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
文︱鄧飛
2026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亞洲大學排名早前公布，本港八所受教資會資助大學首次全數躋身亞洲百強，確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不只是一份亮眼成績單，更是在全球地緣格局重塑、人才流動重新洗牌之際，對香港制度優勢、科研實力和國際化底蘊的一次集中驗證。若把這份成績放在國家建設教育強國、“十五五”開局和特區政府主動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大背景下觀察，其意義便不止于排名升跌，而在于香港能否把高等教育優勢轉化為人才、科技、產業和城市競爭力的長遠動能。
當前，高等教育早已超越單純學術范疇，成為國家或地區軟實力、創新能力與經濟轉型的核心戰場。這場競爭至少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國際生源的人才爭奪，全球跨境留學生規模龐大，既帶來學費、住宿和服務消費，也關乎未來高端勞動力儲備；二是頂尖學者和科研團隊的“大腦爭奪戰”，名師云集直接決定基礎研究能級與學術聲望；三是國際教育樞紐的建設，教育已成為城市對外開放和制度吸引力的重要名片；四是排名、撥款、科研轉化和企業招聘互相牽動，使高等教育競爭愈來愈市場化、產業化和全球化。
進一步提升“留學香港”品牌
在這樣的格局下，香港八大悉數上榜，至少帶來三方面啟示。首先，這有助刷新“留學香港”品牌，推動香港由單純擴大收生，轉向高質量擇優和完整的“留學經濟”。八大集體晉身亞洲百強，向國際學生和家長釋放清晰信號：香港不是跳板，而是兼具國際視野、普通法制度、雙語環境和亞洲連接能力的優質留學目的地。下一步，政府和院校不能只停留于海外宣傳，更要把簽證、實習、就業、住宿、城市生活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交流等配套統籌起來，形成從入學到留港發展的完整生態，讓教育投資真正轉化為人才集聚和經濟增長。
其次，排名帶來的磁吸效應，關鍵在于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來港。本港大學近年在多個學科保持國際競爭力，港大羅致安德烈·海姆、費倫茨·克勞斯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菲爾茲獎得主吳寶珠，正說明香港仍有能力吸引世界級學者。名師不是裝飾，而是科研平臺、青年學者、研究生和創科產業的核心引擎。當“名師出高徒、高徒伴名師”形成循環，香港便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更可成為全球高端人才流動中的增值地和旋轉門。
最后，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正是承接這份優勢的戰略平臺。北都大學城不是新增幾幢校舍，也不是把現有大學資源簡單北移，而是把香港國際化高教體系與國家教育強國、科技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發展深度對接的制度工程。香港一方面具備國際科研環境、普通法制度和開放校園文化，另一方面背靠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完整產業鏈。若能在北都建立“基礎研究─應用轉化─產業落地”的無縫通道，對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而言，吸引力將不只在土地和補貼，而在于戰略價值與生態協同。
穩步推進精準落子服務大局
因此，引進大學或科研機構落戶北都時，必須有清晰門檻和前瞻規劃。香港需要的不是松散掛牌式合作，而是能與本地大學共同設立跨學科研究院、長期使命型科研項目和高端人才培養平臺的合作伙伴。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生物醫藥、量子科技、新能源材料等領域，既是全球科研競爭焦點，也是國家發展所需。北都大學城應成為匯聚國際智慧、服務國家所需、帶動香港產業升級的關鍵支點。
更重要的是，這一布局與本地青年息息相關。未來香港學生若能在家門口進入世界級實驗室，參與前沿科研和大灣區企業實習，便可同時具備國際規則視野、國家發展認知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教育既是人才工程，也是城市競爭力工程；既要培養走向世界的香港青年，也要培養懂香港、懂國家、懂科技產業的新一代復合型人才。
總括而言，八大悉數晉身亞洲百強，證明香港高等教育仍有厚實根基，但排名只是起點，轉化才是關鍵。香港應以“留學香港”為品牌，以北都大學城為平臺，以教育經濟和產學研融合為抓手，將學術聲望轉化為人才流、科研流、資金流和產業流。只要特區政府、院校和產業界能穩步推進、精準落子，香港完全有能力在國際教育版圖中再上層樓，并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開創高等教育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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