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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李訥（左二）

來源：《百年潮》[1999年第2期]
原題：《肖力與解放軍報奪權風暴》
作者：園丁

1967年1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跨進了第二個年頭。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與報社外的造反派聯合，奪了《文匯報》的領導權。5日，《解放日報》的領導權，也被造反派奪到了手中。

隨后，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策劃、指揮下，6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了“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公開打出奪權的旗號，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所謂“一月革命風暴”。

11日，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簡稱“全軍文革”）改組，江青擔任了顧問，原組長劉志堅被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而打倒。與此同時，林彪任命關鋒為總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了劉志堅在總政的工作。

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大背景下，一場奪權風暴席卷解放軍報社，發生了震驚全軍、轟動一時的“1·13事件”。

1月13日的凌晨，以肖力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了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引發了軍報的奪權風暴。

稍后人們才知道，肖力即李訥，是主席和江青結婚后生下的唯一女兒，時年26歲，到解放軍報社任記者還不滿三個月。

肖力本名叫李訥。由李訥的名字改為肖力，則是始于“文革”初期。李訥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正趕上紅衛兵大串聯，她同當年的許多年輕學生一樣，戴上紅衛兵袖章也經常外出串聯。

江青對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帶軍報一男一女兩名年輕記者，扮成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外出尋找。在那浩浩蕩蕩的大串聯的人海中，要把李訥找回談何容易！

到了1966年9月下旬，江青和陳伯達就親自出面交代，要把李訥安排到《解放軍報》工作。時任代總長的楊成武和解放軍報的代理總編輯胡癡到釣魚臺領受的任務。三十多年之后，胡癡回憶：

那是1966年9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楊成武代總長給我打來電話，說江青通知，要我倆下午3時到釣魚臺15號樓陳伯達處，去接受一個任務。我們分別按時到達那里，江青、陳伯達已在等候。

江青講了很多，大意是：請你們來，是想把我女兒李訥送到軍隊去，交給你們負責，讓她到軍報鍛煉鍛煉，并說主席也同意。她還說：這孩子剛出大學門不久，她學的是歷史，肯用腦子，也能寫點東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兒——作者注）要強些。她的缺點是看問題有些片面，有點固執，要多幫助她。

可是江青又說，對她不要抓得太緊、管得太嚴，要發揮她的主動性。她又叮囑，為了保密，給她改名肖力，你倆知道就行啦，否則，她的活動和安全都會有問題。

接著，陳伯達說了些捧場的話，楊成武對李訥到軍隊來表示歡迎，我當然也同意。但我提出軍報歸總政管，此事應該通知總政肖華主任。江青說，那就由楊代總長轉告吧。離開釣魚臺回來的時候，楊成武又特意叮囑我：李訥是主席的女兒，要好好幫助、照顧。這實際上也是我當時的主要心情。

這樣，李訥就于1966年10月中旬改名肖力，踏進了《解放軍報》的大門，穿上了綠軍裝，成了女記者。胡癡把她分配到快報組，并交代主持《快報》工作的宋瓊直接管肖力的工作。

所謂《快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根據主席的指示創辦的一種“絕密”等級的內部刊物，專門刊登“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情況，僅供當時被稱作“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高層領導閱批。

根據江青的叮囑，李訥到軍報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全社只有四個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快報組的眾多記者只知其人，而不知她是何許人。肖力到報社不久，宋瓊奉命調到“中央文革”任辦事組組長，肖力的工作就由欒保俊直接管理。

那時候，欒保俊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僅工作中經常見面，就是回到宿舍，也常見面。肖力會唱京戲，有時她一面漱洗，一面哼著青衣花旦唱腔，非常樂觀、爽朗。她用的皮箱是舊的，她說這是爸爸過去用過的。她說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飯，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

她不僅不能坐爸爸的車，也不能坐別人的車，爸爸不允許。因此，她經常騎自行車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雪，北風呼號，她要回家。欒保俊說：“你不要騎自行車了，我派車送你回去。”肖力趕緊阻止：“好叔叔，千萬不要派車，爸爸知道是要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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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李訥

肖力要造反，早在1967年1月初去京西煤礦搞調查時，就已經醞釀了。據陪同她一起去調查的同事回憶，那時候，她從廣播和報紙上獲悉《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已經奪權，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她就說：我們回去也造反。

