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專利法院（UPC）設立之初，一個核心就是，歐洲專利訴訟終于可以擺脫過去分散在各國法院的割裂格局，形成一套更統一、更集中、更具跨境效力的司法體系。

但運行近三年后，數據呈現出一個更現實的答案。UPC確實改變了歐洲專利訴訟的制度外殼，卻并沒有真正削弱德國在歐洲專利訴訟中的中心地位。

根據UPC截至2026年4月30日的統計，2026年前四個月，UPC一審法院共受理170件案件。其中，慕尼黑地方分庭40件，杜塞爾多夫地方分庭32件，曼海姆地方分庭27件，漢堡地方分庭13件。也就是說，僅這四個德國地方分庭，就合計承接了112件案件，占UPC一審案件總量的約65.9%。

這組數據說明，UPC不是讓歐洲專利訴訟“去德國化”，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把德國既有的專利訴訟優勢，放進了一個新的統一法院體系之中。

一、UPC不是削弱德國，而是把德國經驗制度化

在UPC之前，德國長期就是歐洲專利訴訟最重要的戰場之一。

原因并不復雜。德國擁有成熟的專利審判體系，專利案件數量長期較高，法官經驗充足，審理節奏相對穩定，禁令救濟傳統鮮明。對很多跨國權利人而言，如果要在歐洲選擇一個對市場壓力最大、訴訟效果最直接的法域，德國往往是繞不開的選擇。

UPC設立之后，理論上案件可以進入更多成員國分庭，歐洲專利訴訟也擁有了更統一的程序平臺。但從目前數據看，案件并沒有平均流向各國。

2026年前四個月，UPC一審案件中，慕尼黑地方分庭以40件居首，占比23.53%；杜塞爾多夫32件，占比18.82%；曼海姆27件，占比15.88%；海牙21件，占比12.35%；漢堡13件，占比7.65%。德國分庭不僅仍然活躍，而且在UPC內部形成了明顯的案件集聚效應。

這意味著，UPC的統一化，并沒有簡單消除原有歐洲專利訴訟版圖中的強弱差異。相反，它把原來德國專利訴訟體系中的經驗、資源和市場認知，轉化成了UPC體系內的競爭優勢。

過去，企業是在德國法院打歐洲專利戰；現在，企業是在UPC框架下，繼續圍繞德國分庭組織歐洲專利戰。

區別只是戰場的法律外殼變了，訴訟重心并沒有根本改變。

二、為什么權利人仍然偏愛德國分庭

權利人偏愛德國分庭，并不只是路徑依賴，而是多重訴訟利益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禁令傳統。

德國專利訴訟長期以禁令救濟的確定性和威懾力著稱。在專利侵權案件中，禁令往往比損害賠償更能影響商業談判。尤其是在通信、電子、智能終端、汽車零部件、醫療器械等高度依賴歐洲市場的行業，一旦產品在德國或歐洲核心市場面臨禁令風險，企業的談判壓力會迅速放大。

UPC雖然建立了統一規則，但當案件進入德國地方分庭，權利人自然會期待這種傳統優勢在新體系中得到延續。

其次是審理效率與法官經驗。

專利訴訟不是普通民事糾紛。它需要法官同時理解技術事實、權利要求解釋、侵權比對、有效性抗辯、程序管理和商業后果。德國法院長期處理大量專利案件，積累了穩定的審判經驗，也形成了律師、專利代理人、技術專家高度配合的訴訟生態。

對于跨國權利人而言，選擇一個經驗成熟的分庭，意味著訴訟節奏、程序節點、案件管理和裁判預期更容易判斷。尤其是在UPC運行早期，規則仍在不斷通過案件被解釋和塑造，經驗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資源。

第三是產業與代理資源集中。

德國不僅是歐洲制造業核心市場，也是專利訴訟服務資源高度集中的地區。大量歐洲專利律師、訴訟律師、技術專家、翻譯團隊和產業顧問圍繞德國專利訴訟形成長期協作網絡。對于需要快速啟動訴訟、組織證據、協調多國市場壓力的權利人來說，德國分庭周邊的專業服務生態更成熟，也更容易形成一體化訴訟方案。

