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云浮新興縣太平鎮社圩村委蕉山村小組上咀山，綠樹點綴，松柏常青之間，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紀念碑塔，上書“蕉山戰斗革命烈士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成為當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經常有學生群眾自發來這神情莊重地敬獻花籃，仔細整理花籃緞帶，寄托對烈士的深切哀思。隨后向烈士三鞠躬，并緩步繞行瞻仰紀念碑，認真駐足觀看碑體浮雕與烈士事跡鐫刻，重溫那段硝煙彌漫的戰斗歷程，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禮。

我們從烈士紀念碑座基上的介紹文字中得知，1945年2月22日，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根據上級“開辟云霧山區抗日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在司令員梁鴻鈞、政委羅范群、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謝立全、政治部主任劉田夫待等率領下，由高鶴皂幕山向西挺進新興、恩平、云浮、陽春，開辟云霧山抗日根據地。由于大雨滂沱，山路泥濘，山洪暴發，河漲難渡，部隊進入到蕉山村時，由于路滑，人員疲憊，衣服濕透，經司令部研究決定，部隊在蕉山村宿營駐扎休整，待翌日凌晨3時出發。

背后受三面高山環擁，村前是一大片的稻田、河流和道路形成一片開闊地，根據《孫子兵法·地形篇》上所描述的，這種地形稱為“掛形” 或 “天牢”，原文說：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人，不可不察也。

所以，孫子進一步提出：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在選擇營地時，軍隊的統率通常喜歡高處而厭惡低洼之地，重視向陽之處而輕視陰暗潮濕的地方，在干燥堅實的地方駐扎可以保持士兵的健康，減少疾病的發生。在選擇地形時，特別危險的是意事就是說，特別危險的六種地形即絕澗（深溝）、天井（四周高峻的中間凹地）、天牢（三面環山的一面出口狹小的地形）、天羅（草木叢生容易隱蔽敵人的地形）、天陷（地勢低洼泥濘的地形）和天隙（兩山之間極狹窄的山口），軍隊應該遠離這些地形。

今日蕉山村

所謂“天牢”之名，形象地描繪了這種地形的險惡。它通常指三面環山或絕壁，僅有一面狹窄通道可以進入的地形。一旦進入，便難以突圍，如同被關入牢籠。三國軍事家曹操在書中的的注解均強調了其易入難出的特點，而杜牧則進一步指出，這種地形適合設伏，敵人若不慎進入，將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因此，在行軍過程中，應盡量避免接近此類地形，以防被敵人利用。

所以當時我軍進入蕉山村被后人稱為兵家避忌之地，因為這地形難以觀察敵人的來路，且易遭高居臨下的襲擊；村前是水田，小河和道路形成一片開闊地，易受正面攔截和封鎖；整個村處于易攻難守的位置。部隊在這樣環境下安排部隊逗留宿營，當時個別領導有不同看法，但實在太疲勞，而且認為至少敵人沒有得到部隊的行動和動向的消息，最后還是決定在蕉山村停下來。與此同時，部隊卻又放松應有的警戒，原是班哨，改為復哨，有的哨位甚至改為單哨。

根據時任參謀長謝立全將軍的回憶錄《挺進粵中》一書介紹：“飯后，天雨稍歇。在村里休息的同志們大都入睡，我借此機會在火堆旁把衣服烤干。可是我也著實太疲勞了，邊烤火邊打瞌睡，后來索性躺下來困覺；剛躺下，忽然想起還應加強警戒，便馬上翻身而起，走到一團駐地把團長黃江平、政委譚桂明、政治處主任關海一一喚醒，要他們加強警戒，并將機炮中隊迅速進駐后山，以防發生意外。”

誰知道就在參謀長謝立全意識到危險的時候，一團長黃江平和中隊長吳桐來請示當晚的動向時，話沒兩句，忽然遠處傳來幾聲槍響，緊接著又一陣陣密集的機槍聲。這時，偵察兵氣呼呼報告參謀長謝立全，發現敵情！且村子后頭的制高點都被敵人控制。

