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我特赦出來后，廖運周也參加了我們的宴會。黃維一見他，鼓起兩只眼睛，不跟他說話。黃維對我說：‘這個廖運周，把我的部隊都送掉了。’”

文強和蔣軍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但是據文強《口述自傳》《新生之路》和黃維的《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描述，文強和黃維的學習改造態度是完全不同的：文強是嘴上不認錯，但心中早已后悔，在功德林表現也很好，還擔任了功德林《新生園地》的文藝專欄編輯，特赦后進入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還當選為學習小組組長（沈醉董益三位副組長），而黃維雖然承認管理所對他有救命之恩，但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不肯認錯。

同樣是特赦后當了文史專員，杜聿明和郭汝瑰能一笑泯恩仇，黃維卻一直對廖運周耿耿于懷，黃維心胸沒有杜聿明寬廣是一方面，他更生氣的可能是那杯珍藏多年的白蘭地“敬錯了人”，但我們細看相關史料就會發現，黃維不但那杯酒敬錯了人，恨廖運周也是恨錯了人，他真正應該痛恨的是另外三個人，但他似乎直到特赦之后，也沒有弄明白自己為什么會戰敗被俘——即使廖運周不起義，黃維也逃不出雙堆集。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了一本《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之三大戰役）》（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該書），那里面有很多被俘和起義、投誠將領的文章，都提到了黃維兵團被全殲、黃維被生擒活捉的前因后果。

廖運周起義的事情，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黃維敬酒”，廖運周也在回憶文章中寫了：“黃維大概覺得自己的決策很英明，也覺得他選準了突圍的先鋒，哈哈大笑起來，順手拿出了一瓶酒，對我說：‘老同學，這瓶白蘭地藏之久矣，一直沒舍得喝，現在我特敬你一杯，預祝你取得勝利。’又轉身對韋鎮福說：‘來，你們是同期同班同學，也要敬一杯。’”

黃維是黃埔一期的，廖運周是黃埔五期的，黃維以“學長”自居，稱廖運周為“老同學”，那是給對方面子，但黃維不知道的是廖運周在黃埔期間就秘密入黨，畢業后受中央軍委命令“長期隱蔽、掌握部隊、堅持斗爭”，他的單線聯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瑞司令。

廖運周一直以地下黨員身份秘密發展隊伍，一一〇師組建了秘密黨委，不但黃維被蒙在鼓里，原一一〇師師長吳紹周（已晉升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兼八十五軍軍長，一一〇師隸屬八十五軍）毫不知情，就連保密局特務也沒有察覺。

黃維特赦后還對特務恨入骨髓，擔任文史專員期間，還對政協工作人員王春景、汪東林恨恨地表示如果他是共產黨，就把抓住的特務統統砍頭。

一一〇師已經被地下黨掌控而特務們幾乎毫無察覺，黃維因此認為特務無能，這還可能真有些“冤枉”了特務，因為軍統改為保密局后，人員大幅裁撤，毛人鳳對軍隊的事情不敢插手太深，尤其是怕得罪他剛剛想盡辦法才緩和關系的陳誠，而第十二兵團又是陳誠的心頭肉，毛人鳳是絕不敢調查該兵團軍、師級軍官的。

其實不僅僅是其實黃維一一〇師，就連黃維身邊也有地下黨，王春景在《我與黃維的一段交往》（全國政協回憶錄刊物《縱橫》1999年第四期）中記錄了黃維對他說的一番話：“當時還有個很具體的情況，是我被俘后才知道的，就是我的通訊副官是共產黨。當時，我的行動命令一發出，共軍就知道了，我的部隊一舉一動，共軍那里了如指掌，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訊副官給共軍報信兒。””

黃維屬于那種打不過就找借口，甚至還想各退若干里拉開架勢重打一次，這些想法有多幼稚可笑，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我們細看相關參戰將領的回憶，也會發現黃維既不該恨廖運周，也不該恨特務，他應該恨的，其實是另外三個人。

廖運周原本就是地下黨，起義就是歸隊，黃維真正應該心疼的，其實應該是那一杯珍藏多年的白蘭地，他最應該記恨的，應該是白崇禧——黃維第十二兵團屬于白崇禧為總司令的華中“剿總”，是白崇禧為了消耗老蔣嫡系，很“大方”地把第十二兵團“舍”了出來。

據時任“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的郭汝瑰回憶，第十二兵團參與淮海戰役，完全是白崇禧忽悠懵了：“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國防部開會討論中原作戰問題，白滿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團轉用于阜陽、太和、上蔡地區，并自動提議以第三兵團（張淦兵團，桂系第一主力）隨第十二兵團進出阜陽和太和附近。但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再次開會時，白突然變更主張，以為第三軍及第十五軍在形勢和距離上不便歸第十二兵團序列，而只同意以第十四、八十五軍歸入第十二兵團，華中‘剿總’并于當日下午十一時下達命令：黃維兵團立即東移確山，輕裝開太和、阜陽地區集中，十一月十日集中完畢。”

