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公元941年，后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公然蔑視朝廷，說出那句被后世史家反復傳抄的狂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這十幾個字幾乎可以作為整個五代十國的注腳。
從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到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取代后周，五十三年的中原王朝走馬燈般翻了五次牌，史稱"梁唐晉漢周"。在這段被歐陽修《新五代史》直斥為"亂世"的歲月里，秩序的邏輯只剩下一條：誰的拳頭硬，誰就坐龍椅。
數字本身就在訴說這種殘酷。僅僅五十三年間，中原五朝共出了十四位皇帝，其中能在皇位上正常死亡的，只有五個人，平均在位時間不足四年。
其中七位死于內部兵變或部將之手——朱溫、朱友珪、李存勖、李從厚、李從珂、劉承祐、柴宗訓：后梁太祖朱溫被親子朱友珪深夜刺殺于寢宮；后唐莊宗李存勖死于興教門兵變，亂箭穿身后被伶人與樂器一同焚化；后唐閔帝李從厚二十歲被堂兄李從珂廢黜縊殺；末帝李從珂兵敗洛陽，懷抱傳國玉璽自焚而亡；后漢隱帝劉承祐二十歲倉皇出逃，死于亂軍之中；后周恭帝柴宗訓七歲登基便被趙匡胤奪位。皇位不是天命，而是一樁九死一生的賭博。
更刺目的不是皇帝換得快，而是換皇帝的人是誰。五代的兵變，往往不是某個野心家精心策劃，而是中下層士兵的集體行動。
后漢乾祐三年（950年），劉承祐誅殺朝中大將楊邠、史弘肇等人，又派使者去魏州刺殺樞密使郭威。
郭威被迫起兵反漢，打入汴京后他率軍北征契丹途中行至澶州，士兵將一面黃旗撕下披在他身上，齊聲高呼萬歲，事先并無郭威授意。
十年后，同樣的劇本在陳橋驛重演——禁軍將領把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黃袍由誰縫制至今仍是懸案。
士兵之所以主動"造皇帝"，是因為新天子登基照例要厚賞擁立功臣，跟對人就能加官進爵、瓜分財帛。皇帝，成了士兵手里的一樁生意。
節度使更是懸在皇帝頭頂的另一把刀。后晉開國皇帝石敬瑭原是后唐河東節度使，為了從后唐末帝李從珂手中奪位，竟認契丹皇帝為"父皇帝"，并將具有戰略防御意義的燕云十六州割讓給遼國，奉比自己小十一歲的耶律德光為父，自稱兒皇帝。
這道由今日北京、天津延伸至山西北部的天然屏障一旦失去，中原王朝在此后四百年里始終無險可守，直到明初徐達北伐才得以部分恢復。
喊出"寧有種耶"的安重榮本人，正是一個手握重兵、隨時準備造反的節度使，他后來果然起兵反晉，兵敗被殺，頭顱被石敬瑭裝入木匣送給契丹邀功。
追根溯源，這一切的種子在唐朝就已埋下。安史之亂后，朝廷靠分封節度使勉強續命，藩鎮父死子繼、不奉號令，儼然小朝廷；黃巢之亂將唐廷最后的體面撕得粉碎，朱溫正是在鎮壓黃巢的軍中崛起的節度使。
當唐哀帝在907年被迫禪位時，他交出的早已不是一個完整國家，而是幾十塊割據的碎片。在這種結構里，大一統、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尊皇、血統繼位等中國古代常見的"政治正確"幾乎是蕩然無存的，剩下的只有最直白的事實：誰掌兵，誰說話。
馮道歷事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十位君主，被歐陽修痛斥為無恥，但在那個語境里，士大夫除了在不同軍閥之間輾轉求存，幾乎別無選擇。
趙匡胤是這一邏輯的最后受益者，也是最早的清算者。他親歷過郭威的兵變，又親身經歷過部下"黃袍加身"，深知再不打斷這個循環，宋朝不過是"梁唐晉漢周"之后的第六代。他召趙普問道：從唐朝末世以來數十年，皇帝已經換了八個家族了，戰爭頻繁不休不止，如何才能長治久安？趙普答以削藩鎮之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十二字方略。
建隆二年，趙匡胤設宴款待石守信等開國宿將，半醉之際道出心事，次日諸將紛紛稱病辭職，交出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
但燕云十六州始終未能收復，宋軍在對遼、對西夏、對金的戰場上屢屢受制，從澶淵之盟到靖康之恥、再到崖山覆滅，"積弱"幾乎成了后世對宋的固定印象。
五代十國從來不是一段可供消遣的權謀傳奇。它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把"實力即正義"貫徹到底的極端樣本，也是宋以后歷代王朝最忌憚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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