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作的樂趣就在于暢想，如果把這部分交給AI來做，小說創作就沒有意義了。 會感到憤怒，感到疲憊，這是人性的特點，也是人類與機器之間很大的區別。 “那個人的事我全都知道”——我覺得這是一種語言暴力。

以上三段直言，出自作家平野啟一郎的最新訪談。

平野啟一郎23歲以小說《日蝕》出道即斬獲芥川獎，之后成為該獎常任評委。他也因對各種文學體裁的超強駕馭能力，和對人類文明一以貫之的關懷與思辨，被視為大江健三郎的當代繼承者。在最新長篇小說《本心》中，他將目光投向了AI，但真正關心的，仍是時代劇變中的“人”。

近日，他接受了B站up主@大瀾的文學午安的專訪，聊了聊在AI放大焦慮、社會期待層層加碼的今天——我們該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

以下是訪談實錄節選。

大瀾的文學午安：

首先讓我們從書名談起，您會如何闡釋“本心”這個概念呢？

平野啟一郎：

“本心”是非常難看清的東西，人們不僅很難去理解他人的本心，實際上自己的本心也很難辨明。

某些時候，我們會覺得打心底里認可了某件事情。過段時間轉念一想，又會覺得是被周圍的環境影響，才不得不做出了那樣的選擇。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社會機制是基于本心而構建的系統，而本心又是非常模棱兩可的東西——這正是我這本書的主題之一。

大瀾的文學午安：

在《本心》中，您也延續了您所提出并一直通過作品深化的“分人主義”。請您跟中國的讀者們簡單介紹一下。

平野啟一郎：

簡單來說，我們的自我并不是單一不變的。我們會根據人際關系或環境的變化，活在不同的人格當中。

當下的年輕人們正在承受著“必須找到真正的自我”這一巨大的壓力，比如說必須通過工作去實現真正的自我；在人際交往的不同面向里，也必須確定“真正的自我只有一個”。這種口號過于強勢，會讓許多人感到痛苦。

人在不同的場合活在不同的自我之中，而所有的自我，不都應該被視為“真正的自我”嗎？這就是我的理論主張。

大瀾的文學午安：

《本心》探討了“摯愛之人的他者性”，您可以解釋一下這句話的含義嗎？

平野啟一郎：

首先，我認為互相理解在人際關系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便是在面對摯愛的時候，對方內心也終究會存在我們無法理解的部分。如果硬要說“那個人的事我全都知道”這類話，我覺得屬于一種語言暴力。

但如果以“人心無法完全理解”為由，開始不再嘗試理解他人，當然是不應該的。那些無法完全理解的部分才正是那個人獨特的存在，我們應該尊重彼此的這個部分，同時努力去互相理解。

大瀾的文學午安：

您還曾提到說一直在思考“社會應該如何尊重死者的他者性”。

平野啟一郎：

面對活著的人，如果我擅自下結論，只要對方本人覺得不恰當，就可以反駁。可是，死去的人無法開口反駁，于是活著的人就開始肆意地說“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是這么想的吧”，或者“他當初是這樣認為的吧”——我對此深感畏懼。

我的父親去世得很早，在我一歲的時候，他就不在了，所以我對他完全沒有印象。了解父親一直是我人生中非常強烈的愿望，正因如此，如果我突然篤定地描述“我父親是這樣的人，他當時一定是那樣想的”，在我用自己的話語替父親說出他內心想法的瞬間，他真實的樣子反而會離我遠去。

對我而言，正是因為存在無法言說的東西，父親才是真實存在過的、曾在我身邊的那個人。

大瀾的文學午安：

談到“他者”，我觀察到在您的作品中，動植物、自然景觀總是占有許多筆墨，您開辟了一塊幾乎未受污染的自然空間，并將許多美好的、柔軟的細節依附其上。

您的這些描寫有沒有特殊的用意？它是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平衡，還是僅僅作為一個他者而存在？

平野啟一郎：

我覺得，大自然對人類并不一直是友善的。中國和日本都發生過規模強烈的地震，自然有時會奪走人的生命，令人畏懼。但我們夏天的時候還是會去海邊，或者去山里，總是會對自然有所向往。

現在基于大語言模型生成的AI，它們僅僅是在學習符號、處理符號，并沒有體驗過現實世界的物理構成，這也被稱為“符號接地問題”。

然而，人類終究要通過身體來接收世界上的信息，并且我們接受這些信息的時候也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比如將房間溫度設置為30度，我們可能會覺得有點熱，也可能會覺得剛好。這是我們與AI之間巨大的區別。

當身處自然之中，感官會比日常生活時更為敏感，通過情感去與自然相處，并在這個過程中思考。我描寫這樣的場景，使之與AI形成對比，極具人性色彩。

大瀾的文學午安：

在《本心》中，主人公通過AI技術將母親復活在虛擬世界。而在當下，AI技術的迅速發展也引發了一系列爭議，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身為作家，您如何借創作去回應這樣復雜多變的現實呢？

