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有一個名人叫鄭毓煌(zheng.yu.huang),經常發布有關大學校門是否對公眾開放的視頻。這位鄭教授原來曾是清華大學博導,后來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營銷學博士,在這方面很有成就,屬于資格很老的那種學術界名人。更重要的是:他既有強大的中方文化底蘊,又有西方高校任職的經歷,中西通吃,兼容并蓄。
不知道這位鄭教授出于什么目的,究竟是閑的沒事干出去消遣,還是出于提升社會的認知使命感,反正在網上經常看到他帶著老媽去全國各地每一個大學門口,看看能不能只憑身份證就能夠自由出入。
這一方面是拷問大學的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這所大學的學術方向,能否經得起社會的監督檢驗。因為畢竟大多數大學都是公共財政建立的,作為公民納稅人有權力檢查自己的成果,同時也為自己或自己孩子的未來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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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道,湖北武漢大學校門已經完全開放。武漢自近代以來就開風氣之先,率先開展洋務運動,漢陽鋼鐵廠漢陽兵工廠的建立,對我國近現代民族革命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抗戰八年,很多中國軍隊就是扛著漢陽造跟日本人拼殺的,雖然比不上鬼子的三八大蓋,但總比拿著大刀長矛強多了吧。
武漢位于長江和漢江的交匯處,是中國陸地和水運的最大樞紐,號稱九省通衢。近代推翻滿清的武昌起義就發生在這里。
2024年我經過武漢回深圳的時候,剛開始我一直心里打鼓,因為我知道如果不走高速通過城區的話肯定很難走。但沒想到的是經過武漢全程都是一級干線公路,而且沒一分錢收費,沒有一個紅綠燈,屬于免費準高速。
這更讓人刮目相看,武漢發展這么迅速肯定是有原因的,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基因早已經刻在骨子里。
鄭教授是1975年出生在福建仙游的,同時也是中共黨員。按道理說這個年齡功成名就,該帶著老媽到處游玩一下,看看風景,可是他卻偏偏跟大學校門杠上了。
按道理說,以鄭教授這樣的資深學歷名氣來講,中國任何大學的校門他都能進入。可是他偏偏要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想看一下是否能進去。而且不遺余力要跑遍全國三千多所大學,花錢費力,這究竟圖的啥?
難道是吃太飽撐的?或者是有錢沒處花了?要么就是心血來潮,神經錯亂?
事實上,有一種說法鄭教授其實并不富裕,當初從清華大學出來到深圳創業就是因為錢不夠花,三個孩子在美國念書每年要花200萬,自己的工資根本不夠用,所以才出走清華下海經商。據說他想創辦人人都念得起的互聯網大學,出版了好幾本暢銷書,應該賺了不少錢。
把知識轉化為財富,這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張冠李戴,把美西方那一套照搬到中國來,可能就有些水土不服了。
不錯,美國的哈佛、英國的劍橋等一眾世界名牌學校大學校門確實是開放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學生們可以自由爭論。但是西方國家從中世紀以來經歷了文藝復興、大憲章和人權宣言,以至于產生了工業革命稱霸世界殖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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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沒有經歷這個過程,不錯,經歷近代百年恥辱,我們發憤圖強,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從一個農業國家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
但是很多藏在骨子里的思維和文化傳統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人重視家庭血緣關系,有幾千年封建帝制家天下過程。中國的國情和西方完全不同,這不僅僅體現在思維意識方面,更體現在具體的山川地理當中。
中國人講究“仁愛和平、圣人治世”、講究“親疏有別、內外有別、上下有別、”,人情味很濃,中國有全世界最高的山峰和高原,而且自西向東分為三級階梯,山地和高原丘陵占主體,平原面積較小。而且季風氣候讓降水也極不均勻,東南西南多雨,西北華北干旱。
也就是說,鄭教授之所以在全國各大學校門口樂此不疲,可能也跟他自己想出名有關系,畢竟現在是全民自媒體,他作為資深教授,在網上還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而且開放大學校門這個話題,很容易得到全社會的共鳴,在網上獲取流量,讓他自己名利雙收。
當然,任何一個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必須要得到足夠的尊重和回報,獲得金錢和名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社會資源分配,政治上應該掌握平衡,人們的需求應該通過市場上來調節。通過權力分配資源和通過市場分配資源涇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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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學校門到底該不該開放呢?
