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香港浸會大學經面試錄取了15名本科新生，他們并不屬于任何一個專業，但在入學之前就想好了自己要解決一個怎樣的重大問題。入學后，校方會安排相關教師與他們協商未來4年的課程以及學習內容。如今，他們即將交上成績單。

撰文 | 陳彬（《中國科學報》 記者）、金夢婷（實習生）

再過一段時間，香港浸會大學（以下簡稱浸大）將有一群“特殊”的學生迎來自己的本科畢業典禮。

衛炳江丨圖片來源：香港浸會大學

之所以說他們“特殊”，是因為4年前初入浸大的他們并不屬于任何一個專業。事實上，大學4年里，他們身上都沒有專業標簽，反而會有一個問題時刻陪伴在他們左右，比如全球淡水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數字鴻溝問題……

這些問題是他們在入校之初便想好的。他們希望能在本科4年時間里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出一份力，而他們本科期間的課程體系也將圍繞這些問題搭建。

“這些問題千奇百怪，而且也很宏大，顯然不是本科生所能解決的。但圍繞這些問題，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暨2026年工作會上，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浸大校長衛炳江如此說道。

在他看來，在目前人工智能（AI）迅速發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激發學生對某個具體領域的學習興趣，“但同時，這也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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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選擇權交給學生

《中國科學報》：貴校為什么允許部分學生不選擇傳統專業，而是以“攻克世界難題”的形式完成本科學業？

衛炳江：這可能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從小便是理工科學生，長大后也以物理學作為自己的科研主業。來到浸大之前，我在香港理工大學工作長達25年。浸大卻是一所以人文類學科為主業的高校。

作為理科學者，我深知目前國內高教領域“文理分科”現象依然很嚴重，但在我看來，文理之間本就應該是彼此融合的。因此，來到浸大之初，我就提出了文理融合以及跨學科的構想。

至于允許學生不選擇專業，則是這一整體構想中的一個“子課題”。

2022年，我們經面試錄取了15名本科新生，他們在入學之前就想好了自己要解決一個怎樣的重大問題。入學后，我們會安排相關教師與他們協商未來4年的課程以及學習內容。

如果將大學學習比作一次用餐的話，他們不是那種只能坐在桌子旁等待廚師按照菜單順序一道道上菜的食客，更像是參加了一場可以隨意挑選菜品的“自助餐”。我們希望以這種方式，讓他們徹底放下文理的區別，真正圍繞一個問題展開學習。

《中國科學報》：你剛才提到這只是整體構想中的“子課題”，其他學生是否也會經歷類似改革？

衛炳江：是的。我們將本科生的學習分成了3類。其中占比最少的便是這15名學生，因為這種方式相對激進，同時對學生素質的要求也比較高。2022年至今，我們每年都會招收此類學生，但始終保持十幾個人的規模。

除此之外，我們也保留了傳統的學科制培養模式，比如傳統的中醫專業等。而在這兩類培養模式中間，則是第三種培養模式——通過設置跨學科專業和跨學科的第二主修專業，鼓勵學生進行文理學科之間的跨越。

目前，我們已經設置包括數位未來與人文學科、藝術及科技、創新醫療及社會健康等在內的5門跨學科專業。在這些專業的學習中，我們試圖為學生尋找文理不同專業之間的內部聯系。事實上，這種聯系也是客觀存在的。

簡單舉例，電影技術屬于藝術領域，同時又集合了多種高科技；西方油畫在配制顏料時，一定會涉及化學知識；音樂的本質就是不同樂器的振動，這顯然屬于物理范疇。

《中國科學報》：如何判斷什么樣的學生適合哪種培養模式？

衛炳江：老實說，很難真正準確地判斷學生適合哪一類培養模式，所以我們會把選擇權交給學生。

比如，對于那15名不選專業的學生，我們會在入學前對其進行面試。面試時，我們不但要聽取他們的想法，也會向他們展示我們可能給予的幫助，并最終尊重他們的選擇。

至于第二主修專業，我們一般會在學生大一結束后接受申請，部分跨學科第二主修專業不設嚴格的先修科目，全校各專業學生都可以選報。學生如果發現自己對第二主修專業更感興趣，在大學剩余時間里，甚至可以將其作為“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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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動”還是“不想動”

