強獨裁，開啟了他的稱帝之路。

借二次革命削除地方勢力后，袁世凱迅速自我扶正為正式大總統，并解散了國民黨。因法定人數不足，國會直接癱瘓，隨后被徹底解散。隨后，袁世凱一面組織“御用國會”，一面把《臨時約法》增修成一部完全適合自己意志的“袁記約法”。新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總統任期十年，可連任，并可指定三位候選人密藏金匱——既可傳賢，也可傳子。

《建黨偉業》

那頂皇冠，似乎只是差一個儀式。

1915年8月，楊度等六人成立籌安會，公開宣稱“君主立憲優于共和”。在籌安會的運作下，帝制運動如烽火燎原，一發難收。民意上，各個民間請愿團紛紛上書，請大總統稱帝。學理上，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適時出臺，主張與其搞畫虎不成的共和，不如復辟君主制。

即便如此，袁世凱仍有顧慮。盡管有意稱帝，多年的政治經驗讓他相當明白做皇帝的風險：如今北洋各將官逐漸做大，要是槍靠不住了怎么辦？西方列強已承認民國，要是不承認這個中華帝國怎么辦？政府缺錢，如果南方各省宣布獨立怎么辦？

最終，稱帝的愿望壓過了風險的考量。12月11日，參政院全票通過推戴書。兩天后，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正式稱帝，改元洪憲。

這個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

云南率先起義，蔡鍔、唐繼堯組織護國軍通電討袁。貴州、廣西、廣東、浙江、四川、湖南相繼宣布獨立。北洋系的班底散了，日本明確反對，國內人人喊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6月6日在全國唾罵中病逝，臨終前只說了一句：“他害了我。”

這個“他”是誰？

歷史沒有給出答案，唐德剛也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將一個被簡化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重新放回歷史的復雜網絡中：北洋軍、立憲派、同盟會、地方軍閥、國會政客、外過列強……各方勢力在歷史三峽的激流中碰撞、糾纏、妥協、背叛。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操盤手，每個人都被時勢推著走，又在推著時勢走。

《袁氏當國》講的不是一個人的成敗，而是一個舊秩序轟然倒塌、新秩序遲遲未能建成的時代。

讀懂這段歷史，也就讀懂了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那段彎路，究竟彎在哪里。誠然，由于本書初稿完成于1998年，部分詞匯的使用或對特定社會現象的指代帶著時代的印記，但這絲毫不掩其在宏觀歷史上的洞見。

《袁氏當國》最難得之處，也恰恰在于它沒有把歷史寫成“忠奸臉譜”的道德故事。唐德剛的筆法極有張力，既保留了學術著作的史料密度，又帶著一種近乎說書人的敘事節奏。

無論是袁世凱在洹上“垂釣待價”，還是南北議和時各方勢力的明爭暗斗，抑或洪憲帝制前夕政客、軍人、列強彼此試探的復雜心理，都被他寫得活靈活現，讓人讀來像是在看一部波譎云詭的政治長篇。

《辛亥革命》

書中大量結合當事人口述、私人回憶與訪談材料，尤其讓那些原本平面的歷史人物重新擁有了情緒、猶疑與局限。于是我們看到的，不再只是一個教科書里的“竊國大盜”，而是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既有能力也有野心、既想維持秩序又無法跳出舊時代思維的人。

對于許多只在課本中見過“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二十一條”這些名詞的讀者而言，《袁氏當國》真正厲害的地方，正在于它能把已經褪色的歷史重新“講活”。

更重要的是，唐德剛延續了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史評傳統。作為一個在抗戰炮火下成長的歷史學家，他在敘述中始終懷抱對民族虔誠的殷切期盼，并以此為基準盡可能公正地臧否人物。

他不僅為我們呈現了袁世凱的復雜面貌，也毫無保留地抨擊了這些人的歷史罪過。對于黃興、宋教仁等心懷大義的理想主義者，他更是在指出其瑕疵的同時，予以熱切稱贊。這種寫作風格，在公共話語逐漸極化的當下，更值得我們借鑒。

翻開這本書，你會看見一個遠比課本里復雜百倍的袁世凱，和一個亂成一鍋粥卻值得我們反復品味的民國初年。在歷史的三峽里，我們與其說是在看袁氏的翻船，不如說是在審視那個時代所有中國人的突圍。

文/等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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