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監測》記者安巴林·扎曼采訪時，敘利亞民主力量指揮官馬茲盧姆·阿卜迪表示，眼下正為他近期訪問安卡拉做準備。訪問期間，他還有可能前往伊姆拉勒島監獄，會見阿卜杜拉·厄賈蘭。

此前，一些媒體網站搶先放出消息，聲稱這次伊姆拉勒之行其實已在今年3月成行，還稱阿卜迪在那次會面中遭到其被囚禁的領導人厄賈蘭“嚴厲斥責”。

在土耳其，阿卜迪的這番表態，以及有關他已完成訪問的虛假消息，出現在一個特殊時點：當局稱之為“沒有恐怖主義的土耳其”的政治進程正陷于停滯。輿論越來越相信，癥結與埃爾多安的政治前途有關。

厄賈蘭已經按要求完成了與解散庫爾德工人黨及其最終放棄武裝有關的一切事項，但當局在自身應承擔的部分上卻選擇拖延、遲遲不動。正如這場進程的設計者和發起者德夫萊特·巴赫切利所說：“鳥不可能只靠一只翅膀飛翔。”

巴赫切利是強硬派民族主義行動黨領導人，也是執政聯盟伙伴。他一直向埃爾多安施壓，要求其繼續推進這項進程所需的各項安排，包括為駐扎在坎迪爾山的數千名武裝人員，以及身處土耳其監獄和歐洲流亡地的另外數千人尋找出路。

這些要求還包括，為厄賈蘭賦予合適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夠在本黨環境中主導從武裝斗爭向合法政治生活的轉型，其中也包括該黨敘利亞分支在設想中的敘利亞國家框架內的整合過程。

從埃爾多安的角度看，他希望再爭取一個任期，但他也清楚，自己實現這一目標的機會正在持續下降。原因既包括憲法上的障礙——盡管他或許有辦法設法跨過去——也包括他面對強勢反對派候選人時勝算下降。

因此，他寄望于動蕩的地區局勢能為自己所用，或者希望通過操弄這場政治進程，向庫爾德伙伴提出種種條件，使和平進程淪為與其討價還價的籌碼。他也在繼續削弱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手段是明顯帶有政治色彩的司法措施。

他還通過惡意訴訟相威脅，拉攏更多共和人民黨議員和該黨所屬市長轉向自己一邊。更危險的是土耳其媒體所稱的“無效案”。

這起“無效案”涉及撤銷共和人民黨兩年前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結果。埃爾多安希望借這起案件反對黨領導人，以便像上一次選舉那樣，確保自己能夠擊敗對方。

7月1日，議會將進入立法休會期。如果埃爾多安能把這場進程繼續凍結到那時，所有事情都將被推遲到10月初。屆時，他將不得不通過特定的憲法程序，讓國家進入提前選舉的準備階段。

這將對庫爾德一方形成壓力，迫使其在埃爾多安爭取新任期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以換取放松對厄賈蘭的限制，或釋放少量庫爾德工人黨在押人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填補政治空白的舉措，以爭取更多時間。但這一切未必奏效。

在經濟危機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埃爾多安未必能夠如愿。歷史中有大量例子表明，經濟始終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首要因素。

如果把視線轉向邊界另一側的敘利亞，就會發現，按照1月29日協議推進的“整合進程”，并沒有像紙面設計的那樣理想地向前發展。盡管如此，這一進程仍已邁出許多步，尤其是在軍事和安全整合層面，只是相關細節缺乏透明度。

至于行政和政治意義上的整合，顯然正遭遇并不令人意外的困難。其背景是普遍緊張的社會氛圍、仇恨言論、身份政治以及安全局勢動蕩。

哈塞克司法宮招牌事件，某種程度上成了觀察這場“政治進程”內部真實狀況的一盞探照燈。敘利亞民主力量下屬的“革命青年”破壞了政府新掛上的招牌，因為這塊新招牌沒有庫爾德語。

而根據沙拉阿在1月中旬頒布的法令，庫爾德語被視為“國家語言”。在敘利亞民主力量控制幼發拉底河以東地區的那些年里，這塊招牌一直使用三種語言，即庫爾德語、阿拉伯語和敘利亞語。

如果只看司法部就此事發表的聲明，幾乎會讓人覺得，拆除這塊新招牌仿佛是在向“新敘利亞”的司法機構宣戰。耐人尋味的是，那塊被認可的招牌上有英語，司法部對此卻并未表現出不滿；相比之下，他卻對庫爾德語和敘利亞語問題作出如此夸張的反應。

須知，英語既不是“國家語言”，當然也不是官方語言。事實上，整合進程的困難并不只在語言或招牌問題上。語言問題固然重要，因為它在象征層面承載著身份認同與獲得承認的訴求，但更直接影響當地民眾生活的，還有其他問題。

例如，如何承認原本屬于另一套體系的學歷證書，如何任命法官，自治政府工作人員的去向如何安排，婦女保護部隊如何整合，地方當局整體如何納入新體系。

最后，人民議會席位中的“庫爾德份額”問題也浮出水面，成為新的爭議點，而且爭議對象并不只是敘利亞民主力量，而是整個庫爾德群體。

歸根結底，大馬士革當局主動承擔了一項超出其能力邊界的任務。這里所說的能力，不僅是軍事、安全或行政力量的規模，也包括治理所需的專業能力，以及那種排斥公共國家觀念的意識形態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