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2年陳云獲悉姐姐獲得政府資助，要求調查資助金額，并指示有關部門立刻停止接濟安排
1952年初冬，北京剛下過一場小雪，一封由中財委辦公室發出的公函飛往江蘇吳江。信里只有三句話：查清每月接濟數額；12月起立即停發；后續費用由陳云個人承擔。
新中國成立才三年，財政口袋并不寬裕。為了安頓老區烈屬，各地普遍設有“革命家屬優待費”，吳江縣向陳云的姐姐陳星發放的，正是這筆錢。在多數干部看來，這是組織對功臣家庭的體恤，無需多慮。
陳云得知此事，立即要工作人員起草信件。他只留下了一行批注：“公家錢，一分也不能碰。”語氣冷硬，態度卻明白：原則大于情分。縣里接到公函，一時犯難，延遲執行，想再等等看。
一個月后，第二封信又到。“為何還未停止？”陳云在邊上加了批語。吳江縣這才如實上報金額，從當月起終止優待費。多年后翻看檔案，兩封信件仍然靜靜躺在卷宗里，字跡勁挺，語氣分毫未改。
接濟停了，并不代表姐姐無人照顧。陳云托熟人帶去生活費，又把陳星接到北京住了小半年，吃住全包。姐姐想回老家，他只說一句：“你安心，我送你回去。”車票、行李、路上花銷，全由自己掏。
陳星年事漸高，1972年病重。那年秋天，吳江縣來電報，說她在友人凌文英家寄住多年，留下幾件舊家具，不知如何處理。陳云回函：“家具照原主財產處理，一概交公。”筆跡微顫，卻未給家鄉留半點為難余地。
對外毫厘不取，對內一樣鐵面。大女兒陳偉力上小學前，忐忑地問：“能不能告訴同學，我爸是誰？”他放下文件，平靜地說：“不行，你是你，我是我，別拿父親當資本。”短短十余字，女兒一生銘記。
上世紀60年代，于若木買回一條高價毛巾被，滿心歡喜。第二天，商場降價，她想問一聲原因。陳云搖頭：“別問，國家經濟是機密，我得帶頭守規矩。”一句話，把家庭好奇心堵回肚子里。價差他自掏腰包補貼，誰也不得再議。
這樣的人，自然對自己更苛刻。皮鞋后跟磨穿，竟用紙板墊著再穿；十多年的刮胡刀，不到鐵銹穿孔決不換；開會時，水杯見底必添開水把茶葉味泡干凈。有熟人請客，他常一笑：“該聊的辦公室說，不在飯桌上說。”
有人疑惑：“至親在老家吃補助，不是什么大事，至于兩次追著要停么？”熟悉他的人明白，這不是較真，而是底線。革命年代的苦日子，早把“公私分明”刻進骨子里。換了和平年月，規矩依舊是規矩。
1995年4月10日，90歲的陳云在北京病逝。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發現那把陪伴他幾十年的舊刮胡刀仍在抽屜一角，刀鋒鈍得幾乎銹斷。旁邊是一沓早年的匯款回執，收款人，仍是遠在吳江的姐姐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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