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6年的蘇聯憲法堪稱典范。它保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承諾七小時工作制、免費醫療和教育，還專門為勞動人民準備了療養院網絡。論文字，它比某些把奴隸算作五分之三個人的憲法強多了。
然而憲法通過后的兩年里，斯大林清洗了約一百萬人。接下來三十年，一千八百萬蘇聯公民被關進古拉格。這些明顯違反了憲法第103條、第111條、第127條。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之一，就這樣在"明確禁止"的情況下發生了。
答案令人不安：足夠多的人覺得監獄和清洗是可以接受的。我們說"斯大林"干了這些事，仿佛他親手扣動扳機。但顯然，沒有獄警、秘書、會計、工程師、建筑師、醫生、司機、軍需官、中層管理者、走過場的法官，以及各種幫兇和告密者，古拉格根本運轉不起來。數十萬普通人，各自完成了自己那部分暴行。
教訓顯而易見：規則只有在人們當真時才有效。把法律寫下來，并不會賦予它物理力量或精神魔力。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也都相信這一點。
但我們為什么不照做呢？
十多年前復制危機爆發以來，主流觀點認為問題在于規則太松，解決辦法是收緊。應該強制要求復制研究、預注冊、公開數據、更大樣本和更小的p值。減少研究者的自由度，科學就會更好。
2023年，一大群研究者發表論文，證明只要遵循"嚴格增強實踐"——驗證性檢驗、大樣本、預注冊和方法透明——就能實現高復制率。
一年后，這篇論文被撤稿，原因是……作者自己沒遵守那些嚴格增強實踐。期刊編輯稱，作者對方法不夠透明，沒有遵守自己的預注冊，還 cherry-picked 結果。
問題不是缺正確的規定，是缺正確的動機。真想發現世界的真相，你會對那些能幫到你的指南感興趣，會感謝制定它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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