公開宣布要造反，則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時她從京西煤礦調查回來，向《快報》的領導小組作匯報。匯報會上，肖力說：“我們下去，人家聽說是《解放軍報》的記者就不感興趣。”她的看法是：軍報已經到了“嚴重關頭”，要改變軍報的面貌，“必須起來造反”。

當晚，肖力組織到京西煤礦一同搞調查的兩個人起草大字報。由她口授，邊起草邊議論。起草完大字報，已是深夜11點，肖力隨即拿著大字報底稿，匆匆趕往釣魚臺，向她的媽媽江青稟報。

肖力要造反，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快報》領導小組當晚召開了會議，決定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議，此事應該向胡癡代總編報告。胡癡當時經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也臨時住在釣魚臺。于是，《快報》領導小組的一班人，于當晚11點鐘左右也來到了釣魚臺。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間是怎么談的，局外人當然不得而知。談完后，肖力來到宋瓊處，向他征求對大字報的意見。宋瓊時任“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也在釣魚臺起居、辦公。

肖力來到他的辦公室，就向宋瓊念大字報底稿。這個時候，《快報》領導小組的一班人向胡癡匯報之后，吃過夜餐，回到宋瓊處準備向他告別。宋瓊向他們示意：“一起聽聽，提提意見。”

大字報可謂“氣勢磅礴”，羅織了軍報黨委的三大“罪狀”，卻沒有點胡癡的名，宋瓊認為不妥。在他的建議下，增加了一句：“胡癡同志身為黨委書記，在這方面是負有嚴重責任的。”

大字報沒有點胡癡的名字，看來并非出于疏忽。那時候胡癡正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用。就在一周之前，中央政治局開會提名，經主席正式批準，任命胡癡為新華社代理社長，同時還兼管《解放軍報》。

1月11日，也就是頭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常委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審定改組后的新“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經主席批準，胡癡為成員之一，可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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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直到1月13日凌晨1時，宋瓊等人還在議論大字報，江青通知胡癡立即到15樓的會議室，有事要談。宋瓊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她對胡癡說：“小將們要起來造反，你要堅決支持他們。這是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點錯誤，要主動檢討。”江青在講這番話的時候，態度還比較平靜，聲音也還算溫和，但是講得斬釘截鐵。

江青又說：“軍報同《文匯報》不一樣，《文匯報》是上海舊市委領導的，軍報是林副主席領導的，而林副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所以造反只能在報社內部搞，不能像《文匯報》那樣公開在報上搞。”胡癡聽了，當即表態說：“我一定支持他們造反，自己好好檢討。”從這次談話來看，江青顯然還不是要馬上打倒胡癡。

從15樓會議室走出來之后，胡癡感到責任重大。凌晨過后，大字報一貼出來，點了四五個社領導的名，萬一打趴下了，報紙出不來，他作為代理總編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時候，《快報》領導小組的一班人正好還沒有回去，于是就同他們一起商定了一個臨時領導小組名單，預備萬一出現那種情況，可以有一班人馬出來負責報紙出版工作。

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決定栽下了禍根，“預防萬一”的臨時領導小組名單，后來竟變成了“陰謀奪權”的罪證。

1967年1月13日，寒風凜冽。上班的編輯記者們一進解放軍報社辦公樓，就感覺氣氛異常，只見一樓大廳人頭攢動，一張巨型大字報用繩子懸掛在一樓大廳的正中央。“《解放軍報》向何處去？”八個字的大標題，用了斗大般的字，橫排在大字報正文的上方，十分醒目。不用看正文，只看這標題，就可以估量出這張大字報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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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報羅織了軍報黨委的三條“罪狀”：

第一條是關于報紙宣傳。大字報嚴厲斥責軍報“把部隊和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離開來，以部隊特殊為借口，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傳學習‘老三篇’，單純提倡做好人好事。”

第二條是講報社內部的運動。大字報說：“幾個月來，軍報宣傳方向偏了，報社內部的‘文化革命’也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冷冷清清，黨委一開始就為運動劃框框、定調子，繼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壓制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字報進而指出：“軍報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完全是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果，胡癡同志身為黨委書記，在這方面是負有嚴重責任的。”

