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娜·烏里亞斯最后一次見到兒子梅爾隆，是在2022年3月30日夜里。那時他18歲，穿著黑色短褲和棕色襯衫。她記得，當時他和3名朋友一起跪在地上，一群警察持長槍看守著他們。

梅爾隆沒有戴手銬，但他雙手背在身后，攥著手指，哭個不停。遠處，母親朝他喊：“兒子，別擔心，我們會證明你是無辜的。”隨后，警員把他帶進了警察局，她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從那次抓捕到現在，已經過去4年2個月。梅爾隆如今22歲，母親對他的全部消息，只來自隔著厚厚玻璃、戴著頭套的人員一句話：這個年輕人還活著，還在監獄高墻之內。除此之外，再無更多信息。米爾娜只是成千上萬名薩爾瓦多女性中的一員。多年來，她們在全國各地監獄間奔走，尋找自己的孩子，卻始終被官方沉默包圍。

5月10日星期日，也就是母親節，一群女性聚集在圣薩爾瓦多大教堂前。她們不是來慶祝節日，而是要讓外界看見這種痛苦。她們表示，面對國家機器的不透明，自己決定結成集體，爭取被聽見。這個名為“自由母親”的組織目前約有100名成員。

作為發言人的米爾娜說，很快就會有成千上萬名女性加入。“我們沒有任何在世證明。”米爾娜說，“我只知道我兒子還沒死，是因為每隔兩三個月，就會有一名看守告訴我，他又被換了牢房。至少這樣我能確認，他還在這個系統里被轉來轉去。”

本報記者查閱的一份薩爾瓦多國家民警報告顯示，在緊急狀態實施初期，梅爾隆被以“恐怖組織成員”的罪名逮捕。但米爾娜堅持說，兒子并不是幫派成員，而是在被捕前已從事甘蔗收割工作兩年。

在薩爾瓦多，做母親往往意味著尋找。如果總統納伊布·布克爾在社交媒體上公布的數據屬實——而這也是目前唯一能獲得的數據，因為其余信息都被列為國家保密——那么，這個美索美洲國家在過去30年里，已有80000人因幫派暴力失蹤。也就是說，平均每100名薩爾瓦多人中，至少就有1人失蹤。

每一名受害者背后，至少都有一個人在尋找。大多數是女性，幾乎總是母親。在這場長期悲劇之外，過去4年里，又有92000人被監獄系統吞沒。他們與外界失去聯系，被關押在一個絕對不透明的監獄體系中。

緊急狀態本月已持續4年2個月。這項強硬措施瓦解了幫派，這一犯罪現象曾在數十年間制造恐怖氣氛。不過，這項政策也給最貧困社區的居民帶來了極其嚴重的連帶后果。

她說，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下，一群來自該國東南部下倫帕社區的女性開始組織起來。“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孩子被關在哪里，其他人就會陪她一起去各個機構打聽。我們互相交流信息，也開始用另一種方式看待這一切。我們意識到，我們有權知道他們的下落，而國家正在侵犯這一權利。”

這個尋找布克爾監獄中被關押者的母親組織，也吸引了其他一些女性加入。她們尋找的，是在更早年份因暴力而失蹤的孩子。其中一人是埃內伊達·阿瓦爾卡。她的兒子卡洛斯于2022年1月1日在一處幫派控制區域失蹤。

她對本報記者說：“我加入她們，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承受著同樣的痛苦，那就是徹底的不確定。”

這些女性的遭遇，折射出緊急狀態對在押人員家庭的沖擊：家庭破碎；年邁女性被迫重新當起母親，撫養孫輩；一些女性不得不在田間加倍勞作，只為湊出監獄要求的食品包裹費用；還有人因長期壓力出現新的軀體疾病。

人權組織“克里斯托薩爾”在2023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已發出警告：女性是這套安全政策下受沖擊最嚴重的群體。她們被迫承擔全部照護責任，還要竭盡所能籌措法律辯護費用。

而在監獄高墻之內，相關指控同樣觸目驚心：人滿為患、致命性的醫療缺失，以及沒有辯護權的司法程序。多個國際機構指出，政府可能實施了危害人類罪，其中包括酷刑和強迫失蹤。

何塞·杜瓦爾·馬塔·阿爾瓦拉多于2022年4月18日被捕，當時26歲。他是在從烏蘇盧坦一處農業莊園結束拖拉機操作員工作返家途中被抓的。母親馬塞拉·阿爾瓦拉多說，持續不斷的焦慮已經讓她出現心臟問題和糖尿病。

盡管法官已經兩次下令釋放，她的兒子至今仍在獄中。馬塞拉說：“兩次都批準他出獄了，但我沒能及時趕去接他，因為我住的地方離監獄有6個小時路程。如果家屬不能很快趕到，不到1個小時，他們又會被重新關進去。”“我已經4年沒有他的消息了。一想到當時沒能趕到接他，我就備受折磨。我知道他們最終會把他交還給我，但會是在棺材里。因為他們把人還給家屬時，往往就是一個封死的盒子。”

還有一些女性承受的是多重失去。比如霍安娜·加西亞。2022年4月，警方帶走了她的兒子雷內、女兒桑德拉和丈夫何塞。此后，她只能獨自照顧5名未成年人。

被捕8個月后，加西亞被診斷出癌癥。68歲的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已經不得不向鄰居乞討食物，才能養活這些孩子。“我身體撐不住，也沒有錢給他們送清潔用品包去監獄。你說說看，我一個人怎么養活8張嘴？”“我只求上帝讓他們還活著，有一天能把他們放出來，因為說實話，我根本沒有辦法確認他們現在怎么樣。”“人道主義法律援助”組織記錄顯示，薩爾瓦多監獄中已有500多人在國家羈押期間死亡。該非政府組織警告說，這個數字還是保守的低估。類似案例很多：遺體被埋進集體墓穴，而當局并未通知死者家屬。

在薩爾瓦多，做母親，本質上就是一種抵抗。阿爾瓦拉多說：“自從他們把他帶走后，我再也沒聽過兒子的聲音。以前我沒有心臟病，現在卻總覺得胸口沉重。但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不會停止尋找他。”

面對外界批評，布克爾政府一貫的回應方式，是指責人權捍衛者與恐怖分子同流合污。與這一官方敘事相對，“自由母親”的成員表示，她們唯一的訴求，就是為那些在無差別搜捕中被卷入的人發聲。

阿爾瓦拉多說：“我說我兒子是無辜的，是因為我知道他一直是個勤勞的年輕人。所以我不會沉默，我要求別人聽見我的聲音。”她還呼吁：“希望我們的聲音能傳到國界之外，也希望世界不要相信這里是什么人間樂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