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及其在國會的盟友，已經開始呼吁終止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國“特殊關系”的結束。事實上，近來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反而可能進一步加深美國與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聯系。

本月，以色列和美國預計將啟動有關新一份諒解備忘錄的談判。這份備忘錄將說明，在現行備忘錄于2028年到期后，美國打算如何繼續支持以色列。

近幾個月來，圍繞終止美國對以色列軍事援助的說法越來越多。長期以來，支持巴勒斯坦團結的活動人士一直在推動這一主張。過去，以色列右翼及其同路人也曾提出類似想法，他們認為，這類援助不值得以限制以色列“行動自由”為代價。

但令人意外的是，如今這項主張終止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外國軍事融資”撥款的提議——這項撥款構成年度援助方案中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提出者正是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而在華盛頓為其大力鼓吹的，則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這位議員也是參議院中最強硬的鷹派人物之一。

按照這一思路，不再直接把錢撥給以色列——這些錢原本必須用于向美國企業采購——而是改由國會為聯合研發和聯合生產項目撥款。這樣一來，這筆支出就可以被包裝成美國與以色列合作、帶動美國就業的投資，而不是美國納稅人對外國政府的援助。

眼下，正是推動這種轉變的時候。以色列的受歡迎程度已經大幅下滑，過去幾乎毫無懸念的年度軍事援助，如今也開始受到討論。

雖然本屆國會仍傾向于繼續向以色列不受阻礙地輸送大量武器和資金，但兩黨內部不斷增長的反對聲音，已經讓這類援助在不久的將來都顯得不再穩固。

事實上，上周末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場科技博覽會上，人們已經看到了美以新“特殊關系”可能呈現的樣子。多名以色列軍方官員與一名前拜登政府官員一道，闡述了在加沙種族滅絕之后、以色列幾乎失去全部政治支持的時代，美國如何仍可繼續毫無間斷地支持以色列軍方。

內塔尼亞胡和格雷厄姆正在為美國對以援助轉型提供政治論證。但若要讓這套安排真正運轉起來，僅靠若干單獨企業并不夠，還需要一個由私營產業參與的配套項目。

如今，這套機制的具體輪廓開始逐漸清晰。

上周末，在華盛頓舉行的“人工智能加博覽會”上，曾任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阿莫斯·亞德林，以及喬·拜登政府前駐以色列大使托馬斯·奈茲，共同介紹了“美以技術聯盟——戰略技術協定”。

這一協定由美國智庫“特別競爭研究項目”和以色列安全領域非營利組織“以色列智庫網絡”聯合發起，后者由亞德林領導。

這一項目只是起步。如果計劃推進順利，后續投入顯然還會繼續增加，而且幾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會被視為成功。只要看看其中的主要參與者，就能明白其意圖：在圍繞以色列的政治風向不斷變化之際，以一種更能經受政治波動的方式，加深美以軍事合作。

事實上，“以色列智庫網絡”的重點，正是推動以色列與美國的伙伴關系轉向一種能夠在新政治環境中持續存在的新模式。該組織的使命聚焦于塑造以色列國家安全政策，但它的關注重點在美國，尤其是唐納德·特朗普政府。

這種思路，與以色列試圖從傳統援助轉向大幅增加聯合項目資金的設想完全一致。而“特別競爭研究項目”的使命，也正好落在以色列希望重點推動的領域——人工智能戰爭。

該機構對自身使命的表述是：“就如何在人工智能及其他新興技術重塑我們的國家安全、經濟和社會之際，增強美國的長期競爭力提出建議。我們希望確保美國在當下至2030年這一塑造未來的關鍵窗口期內，具備贏得技術經濟競爭的定位和組織能力。”

因此，這一機構的任務與以色列想做的事情高度契合。這種伙伴關系也可以向美國公眾包裝成一項投資，且是一項有助于創造更多科技行業崗位的投資。

奈茲在接受《以色列時報》采訪、談及這一倡議時，正是這樣表述的：“美國擁有大量技術。我們在技術、人工智能和創新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以色列是創業國家，這一點眾所周知。兩國一直在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和突破。這兩個國家攜手合作，對美國人、普通美國人有利，也對普通以色列人有利。”