第三條是講報社黨委在“組織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黨罪行的、有嚴重錯誤的人，把他們放在主要領導崗位上”。第一個被點名的是副總編馮征，說他是“彭德懷的吹鼓手”，因為他曾隨彭德懷出訪，寫過若干篇彭德懷的出國訪問記。第二個被點名的是總編室主任王焰，說他是“彭德懷的忠實走狗”。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時，王焰曾任彭辦主任，“忠實走狗”由此而來。第三個被點名的是副總編張秋橋，說他“反對記者學習毛著，具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最后一個被點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總編呂梁，說他“一貫右傾，軟弱無力，卻主持日常工作”。

大字報還說：“另外還有不少犯有嚴重錯誤的主編和處長，在黨委包庇下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發批判。”大字報由此提出質問：“請問報社具體工作的領導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這樣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軍報》，怎么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怎么能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的歷史使命？如果這樣下去，將被革命的群眾唾棄，直至徹底垮臺。”

大字報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擊隊”。這是“文革”以來在軍報首次亮相的一個戰斗隊，后面排列了以“肖力”為首的八個人的名字。時間是：1967年1月13日6時半。大字報上簽名的八個人，多數是剛調軍報不久的年輕人，對軍報多數同志來說，有一大半不熟悉；至于為首的肖力，不僅沒見過其面，連名字也是陌生的。

匆匆地看完了這張大字報，走到辦公樓的三樓，人們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兩張大字報。

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革命的同志們，勇敢地起來造反”。大字報對以肖力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隊”的造反行動，表示了最熱烈的響應和最堅決的支持。接著又用了一連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報的觀點：

“必須起來造反！必須一反到底！”

“必須徹底肅清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必須砸碎一切與革命形勢極不相稱的官僚機構！”

“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報紙，必須由堅定的無產階級掌權！”

“馮征、王焰滾開！”

“張秋橋、呂梁等同志，必須認真檢查！”
“胡癡同志必須猛省！”

大字報的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縱隊”，有九人簽名。

另一張大字報緊貼在這張大字報的旁邊，標題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領導班子，并宣稱“從今天起，報紙由新的領導班子和革命左派來辦”。署名是以胡學方為首的“金猴戰斗隊”。

但是，這三張大字報張貼出來之后，并沒有出現“登高一呼，群起響應”的局面。如果說，當人們在一樓大廳看“革命造反突擊隊”的大字報的時候，還是不動聲色的話，那么看了后兩張大字報之后，譴責之聲立刻不絕于耳，憤怒之火就像干柴烈火一樣燃燒起來。整個編輯部三五成群，議論紛紛，鋒芒所向，直指“革命到底造反縱隊”，斥責這幫人要干什么！

為什么會產生如此效果呢？

第一，三張大字報的基本主張是要效法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做法，造軍報的反，奪軍報的權。對這一點，就編輯部的大多數人而言，當時還是接受不了的，由此也就產生了強烈的反感。

第二，大字報雖然點了軍報五個領導人的名，但主要是指向副總編馮征和總編室主任王焰，說他們是“彭德懷的吹鼓手”和“忠實走狗”，顯然是要打倒的對象。這也引起大多數人的強烈反感。

第二，最重要的是，肖力這時候還沒有公開亮相，人們也不知道起草這三張大字報的內幕。當時有些人雖然知道肖力等八個人是參加《快報》工作的，但是都沒有予以重視，因為他們大多是剛調到軍報不久的“小字輩”；而“革命到底造反縱隊”的主要成員，卻多是資深的“老家伙”，還是主持《快報》工作的領導。所以，有些人猜測，這三張大字報很可能是“革命到底造反縱隊”的幾個主要成員一手導演的。由于這些人同胡癡的關系密切，于是又猜測胡癡很可能是幕后總策劃者。

“革命到底造反縱隊”主要成員欒保俊當時覺得局勢嚴重，他們已控制不了這個局面，就去找肖力商量。誰知肖力對他非常冷淡，只冷冷地說了幾句話，沒有深談，往日稱他為“好叔叔”的那股熱乎勁，一點也沒有了。欒保俊覺得不對勁，不知肖力為什么這么冷淡。

下午，軍報辦公大樓五樓的大會議室，人頭攢動，喊聲一片。人們正在質問“金猴戰斗隊”的胡學方，要他交代題為《特急呼吁》的那張大字報，呼吁成立新的領導班子是怎么炮制出來的。有人搶話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

