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深夜，重慶歌樂山林園官邸一片混亂。身披長袍的老蔣剛剛做完最后一次禱告，侍從們便躡手躡腳的忙碌著，連咳嗽都不敢出聲。

就在幾個小時前，他還信誓旦旦地宣布11月30日中午飛成都，誓與重慶共存亡。

這個深夜里，五輛黑色轎車突然從林園方向魚貫而出，沒有開燈，在重慶特有的冬霧中幽靈般駛向白市驛機場。不到半小時，三架飛機在爆炸的火光中升上漆黑的夜空。

而此刻，由老蔣親自挑選、全系浙江籍子弟組成的精銳警衛部隊還在重慶市區的街巷中嚴陣以待，這支“御林軍”不知道，自己的“最高統帥”已經拋下他們，消失在西南的茫茫夜空中。

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被騙的恰恰是老蔣最信任的人。

1949年11月14日，老蔣由臺灣飛抵重慶。

彼時的中國大陸，長江以北已全部解放。南京、廣州也接連被攻克，老蔣能攥在手里的只剩下西南一隅。他抱著一線希望，企圖依托四川盆地天險，像當年的蜀漢一樣據守一方，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轉機”。

可即便由他親自坐鎮，局面還是以驚人的速度崩塌。

11月29日下午，解放軍的炮聲已抵達長江南岸。對岸的九龍坡、楊家坪燃起沖天大火，汽油桶的爆炸聲此起彼伏，濃煙籠罩了半邊天。老蔣苦心經營的“新長江防線”，在幾天之內土崩瓦解。

此時的他最害怕的不是長江對岸的解放軍，而是近在咫尺的“自己人”。

彼時，老蔣最信任的“御林軍”部隊有兩支。一支是由江浙籍士兵組成的“國防部警衛團”，一支是由川軍組成的負責保衛重慶工廠、倉庫和飛機場的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簡稱“內二警”。

“內二警”的總隊長叫彭斌，是重慶榮昌人，講武堂出身，軍銜為國民黨陸軍中將；副總隊長張佐斌畢業于黃埔九期，是浙江籍軍官。

1949年8月老蔣重返重慶后，“內二警”被賦予了新的使命——擔任老蔣的外圍警戒。張佐斌后來回憶，他調了3個大隊約2000人在林園周圍警戒，又調了一個大隊守衛白市驛機場的3架專機。毫不夸張的講，老蔣在重慶的半條命都攥在這支部隊手里。

“內二警”成員們心里都很清楚，他們終究是“雜牌”。

11月下旬，劉鄧大軍進至綦江、南川一帶。11月27日，老蔣下令把林園、白市驛機場等處的守衛全部換上了自己的嫡系部隊，而“內二警”則被調到長江南岸去抵擋解放軍。

這分明是一招借刀殺人。彭斌和張佐斌非常清楚自身實力，一支輕裝備的警察部隊，拿什么跟劉鄧的正規野戰軍作戰？

不過，這也是老蔣的一貫做法——把不信任的隊伍調到前線當炮灰。再加上彭斌早年曾在劉伯承手下當過營長并參與了瀘州起義，如今劉鄧大軍壓境，生性多疑的老蔣不可能不懷疑彭斌的“忠誠”。

11月29日下午，“內二警”奉命從長江南岸撤回北岸，防守佛圖關到朝天門一線。

彭斌和張佐斌在菜園壩江邊秘密會面。兩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起義”這個詞，但說出的每一個字又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彭斌率先開口：

4個支隊控制城內老蔣的嫡系力量，2個支隊直撲林園官邸活捉老蔣。

張佐斌帶隊入城后，意外卻發生了。駐守城內的國民黨364師羅君彤部突然用機槍朝“內二警”猛烈開火，事后才知道這是重慶衛戍司令楊森安排的。楊森根本不信任“內二警”，早就想找機會打垮這支雜牌部隊。

因此，“兵變”剛一開始，就陷入了混戰。

也就在“內二警”在重慶街頭與364師交火的同時，林園官邸內的老蔣收到了兩條讓他冷汗直冒的情報：一是駐重慶附近的國民黨謝增新師已經宣布起義；二是解放軍的一個師正直撲白市驛機場，目標是封鎖機場、截斷他逃跑的空中通道。

從林園到白市驛本不算太遠，但潰兵的人流完全堵塞了公路。老蔣的車隊被堵在路上動彈不得。潰兵們認出了這是往機場方向走的車，有人便破口大罵：

老蔣唯有裝聾作啞，和蔣經國一道下車步行。后來，蔣經國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當時的混亂場景：

好不容易抵達白市驛機場，老蔣不敢再多待一分鐘。當晚，他在專機“中美號”上度過了在重慶的最后一夜。11月30日凌晨天色剛亮，飛機便迫不及待地沖向陰沉的天空。

幾個小時前還信誓旦旦“與重慶共存亡”，幾個小時后就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成都。這就是老蔣所謂的“最后一戰”。

張佐斌后來回憶，大約凌晨12點30分，他和彭斌正在山洞方向會合商議，突然看見5輛小車從林園方向疾馳而來。由于全城電燈被爆炸震熄，他們沒能看清是誰的車。不多時，3架飛機升上漆黑的夜空。

彭斌和張佐斌面面相覷，這才恍然大悟——老蔣跑了！

這樣一來，那場精心策劃的兵變還沒真正打響，就已經失去了目標。

如果說“內二警”的倒戈是雜牌軍對宿命的反抗，那么“國防部警衛團”的覆滅，則更令人唏噓。

這是真正的“御林軍”，是老蔣嫡系中的嫡系。這支部隊排以上的軍官全部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且絕大多數是浙江籍。

11月29日，當老蔣倉皇逃向白市驛機場時，正是董兆鈞帶著一個連的官兵護送他。一路上潰兵如潮，董兆鈞護著老蔣在車流和人流中艱難跋涉。

逃到成都后，警衛團繼續擔任老蔣的貼身警衛。為了收買人心，蔣經國還頻繁和官兵們聊天，用的還是奉化家鄉話。他信誓旦旦地向官兵們保證：離開成都時，一定帶大家一起飛往臺灣。

12月中旬，當解放軍的包圍圈越收越緊，老蔣把董兆鈞叫到面前，緩緩道出了真相：

轉身，他和幾名親信悄然駛往鳳凰機場，飛向臺灣，“御林軍”一個也沒有帶走。

被拋棄的警衛團被改編為第16兵團60師，董兆鈞臨危受命成了少將師長。但這支從未有過實戰經驗的“子弟兵”，早已軍心渙散，開小差、逃亡的事件接連發生。當解放軍真的打過來時，有軍官主張拼死一搏。董兆鈞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話：

“內二警”和“國防部警衛團”的最后命運，各有各的荒誕。

那個曾經對老蔣心懷感恩、在“起義”與“盡忠”之間反復掙扎的彭斌，最終還是選擇了倒戈。

而董兆鈞的“國防部警衛團”則在投誠后煙消云散，董兆鈞本人最終逃往臺島，余生都背負著“投降”的污點。

1949年冬天重慶的那一幕，不過是這場漫長潰敗的一個縮影。最令人感慨的，莫過于那些被主人親手拋棄的“忠誠”衛士，被俘后都不知道，老蔣的飛機早已在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