原來，當時的頑固派軍隊158師473團獲悉抗日解放軍已向新興境內移動情報后，立即加緊向新興縣城回撤。當天上午，頑軍團長黃韜遠率部回到新興都律村，從靖安鄉第二保保長彭天、鄉長董洪才處得知，抗日解放軍正逗留蕉山村，大喜過望，認是立功的時機到了，便部署重兵取捷徑，以為一定能打個措手不及，從而旗開得勝。于是迅速出動，組織該團及水雷隊所有兵力，向抗日解放軍駐地實施遠道奔襲。

當天下午四時許，頑軍抵達蕉山村外圍后，分三路向蕉山村合圍過來！一路從蕉山的另一邊登上山頂，控制住蕉山村背后東、北兩處制高點，處于踞高臨下的有利進攻位置；一路沿村前河邊和小路進攻，封鎖開闊地帶；另一路則化裝成農民，穿戴竹帽、蓑衣，由山腳下竄至村口附近，并將村口的抗日解放軍哨兵制服，所有部隊則悄悄向正在宿營的我軍處偷襲而來。

當哨兵向參謀匯報的時候，黃韜遠的部隊已經全面完成了包圍圈，他憑借眾多的兵力，形成了泰山壓頂的態勢，妄圖把這支軍隊全部拿下。然而，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此時的抗日解放軍雖然在疲憊且在睡覺，對黃韜遠團的突然襲擊有些意外，但反應十分迅速，立即組織反擊，對部隊緊急集合，司令員梁鴻鈞立即率部跑步出發奔向前沿，隨后政委、政治部主任、參謀長等迅速跟了上去，指揮部隊實施反擊，各部勇猛地沖入敵群，一陣猛打，硬是從敵人手里奪回了東幾個高地，司令部首長的靠前指揮，親自沖鋒很快扭轉了戰局。

戰斗打得異常激烈，由于戰況非常緊急，由于我軍長途行軍，已經疲憊不堪，敵人的偷襲讓戰士們措手不及，戰場態勢非常不利，指揮員們只好親自帶隊，司令員梁鴻鈞親臨一線，鎮定自若，鼓勵戰士英勇殺敵。大大鼓舞士氣，他臨危不懼，堅定沉著，果斷指揮部隊作戰。他身先士卒，率隊搶占南邊的山頭，并命令后繼上山的吳桐、霍文組成強大火力痛擊敵人，掩護司政機關工作人員突圍。

在那硝煙彌漫的山頭陣地上，在激烈的戰斗中，霍文、吳桐等指戰員多次勸說梁鴻鈞司令員撤出戰斗，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任憑吳桐喊破了嗓子，仍像峭巖上的蒼松，疾風中的勁草，屹立在戰火紛飛的陣地上，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激烈的戰斗中，梁鴻鈞司令員不幸壯烈犧牲，時年40歲。

隨后，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謝立全、政治部主任劉田夫立即命令各部分兵力合力沖上南面的山頭，占領有利陣位，阻止東、北兩處山頭頑軍的進攻；由吳桐、霍文率兩個中隊抗擊已逼近村前的頑軍。戰斗十分激烈！沖入村內的一路頑軍遭反擊后被迫退出。司令部命令一團集中全部主力死守南面山頭，使頑軍東、西兩頭不能形成合圍圈，指揮人員抓住時機迅速組織領導機關和隨隊的非戰斗人員強行通過村前左側的水田開闊地渡河，向西南方向撤出。但由于目標完全暴露在頑軍火力之下，輕重機槍對撤退人員進行封鎖，撤退人員傷亡很大。

激戰至天黑，抗日解放軍主力乘頑軍尚未組織新的進攻，趁夜色掩護，組織部隊兵分兩路進行突圍，一路由參謀長謝立全率領戰斗隊，沿新興西南部向寵洞方向轉移；一路由政治部主任劉田夫等率領沿新、恩邊境撤走。