第四是可預期性。

跨國權利人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某個法院一定會支持自己，而是能不能預判風險、成本和結果。德國分庭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延續了德國專利訴訟長期積累的制度聲譽。

在新的UPC體系中，可預期性尤其重要。因為UPC的裁判具有跨成員國影響，一旦選擇成功，訴訟效果可能不再局限于一個國家，而會被放大到更大的歐洲市場。對權利人而言，這種“德國經驗+UPC效力”的組合，正是其偏好德國分庭的重要原因。

所以，德國分庭的優勢，不只是德國法院過去強，而是它在UPC體系內仍然更容易被全球權利人理解、信任和使用。

三、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對中國企業而言，UPC數據釋放出的第一個信號是，歐洲專利風險不能只看“歐盟市場”，而要看“德國訴訟坐標”。

很多企業理解歐洲市場，習慣從銷售區域、渠道國家、客戶分布、物流倉儲等商業維度出發。但專利訴訟的風險坐標并不完全等同于銷售坐標。一個企業即便在歐洲多國銷售，只要德國市場、德國展會、德國客戶、德國倉儲或德國渠道構成關鍵節點，就可能成為權利人發動UPC訴訟時重點考慮的對象。

尤其是在UPC體系下，德國分庭不再只是德國訴訟的入口，而可能成為影響多個UPC成員國市場的訴訟入口。對中國企業來說，這意味著歐洲專利風險評估不能再停留在“有沒有進入歐盟”這一層，而要進一步判斷，有沒有落入德國分庭容易承接的訴訟場景。

第二，中國企業要提前做德國/UPC雙軌風險評估。

UPC并沒有完全替代傳統歐洲專利訴訟，各國法院體系仍然存在，傳統歐洲專利、統一專利、UPC管轄、退出機制、成員國覆蓋范圍等因素交織在一起，使歐洲專利訴訟變得更加復雜。

因此，中國企業出海歐洲時，不能只問一個問題，產品在歐洲有沒有侵權風險？更應當問三個問題：

產品在德國市場有沒有高風險專利？

相關專利是否可能進入UPC訴訟？

一旦在德國分庭被起訴，企業有沒有快速應對侵權、無效、證據和禁令風險的能力？

這套評估要前置到產品上市、展會發布、渠道鋪設和客戶交付之前，而不是等到收到律師函或起訴材料之后再補救。

第三，歐洲專利布局、無效準備和證據保存要前置。

UPC數據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2026年前四個月，UPC一審侵權訴訟為65件，但撤銷反訴達到81件。這說明在UPC體系下，專利侵權戰往往會同步變成專利有效性之戰。權利人起訴，被告反擊無效，已經成為常態。

這對中國企業有兩層含義。

如果中國企業是潛在被告，就不能只準備不侵權抗辯，還要提前儲備無效證據、現有技術、產品研發資料和技術演進證據。否則，一旦進入UPC程序，短時間內很難完成高質量防御。

如果中國企業是潛在權利人，也不能簡單認為拿到歐洲專利就可以直接維權。在UPC體系下，專利一旦被用于訴訟，很可能立即遭遇撤銷反訴。專利文本的穩定性、權利要求布局、說明書支持程度、與現有技術的距離，都會成為訴訟成敗的基礎。

換句話說，UPC提高的不只是維權效率，也提高了專利質量門檻。

UPC的出現，確實重塑了歐洲專利訴訟的制度結構。它讓專利權人有機會通過一個法院體系獲得更廣泛的市場影響，也讓被告必須面對更加集中的跨境訴訟壓力。

但從運行近三年的數據看，歐洲專利訴訟并沒有因為“統一”而變得平均。德國仍然是案件最集中的地方，德國分庭仍然是權利人最重要的選擇之一，德國經驗仍然深度影響UPC的實際運行。

這對中國企業的提醒非常明確，UPC改變的是歐洲專利訴訟的制度外殼，但短期內沒有改變它的權力重心。

歐洲專利戰，仍然要先讀懂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