據鄭教授講,曾經有一個女孩因為在清華大學旁聽并參加學校組織的各項活動,最后成功讀取研究生,成了有用之才。
我也談談自己看法,1997年的時候,當時是一個熱血少年,離家出走,浪跡天涯,在江南大地四處漂流。那時候是三天餓九頓,前胸貼后背,當身體和思想極度自由的時候,痛苦和煎熬就成為我們覺醒的必經之路。
當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時候,精神生活反而越來越豐富,也賦予了我極大的上進心。
有一天,我在湖南湘潭溜進了湘潭大學,當時就是一個小叫花子,穿著破舊的黃軍裝,腳上是解放鞋,看到大學校園環境優美,綠樹成蔭,鮮花遍地,教學秩序井然,學生們文質彬彬,舉止得體,深受感動。因為像我那種情況就能進入大學,說明湘潭大學大門是完全開放的。
我這個人從小不懂得身份,總天真地認為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在中心小學念書的時候,幾乎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尤其是語文作文更厲害,文采斐然,有理有據。但是我的語文老師還是很鄭重的指出了我的一個缺點:文章人物缺乏身份意識!
這讓我很難理解,以至于多年后流浪街頭的時候,看著燈紅酒綠五顏六色的大城市,我忽然又想起來老師那句話。
也許,當初自己從農村生下來,忽然竄到城市里,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一個不被時代允許的錯誤。
我不想接受學校和家庭的各種約束,但我還想接受各種大學教育,于是我在閑暇時間讀了大學的一些書,在云南的嘉麗澤農場勞動期間,也細細研讀過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我最后總結了一條,一個社會的貧窮和繁榮,歸根結底是由其社會制度決定的,而其社會制度是由這個民族的信仰和文化決定的,一方山水養一方人,很多看起來離奇古怪的事情,如果連貫起來剖析這個民族的文化和傳統,很多問題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開放大學,確實可以讓很多人接受現代文明科技的教育,大學不應該只是教育好本校的大學生,更應該為了整個社會文明整體提升。也就是說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不應該被分開,同在一片藍天下,同飲一江水,大學應該敞開懷抱,接納所有來此求學提升的人,而不應該僅僅只接受一小部分群體。
我一直頑固地堅持,大學首先教會孩子們的應該是如何做人,應該讓他們心里有愛、眼里有光、腳下有路,而不應該僅僅只是傳授知識和技能。因此,我反對那些輕視文科生的錯誤思潮,如果思想都跑偏了,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教育首先應該是凈化靈魂,然后才是學習知識發明創造,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大學應該讓孩子們學會平等、自由、正義等人類一切優良的品質,這樣才能整體提升民族的素質。
畢竟幾千年前的孔子也說過,有教無類,當時的孔子能夠創辦平民教育,能夠接納窮人讀書,也是歷史的一個偉大進步。
世上多一所大學,便會少一所監獄。大學引領人們走向文明,注重提升學生的道德素養,讓整個民族的素養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監獄是對犯罪的懲罰,適用刑罰和管理維護社會的穩定。
如果開放大學,實際上就是減少“精英群體”和民眾的距離,讓整個社會自上而下的架構逐步轉向自由平等的平行。
但是,根據我國目前整體國民素質來看,我覺得如果全面開放大學校門似乎還不夠火候。
我現在做的是綠化工作,據我觀察,很多國人的道德品質和自覺性真的有待提升。別人辛勤勞動打造的很精美的綠化帶,很多人依然會往里面丟垃圾,有些人吃早餐的時候邊走邊丟,有的人明明垃圾桶就在兩米遠的地方,依然隨手把垃圾丟進綠化帶,只要自己看不見就可以了,只要沒人管就行了。
還有很多人打著去青藏高原凈化靈魂的旗號,一路上拋撒垃圾,318過道兩邊的垃圾讓很多志愿者感到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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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不講,如果有些地方民族素養不夠高的話,大量民眾涌進校園的話,很可能變成垃圾遍地的垃圾場。
我長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底層人的想法。
這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很多事情可能會影響到教學秩序和科學研究,你看看跳廣場舞的大媽大爺,還有因為幾斤白菜蘿卜擁擠搶購的人群,或者一些收廢品撿破爛的人也會順手牽羊,這些都會對正常的教學秩序構成挑戰。
所以說,開放大學校門,這個想法是非常好的,大學教育對于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也功不可沒,多一所大學便會少一所監獄。但問題是我們必須明白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和人群,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大學校門是否開放。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放,有些可以局部限時開放,有的還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
中國和美國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都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大國,從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人類文明的走向,而大學作為一個民族意識形態的延續,必然也會打上不同民族的烙印。提升民族整體素質,不僅僅只是需要普及大學教育,更應該努力對公眾開放,當然這可能需要一個過程。
人才才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人才的培養是大學的重點,人是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只有一個民族的高素質才能托起一個民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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