此次戰斗，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在十分被動情況下，經過指揮人員臨危不懼，指揮若定，率領戰士們英勇反擊，殊死奮戰，經數十次反復沖殺，給敵人以大量殺傷，并終于將敵人打退，最終由謝立全、劉田夫等領導率部突出重圍轉移別地。但部隊領導機關和主力團損失十分慘重，在連續轉移中計算在內，這次戰斗，梁鴻鈞司令員等59位指戰員壯烈犧牲，被俘70余人，受傷人員眾多，兩部電臺被毀壞，丟失一批槍支彈藥，部隊士氣受到重挫。

蕉山戰斗犧牲的司令員梁鴻鈞，１９０５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縣附城一戶貧苦農民家中，他從小就參加了田間勞動，開始體會社會的黑暗與不平等，后來他逃荒去廣東欽州（今屬廣西），在那里投奔了鄧本殷部當兵。１９２５年冬，鄧本殷部被南征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打敗，梁鴻鈞又加入了第四軍。１９２６年夏，他隨第四軍北伐來到武漢。

不久，他跟隨這支部隊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任11軍25師班長、副排長。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在大埔縣三河壩被打散失利后，隨朱德、陳毅轉戰于閩粵贛湘邊。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被編入紅4軍，擔任排長、副連長。在火熱的革命斗爭中，他光榮地加入了先進組織，并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歷次參加反“圍剿”作戰，先后任連長、副營長、營長，紅軍長征時期任團政委。

抗日戰爭爆發后，梁鴻鈞進入“抗大“深造，先后擔任副隊長、隊長，抗大畢業后被分配到八路軍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任兵團保安司令部參謀處主任，率部擔負保衛延安的任務，后來又調任延安警備區司令部參謀長。隨后，組織派他去廣東工作， 他被任命為廣東東江軍事委員會書記，負責東江地區兩支游擊隊（新編大隊和二大隊）的領導工作他指揮部隊開展游擊戰爭，他指揮新編大隊英勇出擊，夜襲被日軍侵占的葵涌、沙魚涌，收復這兩個據點，繳獲一批武器。后在橫崗伏擊，打死打傷日軍三十多人。與此同時，第二大隊也摧毀了寶安縣城南頭附近日軍駐地的大涌橋，切斷電話線，襲擊軍車，并收復寶安縣城南頭，初步打開了東江敵后抗日戰爭的局面。

同時，梁鴻鈞針對國民黨頑固當局進行了不屈不饒的斗爭，堅持華南抗日敵后斗爭，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但同樣引起國民黨頑軍的敵視，他們曾糾集五千余人，于4月對根據地的白石龍村發動進攻。梁鴻鈞指揮游擊隊同頑軍展開激戰，然后相機轉移到外線，深入日軍敵后，開辟新區，根據上級的指示，梁鴻鈞來到鶴山宅梧附近地區，奉命將進入粵中的廣東人民游擊隊中區縱隊和粵中地區游擊隊組建為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由他任司令員，謝立全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劉田夫為政治部主任。

這支隊伍成立之后，為了推動南粵抗日斗爭的發展，他在放手發動群眾，建立“兩面政權”，爭取進步力量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使珠江三角洲的河網地帶、平原要道、丘陵山地，到處成為游擊區，有效地打擊了敵人。在這段期間，解放軍曾多次打退了駐江門、新會的日、偽軍的進攻，在新會松山等地擊敗了陳培、余鏡波等偽軍的“掃蕩”，還爭取頑軍挺三大隊的特務中隊長秦炳南起義。但由于頑軍的不斷增兵，他又率部轉移到老香山脈一帶，待機殲敵。

在隨后的蕉山突圍戰斗中，梁鴻鈞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率領部隊反擊，在戰斗中不幸犧牲。突圍沖出去的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謝立全，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政治部主任劉田夫后來擔任廣東省長。他的戰友們痛惜地說，倘若梁鴻鈞沒有犧牲，按他的資歷和戰功，1955年的時候，至少是中將以上軍銜。

說說直接導致司令員梁鴻鈞犧牲的團長黃韜遠，別號元敬，別字雄，廣東吳川(一說茂名)人，陸軍大學特別班第八期畢業，先是分配在粵軍一支部隊里擔任作戰參謀，那一時期，粵軍裝備水平和作戰能力還是有目共睹的，不僅裝備好而且軍官全是清一色的科班出身，戰斗力較強，據他自己在《正果正果之戰親歷記》一文中記載：