這時候，胡癡來到會場。他上午正在出席中央召開的一個會議，接到了肖力的電話，問他能不能回報社。中午，又接到了欒保俊的電話，說是報社同時貼出了三張大字報，報社的形勢有點亂，要他下午回報社看一看。當他一進五樓的大會議室，立刻成為大會的質問對象，質問他同時貼出的這三張大字報搞的是什么“陰謀”。

胡癡鎮定地做了回答。他說，頭兩張大字報要造反，我知道，我都表示支持，但是都沒見過原稿；第三張大字報我不知道，我沒有搞什么陰謀。這時候，肖力首次亮相了，當時大部分人仍然還不知道她是主席的女兒，也就毫不客氣地要她回答寫大字報的經過。

只見她從容不迫地站出來說：“我們革命造反突擊隊同他們沒有關系，根本是兩碼事。他們為什么要貼那樣的大字報，我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三張大字報，在內容上相互呼應，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明明是“一碼事”，怎么一下子變成了“根本是兩碼事”。但是她講得不像是辯解，倒很像真是對那兩張大字報也存在著迷惑不解，這使得不少頭腦稍微冷靜的人感到有點蹊蹺。

一直到了這天的晚上，人們從新貼的兩張針鋒相對的大字報中，才看出了一點端倪。在這一天的“質問會”結束之后，有人在辦公大樓貼出了一張題為《嚴正聲明》的大字報，對下午的“質問會”提出斥責。

大字報認為，下午的會“極不民主，極不平等”，“只許自己講，不許別人說”，“蠻橫地剝奪別人的發言權”。大字報嚴正聲明，下午的大會“不符合十六條的精神”。大字報的落款把肖力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隊”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縱隊”“金猴戰斗隊”“平型關戰斗兵團”“五敢戰斗隊”“遵義戰斗隊”。

這張由六個戰斗隊聯名的大字報，是由哪一個戰斗隊發起、怎么串聯的，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過了不久，人們聽說，這張大字報并沒有征得“革命造反突擊隊”的同意，便貿然地在大字報上署上了他們的名，并且在第一位，這使肖力大為惱火。這顯然是打著她的旗號搞名堂。于是，當晚10點鐘，“革命造反突擊隊”就在三樓最顯著的地方，貼出了題為“強烈抗議”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和“嚴正聲明”的調子截然相反，劈頭就說：“今天的會是一個革命的會，造反的會。報社革命群眾開始起來揭發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軍報社亂了，亂得好，好得很！大會的方向是正確的。”

大字報筆鋒一轉，“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縱隊、金猴戰斗隊、平型關戰斗兵團、五敢戰斗隊、遵義戰斗隊等組織，卻采取極其惡劣的手法，不征求我們的意見，在他們的所謂‘嚴正聲明’上簽了我們的名。對此，我們表示強烈的抗議！并呼吁全體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團結起來，為徹底肅清我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奮斗！”

這張大字報立刻成為編輯部關注的焦點。它用張貼大字報的實際行動，向報社廣大群眾宣告：以肖力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同“革命到底造反縱隊”“金猴戰斗隊”，確確實實“沒有關系”，地地道道是“兩碼事”。

這張大字報一出，形勢大變。第一張題為“火燒胡癡”的大字報，很快貼了出來。大字報聲稱，“革命到底造反縱隊”的大字報“玩弄的奪權陰謀，完全是胡癡一手策劃的”，“其目的，是為了破壞報社革命群眾對他的揭發批判”，是“一個陰謀”。大字報的落款是：“井岡山戰斗隊”“云水怒戰斗隊”“紅彤彤戰斗隊”。

就在此時此刻，報社的大部分人才開始知道，肖力原來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兒。

現在，主席的親人率領一支“革命造反突擊隊”，正在自己身邊造反，由此激起人們心靈上的感情波濤，那是無與倫比的。于是，報社的陣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用政治術語來說，叫作大分化、大改組。

那時候編輯部的夜晚燈火輝煌，通宵達旦。有些人是在“抓革命”，還有不少的人是在“促生產”（編報）。1月13日的這天夜晚，照例如此。已經公開亮相的肖力，在這一天的夜晚，開始到一些辦公室走動，同一些人交談，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

這時候，有人提出，應當把宋瓊、欒保俊那伙人從釣魚臺揪回來，請肖力同“中央文革”聯系一下。肖力回答說，不需要我聯系，如果你們行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話，我相信，“中央文革”是會支持的。于是，一輛大轎車從軍報駛向了釣魚臺，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釣魚臺是“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是一個禁區，一般人不得入內。

