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曾經，Aricel工廠發生鋰一次電池爆炸和火災，造成23人死亡、9人受傷。事發前兩天已經發生過爆炸事故，但工廠仍在沒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情況下繼續運轉，最終釀成慘劇。
Aricel一審判決書的最后一句，幾乎代替勞動者和公眾說出了長期積壓的憤懣。
“背后，籠罩著的是我國工業結構的現實：企業把隨著產量增加而來的利潤最大化放在首位，對勞動者安全則完全置若罔聞；同時，也映照出日工、派遣工等不穩定勞動者所處勞動現場的真實處境。……即便發生工業災害，只要拿此前賺到的錢去達成和解，往往就能得到從輕處理。只要這種惡性循環不被連根拔起，我國工業災害發生率就不會下降。……”
一審判決在違反《產業安全保健法》和違反《重大災害處罰法》案件中，作出了難以預料的15年重判，同時也點出了產業現場的結構性問題。僅就法院能夠作出這樣的自我反思而言，Aricel慘案的一審判決本身就有其意義。
但即便如此，筆者也曾批評一審法院：23名勞動者的生命，難道只值15年嗎？換句話說，一名勞動者的生命，甚至還不值1年刑期。
梳理二審判決中與量刑有關的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對于檢方起訴的主要公訴事實，也就是圍繞“未建立完整安全保健管理體系”的整體指控，二審與一審作出了不同判斷。二審合議庭表示：“對于此前發生過事故的部分，或者作業中需要安全措施的工序，企業已經采取過具體安全措施，不能認為其對安全措施完全放任不管。”
第二，是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的問題。判決書明確寫道：“已向全部死亡被害人的遺屬賠償損失，并與所有受傷被害人達成和解。”同時，判決還稱：“雖然部分已達成和解的遺屬仍請求處罰，但如果因此對和解在量刑中的作用作限制性反映，可能會使加害方在恢復損害方面變得消極，進而導致實際上難以實現充分的損害恢復。”
緊急出口設置義務和消防訓練、教育義務，真的可以認定無罪嗎？二審認為，發生火災的工廠3棟2層并不存在設置單獨緊急出口的義務，因此，也不存在維持緊急出口便于使用的義務。
一審則認為，既然是處理危險物質的工廠，那么即便在事故發生樓層，也應當設有能夠實現實際疏散的緊急出口。
但二審認為，相關法律只是規定要設置緊急出口，并沒有寫明必須在每一層都設置，因此不構成違法。
我想再問一句：緊急出口為什么存在？顧名思義，它就是緊急情況下的逃生通道。如果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仍無法逃出，那還能叫緊急出口嗎？發生火災的2層沒有緊急出口，而且該建筑內原有的緊急出口實際上也處于無法使用的狀態。
二審還沒有認定違反消防訓練、教育義務。其理由是，消防教育按年度進行，而案件發生在6月，距離滿一年尚有時間，因此仍有開展教育的時間，故應認定無罪。
但問題在于，2023年Aricel并未進行消防訓練和教育，而且據稱在此之前也從未做過。即便2024年3月28日，華城消防署119安全中心曾指導其“務必切實開展自主消防教育”，Aricel最終仍然沒有執行。Aricel真的有進行消防訓練和教育的意愿嗎？
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能成為減輕刑罰的理由嗎？這一點，我可以從量刑研究者的角度來談。刑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要保護法益；如果沒有需要保護的法益，刑法也就無從成立。
而《重大災害處罰法》所保護的法益，是通過預防重大災害來保護市民和勞動者等從業者，這屬于社會法益，不是個人可以處分的法益。
也就是說，關乎社會安全和事故預防的法益，并不能由被害人遺屬通過和解來處分。量刑委員會也在2021年第111次會議上決定，在社會法益案件中，不將與和解有關的量刑因素作為減輕處罰的依據。因此，以個人無權處分的法益為由減輕刑罰，屬于錯誤解釋。
這是那場把15年變成4年的二審，在最后一次開庭時，審判長說過的話。遺屬提出抗議后，審判長甚至表示，可以因妨礙宣判而對其采取拘禁措施。
那么，這究竟是一份“誰的話都不聽”的判決，還是一份只選擇性傾聽的判決？為什么筆者會覺得，合議庭對遺屬的話充耳不聞，卻只聽進了Aricel代理律師、金張律師事務所一方的說法？
在這份二審判決中，司法權力近乎不受節制的一面，以及對國民的傲慢姿態，也一并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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