平野啟一郎：

對我來說，目前AI只是一個輔助性的工具，協助我通過閱讀來獲取知識。無論是網絡上的解釋還是ChatGPT等AI的結果都存在很多錯誤，所以我通常會在大量閱讀相關書籍之后再去搜索。

在進行故事創作，或者需要交流靈感的場合——也就是創作的核心部分，我是絕對不會使用AI的。小說創作的樂趣就在于自身的暢想，如果把這部分交給AI來做，小說創作就沒有意義了。

我的作品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人類”究竟是什么。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對人類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我經常會去觀察并思考科技帶來的變化。我認為，我們對AI這類工具的使用反而加深了我們對人性的理解。

比方說，不管我們對AI提出多么過分的要求，AI絕不會生氣，也不知疲倦。而人性的特點就在于會感到憤怒，感到疲憊，這是人類與機器之間很大的區別。盡管憤怒、疲憊這一類情緒，在人類社會中經常會被看作是負面的，可當我們面對機器時，也正是對這些情緒的感知展現出了人性的獨特。

因此，為了加深對人類的理解，我會持續關注人類與AI之間的關系。

大瀾的文學午安：

在《本心》里，您設計了一個“英雄般的少年”的形象，他先是主人公中學時代的同學，之后與主人公的“理想自我”重疊，這種反叛體制、反叛既定規范的角色，自您創作《日蝕》開始就已經存在了。

您為何堅持在作品當中塑造“英雄”？這是您自身經歷的映射嗎？

平野啟一郎：

我從小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什么這個世界這么讓人難以生存？雖然有非常多快樂的事，也會享受生活的喜悅，但我覺得一個有個性的人想要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接受，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如果能和大家有相同的感受、相同的行為，生活或許就會容易得多。正因為我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無法融入的感覺，所以才選擇去閱讀文學，同時也開始對一些社會現象發表看法。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提出，神話中描寫的都是英雄事跡，而現代小說中描寫的都是人類的失敗。這樣的對比略顯悲觀。確實，小說經常以人在世界上的艱難生存為主題，但人們也期待能有反抗命運的形象出現——那些即使遇到困難，依然堅持抵抗的人類。其中也有一些人看似英雄，但又被懷疑并非如此。

在這樣復雜矛盾的心態中，我試著去描繪那些帶著英雄氣息的人物。

大瀾的文學午安：

在您看來，當下的日本文學是否需要更多這樣的反叛者或英雄呢？

平野啟一郎：

文學家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表達著剛才我提到的“人無法融入社會的感覺”。

我所期盼的，并不是那種位高權重的英雄——比如在政治領域出現一個極具魅力的領袖，一口氣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而是那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值得尊敬的人。我認為，能夠體現某種價值觀的人——不光是會指出社會的問題，還能提出新的價值觀念的人——更值得被展現出來。

前段時間我寫了一部名為《壓力接力》（ストレス?リレー）的小說（收錄于最新短篇集《富士山》），小說中的“英雄”是一位從中國來日本留學的大學生。

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壓力像傳染病一樣在社會中肆虐。小說開篇，某個人在機場遇到了糟糕的事件，之后他前往餐廳，受到壓力的影響，對服務員惡語相向。服務員接受到巨大的壓力后，回家又對自己的母親發脾氣。母親在感受到壓力后，與自己的老同學也鬧了矛盾。之后老同學也被壓力影響，壓力就這樣像病毒一樣不斷傳播。

作為“英雄”的中國留學生在最后登場。一路傳播的壓力，最后都匯集到了在店里打工的她的身上。但她并沒有把壓力繼續發泄給別人，而是來到了京都的鴨川岸邊，開始練習尤克里里，逐漸將心情平復下來。在社會中不斷肆虐的“壓力接力”，在此被劃上了句號。

對我而言，她就是我這部短篇中的“英雄”。我所期盼的，就是這樣存在于我們身邊的小小英雄。

大瀾的文學午安：

您的創作橫跨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兩個領域，您認為文學存在一個界限嗎？還是說這兩個本來就不是絕對的概念呢？

平野啟一郎：

關于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這個問題真的很復雜。在日本，兩者的區別比較清晰。在歐洲，比如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中，懸疑或者科幻小說就不會入圍，最后得獎的必然是純文學。從這方面來看，世界上對于這兩種文學的分類還是挺明確的，它們也各自都有明確的讀者群體。不過，文學的分界是很難說清的。

我的看法是，“將尚未被言語表達出來的事物，用言語表達出來”，這便是純文學的魅力所在；而大眾文學的魅力則是，“如何將已知的事物巧妙組合在一起”。與那些無法言說的東西進行搏斗的過程，在我看來，就是文學的特征。

我們該如何面對那個永遠“無法開口反駁”的人？在越來越復雜多變的社會中，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那個不確定的“自我”？

平野啟一郎給出了一個善意且溫柔的回答：承認人心無法被完全理解，無論是他人的，還是自己的。但這并不代表要放棄溝通或者理解——相反，這是尊重彼此、了解自己的起點。

這或許就是他在AI時代，想要守住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