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詞語會變。并不是出于某種特別的惡意；它們會變，是因為一切都在變化。盡管那些拿神明、君王、不變的法律和永恒的傳統來威脅我們的人并不情愿，但一切都在變化。
有些東西變得快一些，有些慢一些；詞語變化的節奏也各不相同。1000年前，一片“葉子”可以是橡樹葉，卻不能是紙頁；200年前，“車”是一只木箱，四個輪子，前面再拴一匹馬；30年前，“丈夫”指的是一位女士的配偶。所有詞都在變，而且是對所有人都在變；但也有一些詞，只對某些人發生變化。
昨晚，我這里就有一個詞突然變了。“依賴”這個詞，在我15歲或16歲、也就是70年代剛開始的時候，占據著核心位置。許多拉丁美洲左翼建立起一種非常有用的歷史對應關系。他們讓很多人相信——這并不難，因為那是真的——美國對待我們這些國家，就像對待它自己的殖民地一樣。
這樣一來，一個有力的三段論就成立了：我們從小在學校里學到，祖國那些偉大的英雄，就是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人：圣馬丁、玻利瓦爾，以及其他人。因此，拿起武器反抗北美殖民者，不過是在效仿我們的先賢，幾乎是一種義務。而在阿根廷，在我15歲那年，這一切被濃縮成了墻上隨處可見的一句口號：“解放還是依賴”。
我們必須擺脫這種新的殖民依賴；于是，許多想以不同方式終結它的人被殺害了。這里，“依賴”這個詞很重要；而“以不同方式”這幾個字，同樣關鍵。
之所以關鍵，是因為那些殺人的軍人及其在民間的應聲者，總是聲稱：“大多數失蹤者都是武裝組織成員。”他們試圖用這句謊言為那場暴力事件辯護。人們早就知道這是假的，盡管有些人不愿意了解，至今還在重復、還在發表。
由于相關行動是在怯懦的秘密狀態下進行的，真實數字存在波動。但研究者普遍認為，相當一部分受害者——約占四分之一到一半——只是工會代表和工運活動者，除了勇氣之外別無武器。還有教師、學生、修女、記者、女律師，以及“五月廣場母親”們……
這么多往事，這么多失去的朋友和夢想，過去“依賴”這個詞總會把我帶回那里。直到昨晚，我和瑪爾塔為了確定她哪天能給我刮胡子，開始做一番復雜的日程計算。那一刻，我突然輕輕笑出了聲，連自己都意外。
也就是在那時，在經歷了多年之后，我才意識到，“依賴”這個詞對我來說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幾乎是絕對的含義：這是一個帶著冷酷力量的詞。
我試著回想：50年前，“依賴”這個詞曾讓我——讓我們——愿意冒上一切風險去消滅它。它的反面，“解放”，曾意味著一個宏大而光明的未來。如今，“依賴”這個詞——同一個詞里的另一種依賴——卻支配著我沒有未來的生活。
是的，它支配著我的生活，也以一種我從未想過的方式修正著我的生活。這里的“依賴”，幾乎是一個被漂白了的詞，就像我們出于某種虛偽，把“盲人”說成“視力障礙人士”一樣。而我過去從未把它和自己這副殘損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和這種無力去做那些原本根本不需要什么能力的事情聯系在一起。
依賴有很多程度。看到一個插滿管子、幾乎完全不能動彈的身體時，我很容易理解它，也很容易害怕它。奇怪的是，我如今一點點在自己的每個動作里發現它：每當我不得不請別人幫我撓鼻子，夜里幫我翻身，幫我擠牙膏——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現在的牙膏管做得這么硬。
我在依賴：那么多事情我都得開口求助，而我一直想要的是獨自與自己生活。并且，照理說，我還會依賴得更多：吃飯、說話、排便、咳嗽，直到最后，甚至連呼吸都要依賴別人。依賴，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
對我們這些病人來說，很清楚，它沒有出路。對我們這些公民來說，我相信它一定有出路。
首先要做的，是找到那些讓我們處于依賴之中的機制——依賴某些人的決定、某些人的金錢、某些人的軍隊、某些人的殘酷。接下來，則要思考如何拆解它們。要讓“依賴”這個詞失去那種終局性的意味，把它重新變回一種障礙，一種必須跨過去、才能繼續前行的障礙。也許，我們甚至可以重新談論“獨立”——至于“解放”，如今說出來似乎已經不太體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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