1938年10月間，日軍在大亞灣的澳頭登陸快速向惠陽、博羅推進，企圖奪取廣州，該部奉命在增城正果阻擊。1938年10月20日清晨，日軍2000余人向正國守軍發起進攻，戰況十分激烈，我軍傷亡很大，陣地多被毀壞。戰至上午10時許，正面第三團的部分隊伍紛紛向后敗退，時任作戰參謀黃韜遠到前線傳達旅長命令，發現團長已經嚇得逃跑了，沒有辦法的他回旅部請示已經來不及了，為了挽救危局，黃韜遠認為自己此時應負起指揮的責任。

他先是攔住了旅屬山炮連，接著又制止住了那些奔逃的隊伍。然后他把軍官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旅指揮所就在后面，現在旅長叫我來指揮，誰要是退卻，就執行軍法。”緊接著又說：“我已叫炮兵在此占領陣地進行射擊。我們各單位官兵均須回轉頭去，反擊敵人。我和大家一起，堅決不退。我們必須打敗敵人，才有生路。如果再退，全旅都會覆沒。”說完之后他問大家，“敢不敢和日寇拼死活，以打敗敵人？”大家聽了都一致高聲贊同，表示要與敵人拼到底。

當他得知山炮連還有300多發炮彈時，他立即命令連長到前方選定陣地，作好射擊準備，隨后截住撤下來的各步兵連隊官兵，他以同樣的方法激勵他們，并將散亂的官兵略為整頓，編成了幾個步兵連和機槍連。親自帶著他們到我陣地前各個山頭展開，占領陣地。炮兵連和步、機各連，一面發揮協同作戰的步、炮火力，一面以刺刀、手榴彈英勇地與敵搏斗。

此時，追上來的日軍，受到步炮火力的突然襲擊，死傷很多。他們只得停下來，想弄清情況再前進。而我軍潰退下來的一些官兵，以為有增援部隊，也奮起殺敵，一下子扭轉了戰局，住了頹勢并開始向敵人反擊，由于打敗了敵人，大家的情緒均十分高漲，士氣大振，向敵人展開了更猛烈的反擊，抵擋不住，開始潰退。所部反敗為勝，這一次戰斗，拖延了日軍侵犯廣州的日程，使廣州和增城、龍門兩縣人民有多一些時間撤退。戰后受到了上級的表揚。日軍攻占廣州后在廣播中聲稱：“此次進攻廣州如入無人之境，只是在正果附近被蚊子咬一口”等語。戰后黃韜遠升為團長。

黃韜遠所曾在抗戰期間，在廣東擔任守備任務，期間他率部在廣東云浮新興縣太平鎮社圩村委蕉山村襲擊我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致使司令員梁鴻鈞犧牲，他立下所謂的“功勞“，晉升為師長參謀長、軍副參謀長職務。抗戰勝利后，所部進駐惠陽、和平、曲江，“清剿”北江、東江地區。不過，好景不長，后被調往蘇北戰場，在著名的七戰七捷收官之戰中，我軍主要打擊目標正是該部，最終在如皋地區被我方部隊徹底擊潰，后來又調西北地區，參與涇渭河谷和荔北兩場重要戰役，最終遭到我軍沉重打擊。特別是在扶眉戰役中，該軍主力部隊遭到殲滅，1949年底余部在成都宣布起義。

黃韜遠隨部起義后，先是擔任過解放軍西南軍區炮兵司令部參謀，第二炮兵學校戰術系教員，昆明軍區炮兵干部訓練班主任教員。后轉地方工作，任廣州市政府參事室研究員，成為了一名正處級干部，1990年11月24日在廣州逝世。

夏雨霏霏，霧罩青山。先烈忠魂，山高水長、浩氣長存。今天，我們站在蕉山戰斗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看著這些為民族獨立，人們解放浴血奮戰，敢打硬拼，視死如歸的司令員和他的戰友們長眠青山，其功勛永世長存，他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一座永恒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