他沒有說出口、但從提案草案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的，是以色列所獲得的單邊收益其實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長期以來，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者一直試圖論證，對以援助是一種投資，也符合美國利益。但無論是支持巴勒斯坦權利的人，還是“美國優先”陣營，相信這種說法的人都越來越少。

提案草案中的論證也同樣如此。草案寫道：“美國將獲得一個值得信賴、經過實戰檢驗的技術盟友，從而加強美國在人工智能、網絡、能源、量子和產業韌性領域的領導地位。以色列將獲得對全球最重要技術生態系統的持久準入，包括聯邦項目、實驗室、資本通道、采購渠道和規模化發展機會。”

換句話說，以色列獲得的是重大而具體的利益。而美國，按照提案本身的表述，并不真正需要一個只是以較小規模復制美國優勢的盟友；它得到的，不過是原本就已經擁有的東西：一個既處于持續沖突之中、又得到本國社會授權，可以把新軍事技術同時用于武裝人員和平民身上進行實地測試的國家。

這又把問題帶回即將開始的談判，也就是美國未來如何向以色列提供援助。以色列的受歡迎程度已經大幅下滑，而對伊朗的戰爭又進一步加劇了以色列對自身政治處境的擔憂。過去幾乎板上釘釘的年度軍事援助，如今也已進入爭論范圍。

雖然本屆國會仍傾向于繼續毫無阻礙地向以色列輸送大量武器和資金，但兩黨內部持續增長的反對聲浪，已經讓這類援助在不遠的未來都變得不確定。直白地說，過去幾乎神圣不可觸碰的美國對以援助，如今已不再牢不可破，而伊朗戰爭或許已經給它釘上了最后一顆釘子。

亞德林顯然清楚這一點。他在接受《以色列時報》采訪時說：“以色列由美國提供支持并接受援助的這種模式，在未來任何一屆政府之下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都非常低，甚至在特朗普政府之下也未必能持續，因此我們需要為這種關系找到新的基礎，也就是從援助轉向伙伴關系。”

如果從“援助”模式改為這種“聯合項目／伙伴關系”模式，那么一些反對援助以色列的論點就會被部分化解。最主要的一點是：以色列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國家，并不需要援助，它完全有能力自行購買所需物資。

此外，盡管這種安排對美國的實際好處依然有限，但它可以被包裝成一個“創造就業”的項目。過去，為對以援助辯護時也用過這一說法；但如果資金投向的是探索“新技術”的聯合項目，聽上去就比直接發放補助、讓以色列采購現成武器更像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畢竟，如果不是賣給以色列，這些武器很可能也會賣給別處。

華盛頓的親以力量同樣意識到了這里的政治現實，并已接過這一思路。親以、反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政策論壇”最近就表示：“兩國或許也可以在其他類型的伙伴關系中獲益，例如聯合生產、共同投資或聯合研發。”這一說法呼應了保守派的策略：不是改變美國對以援助的實質，而是通過改變形式來保住它。

當然，所有這些論點都很膚淺，也很虛偽。正如中東理解研究所所說：“盡管減少或取消對以色列的‘外國軍事融資’撥款，看上去似乎會減少美國納稅人對以色列的資助，但如果同時增加與以色列的武器聯合研發和聯合生產，美國納稅人仍然要為此買單……美國納稅人是在為以色列武器制造商開發武器系統埋單，而這些系統主要受益者是以色列，不是美國。”

而這還只是基于最冷酷的成本收益計算，只是一個簡單的盈虧問題。如果再把更為重要的人類代價考慮進去——包括強化以色列的進攻能力、鞏固其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全面否認，以及以色列持續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其他地方以壓倒性多數的平民受害者為對象測試其技術——那么這種代價就已經無法估量。

因此，討論不能停留在“以色列并不需要援助”這一層面，而應轉向更重要的問題。伯尼·桑德斯最近推動的“反對聯合決議”所提出的，正是這一點：以色列已經證明，它會使用武器實施最駭人聽聞的罪行，甚至包括種族滅絕。

因此，不應再有任何援助，不應再有任何軍售，也不應再與以色列開展任何軍事合作。任何對這一原則的突破，都會讓我們所有人成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