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峰

居民增收，事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促消費、擴內需等經濟政策的重要起點。

“十五五”規劃綱要中，居民收入的目標有重要變化，“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一表述，將此前的“基本同步”調整為“同步”，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絕大多數省（區、市）“十五五”規劃綱要都已公布，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未來五年，各地城鄉居民增收舉措“多管齊下”，對提高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分別進行了部署，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促進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被寫進多地“十五五”規劃綱要，成為完善收入分配機制的重要原則。

“這是對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原則的繼承與創新，也是對‘十五五’時期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回應。三個‘多得’共同構成了激勵全社會拼搏奮斗的價值導向。”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戰略規劃室主任魏國學近日接受采訪時指出。

河北、山東、江蘇、上海、廣東、廣西、貴州等省（區、市）“十五五”規劃綱要都提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那么，如何提高工資性收入？關鍵是要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有的地方針對不同類型的用人單位分類施策。比如，對于國有企業薪酬管理，有的地方提出“加強和改進”，有的地方提出“規范”，山西強調“強化工資效益、薪酬業績‘雙聯動’”，江西提出“深化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改革”。

對于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內蒙古提出“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補貼制度”，廣東提出“改革完善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事業單位薪酬體系”，湖南提出“健全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動態調整和正常增長機制”。

有的地方特別強調了學校、醫院、科研院所等單位的工資制度。河北提出，實施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做好合理保障義務教育教師薪酬待遇相關工作。貴州提出，落實義務教育教師待遇保障機制，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公立醫院薪酬制度。吉林提出，推進高校、科研院所、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擴大績效工資內部分配自主權。

隨著工資制度的完善，技能越高的勞動者，他們的收入越高。“十四五”時期，我國累計有4400多萬人次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6000多人次獲評特級技師、首席技師，他們中有不少人拿到的工資和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接近。

德州工程職業學院社會培訓處處長王曉菲獲得過中華技能大獎、全國技術能手稱號，是一個從普通紡織工人成長起來的技術人才。王曉菲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她深刻體會到了技能改變人生，但當前高技能人才缺口仍然較大，建議加大財政投入，設立產教融合專項基金，鼓勵更多企業參與高技能人才培養。

“財產性收入增長，對拓寬居民增收渠道意義重大。”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說。

房地產、股票、理財產品等，是居民最主要的財產。多地“十五五”規劃綱要都對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做了重點部署，構建多層次、可持續財產性收入增長機制。

江蘇提出，豐富適合個人投資的債券等金融產品，強化依托個人合法不動產獲取收益的能力；浙江提出，豐富個人養老金投資等多樣化金融產品；海南提出，豐富滿足居民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云南提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豐富居民可投資金融產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紅激勵機制；重慶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利息、股息、租金、保險等財產性和經營性收入，穩步提升家庭財富。

新的要素能產生新型財產性收入，且已被納入政策支持范疇。山東提出，擴展管理要素參與分配途徑，增強數據要素賦能作用；江蘇提出，增加以知識產權、數據要素等收益為代表的新型財產性收入；貴州提出，探索通過土地、資本、數據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陜西提出，構建知識、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機制；甘肅提出，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探索建立合理分配數據要素收益的方法制度。

如何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四川提出，探索通過土地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財產性收入；貴州提出，健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扶持政策同帶動農戶增收掛鉤機制，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探索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廣西提出，引導農戶將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增加收入。

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特別要注意城鄉居民共同增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李長安近日撰文指出，“加快補齊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特別是要在盡快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方面下功夫。”

多地“十五五”規劃綱要都制定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目標，重慶提出，到“十五五”末期將這一比例控制在2.1∶1左右；北京提出，“縮小到2.15”；貴州提出，“收窄到2.6∶1左右”；安徽提出，確保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國、高于城鎮。

增加居民經營性收入，需要加強金融、財政、營商環境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黑龍江提出，完善小微創業者扶持政策，支持群眾從事“小攤小店”等經營模式，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帶動小農戶增收，提升家庭農場生產經營能力，提高農民合作社發展質量，穩步擴大經營性收入規模。

內蒙古提出，鼓勵發展個體經濟，引導地方政府融資性擔保機構支持“三農三牧”、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推動文旅富民。

貴州提出，加強個人創業和小微企業擔保貸款貼息和優惠擔保費率支持，落實重點群體一次性創業、場所租賃補貼等。

隨著城鄉融合深入發展，農村居民開展經營性活動的場景越來越豐富，增收手段越來越多。福建提出，充分挖掘農業多種功能、鄉村多元價值，支持農戶發展庭院經濟、特色種養、手工作坊、民宿經營等適合家庭經營的產業項目。山東提出，鼓勵發展林下經濟、庭院經濟、民宿經濟，實施好高素質農民、鄉村好青年培育計劃和人才回歸工程，培育造就更多“新農人”。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應重視村莊的資源條件和稟賦，為新型產業和社會資本做好用地載體和承接，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住宅發展鄉村新產業新業態，同時要打通宅基地再利用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銜接通道，通過建立健全相關保障機制，確保盤活利用的農村閑置宅基地用于鄉村產業發展。

增加經營性收入，特別要注重扶持與減負協同。浙江就提出，有序廢改對收入有收縮和抑制效應的政策。

“國家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也著力為群眾減輕生活負擔，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有效緩解群眾在生育、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支出壓力，消除后顧之憂，進一步提振消費意愿。”馬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