當時，欒保俊等一班人可能有一種心態，認為釣魚臺是他們的“避風港”，只要進入那里，是誰也不敢侵犯的。誰知，這輛大轎車來到釣魚臺，同傳達室一聯系，居然順利地把他們揪了回來。從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縱隊”的大字報上簽名的九個人，連同大字報都沒有看過更沒在上面簽名的胡癡，都成為群眾專政的對象。

肖力要造軍報的反，乃至對大字報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縱隊”的主要成員進行過磋商的；平時她對他們也非常尊重，視他們為長輩，稱他們為“好叔叔”。而這些“好叔叔”們對肖力的造反行動，又表示了最熱烈的響應和最堅決的支持。肖力在“質問會”上為什么會突然宣布同他們“根本是兩碼事”，并由此令很多人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這曾是很多人迷惑不解、眾說紛紜的話題。

當年親身經歷這一事件的欒保俊，是這么說的：

肖力姑娘的風云突變，對我來講，一直是個謎，至今也找不到把門打開的鑰匙。“1·13事件”之后，我想找肖力姑娘談談，了解一下內情，遺憾的是，從那時起，再也沒有見到她，自然也無從談起了。

對肖力的風云突變，當時還有一種傳聞，說是江青在釣魚臺看了軍報三張大字報的抄件，認為第一張和第二張都沒問題，看到“金猴戰斗隊”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領導班子那張大字報時，臉色突變，把手一拍說：“這張大字報有問題！”由此導致了軍報運動的風云突變。

一位當年參加過“革命造反突擊隊”后來又分裂出去的同志認為，肖力對報社有一個基本看法，認為“舊勢力太嚴重”，軍報有一條“又粗又長又深的黑線”，造反就是要徹底挖掉這條黑線。

“革命到底造反縱隊”那一班人，雖然支持了她的造反行動，成為她暫時的同盟軍，但在骨子里，她同樣把他們看作是“舊勢力”。她相信和依靠的，是剛調報社不久、同報社沒有什么瓜葛而且調子高的年輕人。當初成立“革命造反突擊隊”，其成員也都符合這個標準。

肖力在軍報剛剛公開自己的身份之后，曾在全社大會上講過幾句話。她說：我爸爸讓我告訴大家，我只上過幾年學，還很年輕，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學習，希望大家多多批評教育我。如果有了錯誤，怎么批評都行。她還用了當年“文革”的流行語言說，對她“炮打”“火燒”都可以。大家感到很親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張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和經主席批示的林彪《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很快就被許多紅衛兵小報全文刊載，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隨偉大領袖的批示和副統帥的信而傳遍全軍、全國。人們也由此獲悉肖力與李訥實為一人。肖力也就成為風云一時、萬眾矚目的人物。

身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的吳法憲，在這種“大樹特樹”的熱潮中，自然不肯放棄討好江青的大好時機。他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向軍報下達了“指示”：“在全國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現行反革命，在軍報反對肖力同志的也是現行反革命！”

由此，“誰反對肖力同志就打倒誰”“誰反對肖力同志誰就是現行反革命”，不僅成為開會（特別是批斗大會）必呼的重要口號，而且成為軍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后來受迫害被揪出來專政的一大批編輯、記者、中層干部和報社領導，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壇，那個聲言要“向叔叔阿姨學習”的年輕姑娘，竟成為軍報至高無上的權威。此后，判別是非的標準，都以肖力的口徑為標準。此后，以肖力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指向哪里，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簡言之，從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領“革命造反突擊隊”和后來改組的“新革命造反突擊隊”，先后推翻了軍報兩屆領導班子，制造了所謂“胡癡陰謀小集團案”和“趙易亞復辟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肖力經主席決定調離報社并正式公布了，其余的幾位“小將”，依然打著肖力的旗號，動輒說“這是肖力決定的”，“這是肖力指示的”，于是，依然所向披靡、暢行無阻。

十年浩劫，全國制造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上至國家主席、三軍元帥，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深受其害，禍及近億人口。軍報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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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李訥在“文革”初的這些往事，不是要糾纏歷史老賬，更不是要揭她的“傷疤”。從歷史的全局看問題，說句公道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給軍報帶來的災難簡單地歸之于李訥一個人。當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選擇的獨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確實起到了一般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毋庸諱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