《中國科學報》：你似乎在刻意淡化學生對專業的依賴，能這樣理解嗎？

衛炳江：專業有其重要性，即便在當下的AI時代，對于那些致力于從事某類特定行業的學生來說，專業的價值也不能忽視。

問題在于目前還存在另一類學生，他們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或者說，此時的他們還沒有確定好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對于他們而言，過于嚴格的專業劃分不利于自身成長。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

隨著高等教育資源日益豐盈，不管是香港還是內地，學生上大學，甚至是上好大學的門檻已經大幅度下降。然而，當學生不必再為上大學發愁時，其自主學習能力和動力卻在下降。這一點，相信任何人只要對目前的高校稍作觀察，都不難發現。

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學生真的“學不動”了，還是他們“不想動”了？

在我看來，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并不是學習能力的下降，而是他們對于所學內容缺乏興趣。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很復雜，甚至涉及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整體教學制度構建。這些原因導致學生在進入大學時，其所學的內容并不是自己感興趣的，更有甚者，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感興趣的是什么。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提升大學生自主學習動力的重要基礎，是提升他們對所學內容的感興趣程度。這是最關鍵的，也是最難的。

《中國科學報》：這一過程具體難在哪里？

衛炳江：以我們進行的“去專業化”嘗試為例。那些參與其中的學生之所以能夠舍棄專業，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知道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是什么，這就使他們具有很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因此我們才能有目的地為他們搭建專屬課程，對其進行個性化培養。

正如前面所言，還有大量學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而這類學生可能是目前在校大學生的主體。這才是最難辦的。

作為高校管理者，我們不可能逐一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只能一方面盡量打破不同專業間的壁壘，便于學生發現興趣點后調整學習內容；另一方面，讓學生在校期間盡可能接觸不同的領域和學科，比如組織學生參觀、體驗，或者開設各種選修課程或課外課程。

從另一個角度說，“興趣”其實是一個很玄妙的東西，它可能出現在學生體驗過程的任何一個節點，或者由任何一個細節引發。可能一件漂亮的實驗室制服都能讓一名學生瞬間發出“這件衣服好酷”的感慨，進而產生想了解其背后學科的興趣。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善于將學生的興趣向學科方向引導。比如，對于那些喜歡整天看短視頻的學生，我們是否可以引導他們創作自己的短視頻；當有些學生抱怨網上的照片不好看時，是否可以鼓勵他們自己拍出更好看的照片。

當然，這些話說起來容易，但不管是高校還是教師，將其付諸實踐都是件很難的事情——對于高校來說，這意味著要打破此前的教學秩序；對于教師來說，則意味著要對學生投入更多精力和關注。如何從制度上保證相關工作能持續推進，還需要高校整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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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提升“興趣”的重要性

《中國科學報》：目前AI廣泛應用，會不會降低高校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難度？

衛炳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的，畢竟AI可以增加學生接觸不同行業內容的渠道，同時豐富學生的接觸方式，甚至提升行業展示時的趣味性。同時，AI如果應用得當，也可以大幅降低學生進入某個領域后的學習難度。然而，我想強調的并非這些。

當前，人們對于AI對大學教育以及學生未來就業的影響是有些爭議的。比如，很多人認為AI將在很多行業完全取代人類，甚至導致大量畢業生無工作可做，并由此產生一定的恐慌。

在我看來，這種擔心是有一些夸大成分的。

我們不能否認AI對于各行業的深刻影響，但從歷史上看，不管是內燃機的出現、電力的出現，還是電腦以及網絡的出現，都曾引發過部分行業從業人員的擔憂和恐慌。但事實證明，這并沒有導致他們無法維持生計，而是基于新誕生出的職業，實現了人力資源的再分配。

相比之下，AI有其特殊性，但本質上仍屬于一項變革性技術革新。它會淘汰一些行業，同時也會催生一些行業，并使一些行業“升級換代”，而這才是我們最應該注意的。

比如，很多人認為AI會全面占領并替代人工翻譯，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畢竟對于簡單的逐字逐句翻譯，AI做得要比人類快得多。但如果將實時翻譯與特定的場景、人物乃至特定的文化差異、民族特性結合在一起，AI是否仍能準確理解語言背后的深層次含義，就是個問題。

回到我們之前談論的話題，AI對于未來行業的改變是誰都無法準確預知的，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場人類與AI的博弈中，如機械性翻譯這樣的“淺層次勞動”大概率會被后者取代。如何讓一名學生在翻譯行業“進化”到可以將語言翻譯與場景、文化、傳統相融合？如果這名學生本身沒有對翻譯行業的興趣，沒有發自內心的學習動力，可能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中國科學報》：你的意思是，AI的崛起提升了“興趣驅動”在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

