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24年12月，上海松江，一位八旬老人李老伯上了一輛公交車。
兩分鐘后，他開始擦汗、喘氣，然后閉上眼睛，靠著椅背，看起來像是在休息。
他沒有在休息。他的生命在一點點消逝。
售票員發現異常，8分鐘內完成了呼叫120、引導車輛到派出所匯合、協助送醫的全部動作。
李老伯還是走了。猝死。
然后，他的家屬把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賠超過11萬元。
理由是：公交車上沒有AED，沒有急救藥品，沒有第一時間實施有效救助，事后沒有及時提供監控，缺乏人道關懷。
法院駁回了全部訴訟請求。
我先說法院的判決。
我認為，這個判決是對的。
售票員8分鐘內完成了他能做的一切，這不是敷衍，是真實的盡力。猝死的原因是老人自身的健康狀況，和公交公司的運輸行為沒有因果關系。法院在這兩點上的認定，我沒有異議。
公交車不是醫院，售票員不是急救醫生，要求一輛城市公共汽車配備AED并由售票員熟練使用，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和行業標準下，尚未成為強制義務。
所以這個案子，法律上，公交公司贏了，輸了的是家屬。
但我不想就這樣結束。
因為這件事里，有一個問題，判決書回答不了：
一個老人，在一輛公共汽車上死去，而車上沒有任何可以在那幾分鐘里爭一爭的設備——這件事，正常嗎？
AED，自動體外除顫儀，心臟驟停發生后，每延誤一分鐘，存活率下降7%到10%。4分鐘之內使用，存活率可以超過50%。超過10分鐘，幾乎沒有可能。
售票員從發現異常到120交接，8分鐘。
如果車上有AED，如果有人會用，那8分鐘，也許是另一個故事。
也許不是。猝死的情況太復雜，沒有人能保證結果。但"也許"本身，值得被認真對待。
這讓我想起之前寫過的另一件事。
云南曲靖馬龍區通泉中學的調解室里，一個父親因情緒激動猝死。學校有AED，但在場的沒有人會用。
那篇我寫過：AED擺在那里，像一件精心陳列的展品，用來證明"我們是有應急設備的"，但沒有人會用。
這一次，公交車上連展品都沒有。
李老伯的家屬，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輸了。
我理解這場訴訟背后的情緒。一個老人死了，家人悲痛，他們需要找到一個理由，找到一個可以承擔責任的對象，因為"他就是死了，沒有人的錯"這個答案，太難接受。
人在悲痛里，很容易把"有沒有做得更好的可能"，變成"你沒做好，所以你有責任"。這是人之常情，不是惡意。
但把這種情緒變成訴訟，指向一個8分鐘內盡力完成救助的售票員所在的公司，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在道義上，也有失公允。
那個售票員，做了他能做的。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這家公交公司，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在中國的公共交通系統里，AED的配置標準是什么？培訓要求是什么？覆蓋率是多少？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近年來陸續推進公共場所AED配置，地鐵站、機場、大型商場，覆蓋率在逐步提升。
但公交車呢？
一輛公交車，每天運載數百人，老人、病患、心臟病高危人群，都在里面。它是城市里流動的密閉空間，是最有可能在沒有醫療支援的情況下發生突發情況的地方之一。
目前，把AED列為公交車強制配置的城市，少之又少。
法院判了公交公司無責，這個判決保護的，是現行標準下合規經營的公司。
但現行標準，夠不夠？
這才是這件事真正的問題所在。
李老伯的家屬，把訴狀遞到了錯誤的地方。他們應該追問的，不是這一輛公交車、這一家公交公司，而是：為什么到今天，公交車上還沒有AED？誰在制定這個標準？什么時候會改變？
這些問題，法院判不了，但可以問。
一個八旬老人，上車兩分鐘，閉上眼睛，沒有再睜開。
售票員盡力了，法院判了，家屬輸了，案子結了。
但那輛公交車，今天還在跑。車上沒有AED，也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閉眼的乘客，是在休息，還是在告別。
這件事的問題，不在法庭里，在標準里，在那輛車的急救箱里，或者說，在那個空著的、本該放AED的位置上。
來源/濟南時報《上海一老人坐公交車2分鐘后突發疾病去世，家屬起訴公交公司索賠11萬；法院駁回家屬訴求》、環球網《上海八旬老人公交車上突發疾病，尚未購票便昏迷；售票員8分鐘內撥打120、駛至會合點、協助急救，仍搶救無效去世！家屬起訴公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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