黃維在雙堆集陷入重圍，老蔣心急火燎要從華中“剿總”調部隊救援，但白崇禧千方百計進行阻撓，不但張淦兵團堅決不動，就連時任該“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的宋希濂想把自己的兩個軍派過去，白崇禧也不惜動用武力阻攔。

如果張淦兵團像白崇禧承諾的那樣跟在黃維后面，黃維就很難被包圍，如果白崇禧就近派兵馳援，黃維兵團也不至于被全殲，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白崇禧為了讓第十二兵團早點被全殲，根本就沒給黃維整軍備戰的時間，連武器彈藥都沒備足就上了戰場。

十二兵團十八軍軍長楊伯濤說黃維“準備工作倉促，除將染病官兵及笨重行李輜重送武漢留守和補充一部分糧彈外，主要的人員裝備俱未獲調整”，后來在包圍圈里指望空投，也是杯水車薪——彈藥還不太緊缺，但糧食根本就不夠分，狼多肉少，包圍圈里的蔣軍經常因為搶奪空投食品而開槍互射，藥品更是少得可憐：“第十二兵團的負傷官兵估計近萬，傷兵多了，無法收容，就任他們在野地上露營，無醫無食又值嚴冬，輕傷者轉成重傷，重傷者很快死亡。”

特赦后的黃維說他的“兩個不罵”，一個是老蔣，一個是陳誠，但是在杜聿明看來，黃維最該恨該罵的就是老蔣：“黃維兵團在蔣介石一再變更決心之下，一直在雙堆集對解放軍頑抗。蔣介石對解放軍估計過低，將自己估計過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夾攻，黃維兵團就是這樣被套在解放軍既設的口袋內，被重重包圍，戰力日益消耗，包圍圈逐漸縮小。一直戰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蔣介石才發現從徐、蚌出來的國民黨軍都沒有擊退解放軍的希望，于是決心要黃維在空軍和毒氣掩護下白天突圍，黃維則認為白天無法突圍。”

黃維被全殲后，老蔣還寫信給杜聿明，在信中大罵黃維：“第十二兵團這次突圍失敗，完全是黃維性情固執，一再要求夜間突圍，不照我的計劃在空軍掩護下白天突圍。到十五日晚，黃維已決定夜間突圍，毀滅了我們的軍隊。”

老蔣和白崇禧把黃維送入包圍圈，一個是想救而有心無力，一個是不但自己不救，還阻止其他人去救，黃維叫天不應喚地不靈，最后逃跑的時候，又被兵團副司令胡璉擺了一道：連黃維自己都知道，第十二兵團的實際掌控者應該是胡璉而不是他，兩人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調和——第十二兵團就是在胡璉為軍長的整編第十八軍基礎上擴建而來，黃維“空降”為司令，胡璉一氣之下稱病離開，直到黃維被圍困在雙堆集，胡璉才坐小飛機降落，原十八軍將領救只聽胡璉的命令了，就連最后突圍，坦克車也是胡璉分配的。

有史料說胡璉是坐著一輛舊坦克打頭，黃維坐著一輛新坦克第二，吳紹周排在第三，結果胡璉和黃維的坦克壓斷了橋梁，吳紹周被隔在河邊坐等被俘，黃維的坦克過橋不遠就出了故障，胡璉卻一路暢通無阻沖了出去。

我們沒有證據懷疑胡璉在黃維的坦克上動了手腳，但胡璉對黃維的痛恨和薄情卻是有據可查的，楊伯濤瞧不起黃維、跟胡璉關系很好，但他也在回憶文章中承認：“黃、胡互約誰突圍出去后，誰就照料家屬，擔任一切善后事宜，但實際上胡璉以后并沒履行諾言。”

胡璉是如何不遵守諾言的，黃維特赦之后見了夫人就能知道，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也知道，所以黃維有足夠的理由痛恨老蔣、白崇禧和胡璉，但他似乎很少在回憶文章中多提這三人，倒是對廖運周耿耿于懷，這豈不是火神廟里求雨找錯了門？

廖運周起義對黃維兵團確有重大影響，但真正讓黃維陷入絕境的，還是坐在南京瞎指揮和勾心斗角的蔣家王朝高層，那么在您看來，黃維兵敗被俘，是不是也跟他指揮無方有關？他最該痛恨的，是他自己，還是老蔣和白崇禧、胡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