衛炳江：是的。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一方面，隨著AI的普及，學生“學知識”的途徑變得越來越多，門檻也越來越低，大學教育在知識傳授方面的功能正在弱化；另一方面，在AI的加持下，未來行業的變化將愈發頻繁，這導致大學教育對學生未來就業的所謂“指向性”作用在弱化。

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教育必須找到自己新的發力點。在我看來，這一“發力點”就是要通過各種途徑，讓學生找到他們認為重要的方向，同時為他們追求的目標掃清一切障礙。

《中國科學報》：你所指的障礙是什么？

衛炳江：障礙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校內專業劃分對于學生探索不同學科知識的阻礙。

以我個人為例，我在本科期間學習的是物理，但在讀研究生時卻對數學產生濃厚興趣，所以我的畢業論文更偏數學，而我從事的光纖通信研究卻屬于工程應用。這就導致一個很尷尬的狀況——學物理的人認為我搞的不是物理，是工程；搞工程的人看不懂我的數學研究；而搞數學的人又認為我學的是物理而非數學。這種現象在跨學科領域是很常見的。

問題的解決方案并不復雜，就是根據學生興趣以及社會需求，進行跨專業培養和交叉學科建設，但這又在客觀上與現行學科評價模式存在一定沖突。

具體而言，目前國內的學科評價仍然以單一學科評價為主，而學科的交叉融合是不可能憑借單個學科完成的，這意味著當一個校內的優勢學科與非優勢學科相融合時，可能會在客觀上對優勢學科的學科評價帶來影響。這也是很多優勢學科不愿開展交叉融合的重要原因。

這種阻力也來自學科內部，目前各學科內部的科研和教學普遍承受著來自AI的壓力。這種壓力會傳導到學生的培養方向、手段及模式等各個層面，并引發對教師教學模式改革的強烈訴求。

對此，學生以及年輕教師的需求以及適應度都是相對較大的。相比之下，在傳統教育模式中成長并工作多年的“老老師”的抵觸情緒相對更大，但他們恰恰在學科內部擁有最大的決策權，這也是學科內部進行有效協調有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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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不是做物理實驗

《中國科學報》：對那些帶著科學問題進入浸大的學生，你有怎樣的期待？

衛炳江：他們當然是浸大人才培養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他們有某種明確的規劃或期待。他們有自己的規劃，也會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這就足夠了。

我們經常強調對學生要“因材施教”，但在實踐中教育卻常常走向兩個極端——要么忽視多樣性，將學生統一化管理，甚至刻意追求所謂“不讓一名學生掉隊”；要么對少部分頂尖學生投入過多關注，忽略了大多數學生的利益。

必須承認，學生群體是存在多樣性的，這就在客觀上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讓每個學生都滿意。在一個群體中，“頂尖者”和“落后者”所占比例相似，且都不會居主體地位。所以，我們要給“頂尖者”足夠發揮空間，讓“落后者”守住底線，同時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處于主體位置的普通學生群體中，盡可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假如能讓大部分學生找到興趣點和努力方向，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

《中國科學報》：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寬容的校長嗎？對于就業率、升學率等指標是否不太看重？

衛炳江：正如前面所說，我是在香港理工大學工作20多年后，才在2021年來到浸大的。至今，我在香港理工大學仍有很多研究工作。我每周最開心的時間，就是在實驗室里做物理實驗，因為物理實驗是有明確規則和指標的，借助這些規則、指標，我可以掌控整個實驗。然而，管理學校卻不能像做物理實驗那樣完全借助規則和指標。

需要強調的是，在學校治理中，規則和指標是必要的，因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這種規定的最大價值在于，為全校師生設定一個共同性的“大目標”，師生以規則行事，便是在向這個目標看齊。因此，規則沒有必要設定得過細，而是要有一定的空間。

特別是在對待學生時，規則要有溫度，要讓學生體會到學校對學生的寬容。當然，有些底線是不可觸碰的，比如道德品質等，絕對沒有任何通融空間。

回到你的問題，在學生眼中，我應該是一位寬容的管理者；在教授眼中也許不是，畢竟我是一個“改革派”，早已經習慣了在平板電腦上辦公，而有些教授至今仍習慣讓秘書將電子郵件打印出來，手寫簽字。不過，在如今這個AI時代，擁抱變化是必須的，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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