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經濟的好壞在民營，民營的好壞在信心。
這個道理都知道，跟你喜歡還是討厭民營沒關系，問題是，民營的信心又從哪來，不還是要看經濟的好壞，這繞了一圈又回來了；一種惡循環的發生，說明遭遇到系統性的問題，并表現為悖論。
那么，擺在民營面前的都是什么悖論？
第一個悖論：理論悖論
我們在改革初期時，是完全實干的作風。
但是，在基礎理論上，特別是經濟學領域，沒有什么建樹。全國１４４０家馬列學院做是中世紀經院哲學解釋學的功夫，可以說，離實踐很遠。
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在爭論二百年前的古老話題，在批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無法走出塞納河畔；然而，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一個智能機器人的出現，通過無人工廠重新審視《資本論》中剩余價值的公式，這種現實的介入，已經讓傳統理論失去了解釋力。
現實離不了民營，它支持了四億就業，不是說下個宏觀文件，國企就能一夜之間提供出四億工作崗位，所以，吳小平的民營經濟離場論，不管在理論上多么“正確”，在現實中只能當成個笑話。然而《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這就是悖論，是理論與現實的悖論。
第二個悖論：干預的悖論
既然中國已經結束了計劃經濟的模式，選擇了市場經濟，那就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必須是一個以法治為靈魂的平等競爭的營商環境，從而實現以市場主導資源配置的政策方向。
相反，超越市場規則，市場非化的行政干預，直接取消非公經濟的經營權，哪怕是一個個案，也極具殺傷力，民營經濟在所有制層面的根基動搖了，這不是失去了信心，而是失去了信任。
合理的方式是堅持程序正義，誰取消，誰賠付，要有法律依據，而不是辦公室精英直接下指令。
第三個悖論：成本悖論
中國的歷史上，從來都有財政運行中的擴張成本的沖動，機構越減越多，人員越減越冗雜，文景之治還能實行輕賦稅，到了漢武帝時，經濟與軍力都要強大得多，但花錢的能力也在膨脹。
體制成本過高，會產生尋租經濟，說是規范治理，可五花八門的許可證背后全是交易，要花錢，要養證的，其實，大多數企業都是形同虛設。
經濟本來就有壓力，民營經濟又有這么多的悖論，如何負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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