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僅為傳授確定知識主要是為尋求學術(shù)的傳人而授課，是顧頡剛執(zhí)教杏壇所始終抱定的宗旨。所以，他的教學方法與此相應(yīng)，獨具一格：一切以發(fā)現(xiàn)、訓練、培養(yǎng)人材為中心。對此，顧頡剛的高足楊向奎晚年在他的《學述》中作了描述：“進了大學后，研究入門很重要，不高明的老師，他本身就不會研究，更不會把金針度與人。”而當年北京大學的老師，“多是有名的學者，他們各有一套治學方法，我看過他們的‘繡取鴛鴦’，也了解他們的‘金針法術(shù)’。”其中，顧先生最“能把治學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教給學生”。 領(lǐng)導(dǎo)學生研讀原始資料是顧頡剛“金針度人”的主要“法術(shù)”之一。

1927年底至1929年初在中山大學這一段，顧先后主講“中國上古史”、“《書經(jīng)》研究”、“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和“孔子研究”等課，他所編寫、使用、下發(fā)的講義，全是有關(guān)的原始材料。他所做的工作，則是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在卷首寫上研究性的“按語”。如其中的《中國上古史講義》，所印的材料分為五種：甲種——上古史的舊系統(tǒng)，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為代表；乙種——《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jù)的材料及其他真實的古文材料；丙種——虛偽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丁種——古史材料的評論；戊種——預(yù)備建立上古史新系統(tǒng)的研究文字。這五個系統(tǒng)共攏集材料158種，其中37種作了按語。《尚書學講義》所收材料，正文凡113篇，其中《尚書》28篇，《逸周書》60篇，《偽古文尚書》25篇；參考材料凡62篇，加上附錄，列為14卷。《古代地理研究講義》分甲乙兩種：甲種為舊系統(tǒng)的參考材料19篇，全都寫了按語；乙種為新系統(tǒng)的材料13篇，寫了9篇按語。《春秋研究講義》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為《春秋》本經(jīng)的參考材料10篇，乙種為《春秋三傳》參考材料24篇，丙種為經(jīng)的《春秋》參考材料1篇，丁種為史的《春秋》參考材料6篇，總共41篇，全都寫了按語。在給胡適的兩封信中，顧頡剛談到了自己上述印發(fā)講義的情況，一說“這一年中，我拼命發(fā)講義，現(xiàn)在已有千余張了”，又說“上古史和《尚書》兩課講義拼命發(fā)”。

顧頡剛大量給學生發(fā)講義，目的當然是希望學生從中發(fā)現(xiàn)問題，進而思考和解決問題，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引發(fā)學生的研究興趣，訓練學生的研究能力。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的，顧頡剛特別重視他所出的試題，他所出的試題都是需要研究的課題，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他告知學生“題目紙請帶回和講義釘在一起”，又說：“此等題目皆為研究上古史者所必當思索或必當編錄者，故即不作，亦應(yīng)時時懸諸心目中，使見到此類材料之后，可以隨手加以分析及綜合，則問題雖困難必有解決之一日，即不能全部解決，至少亦必有一部分可以解決，研究學問之方法即在于是，幸留意焉！” 在所出孔子研究課試題的前記中，顧頡剛要求學生：“此次考試未選作之題目，希望于寒假中都去想一想，能作筆記最好，因為寫筆記是引入自己研究一條路。”

顧頡剛1929年初離開中山大學前寫的一封《離粵時與諸同學書》，最能使人感受到他時刻想把學生引上研究之路、提高他們的研究能力的一片苦心。信中說：在他請假赴平期間，除一門課由人代教外，其他三門他所承擔的課仍由他編好講義，寄粵付印。希望選“古代地理研究”的同學，把《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三書中關(guān)于地理的部分細看一下，比較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疆域大小，再把《禹貢》、《山海經(jīng)》、《職方解》三篇，同這些材料比較著看，看這三篇與何時代的疆域相符以判定其著作時代。選修“春秋研究”的同學要把《三傳》細讀，記出它們在意義和形式上的種種同異之點；并把《春秋》經(jīng)文和《三傳》比較，看經(jīng)文中哪些事情是幸賴傳文而明白的，哪些事情是給《三傳》一講反而弄糊涂的，哪些事情是終于失傳了，作《三傳》的人一點不知道。選修“孔子研究”的同學要把《漢書》、《春秋繁露》、《古微書》、《白虎通德論》等書翻一遍，看孔子的偶像是如何給漢人抬起來的；再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書翻一遍，看理學家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樣的，他們把漢朝人造成的孔子變得怎么樣了。選修“上古史實習”的同學，要把《史記》130篇統(tǒng)統(tǒng)研究完。這部書在古代史和學術(shù)史上所牽涉的問題有許多是可由我們解決了，有許多不是一時間內(nèi)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可由我們提出了，《史記》的糊涂賬我們可以擔任結(jié)算的義務(wù)了…… 什么叫“循循善誘”，什么叫“名師指點”，什么叫“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讀了顧頡剛此信后，在筆者看來，都可了然于胸。

這封信充溢著對學生的愛暫且不說，最主要的這是一篇言簡意賅的治學經(jīng)驗談，顧頡剛平時就是這樣去讀書、去發(fā)現(xiàn)問題的，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就是這樣在邊讀邊比較的過程中形成的。顧頡剛內(nèi)心是多么渴望學生們走上他所走過的疑古辨?zhèn)沃罚?/p>

顧頡剛以造就、訓練、培養(yǎng)人才為中心的“金針法術(shù)”的另一特點，就是在下發(fā)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chǔ)上，在一個學期、甚至一個學年里，集中而深入地只講一個專題。楊向奎對顧的這一做法至為贊賞和懷念。譬如顧講“《尚書》研究”課，就不是一篇篇地均衡地講，而是“一年只講一篇《堯典》”、“一字一句地講”，對其中“每個問題都有深入研究”。楊說，由于“深入”，所以“五十年過去了，我至今都還記得。顧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學方法好，帶出了許多名家”。

楊由此有針對性地發(fā)揮道：“我們講書，不必均衡地講，一章講一個禮拜，十章講十個禮拜，這一節(jié)講一點鐘，不到一點鐘的課強湊一點鐘，過一點鐘的壓縮到一點鐘。”在楊看來，“均衡地講給學生一個普遍的常識是好的，但是否影響深遠，卻不一定。發(fā)揮長處，在某一節(jié)上盡量發(fā)揮，比方一年只講一個《禹貢》，一年只講一個《堯典》，當時人是承認這個方法的。大多數(shù)大家全這樣，比如馬敘倫講《莊子》一年只講一個‘天下篇’，人家叫他‘馬天下’，講‘齊物論’，往往一年講不完一個‘齊物論’。當時有這個風氣。……你有某一方面長處，你可盡量發(fā)揮，這樣子學生不但不反對，而且一定受歡迎，因為學生真正有所得。” 楊說：“我們不必把一個小問題講上一年，我的意見主要是說有重點地深入地講一個問題，比平均地刻板地講好得多。……上顧先生課的多得很……恐怕……各有各的體會。我的體會是這樣，他那種深入研究某一個問題，印象深，影響大。是給學生‘度金針’。”

顧頡剛教書還有—個特點，就是“總是出練習題，做好后印出來，再發(fā)給同學”。楊向奎晚年對這一特點也念念不忘。他說，顧先生的講義有好多種，其中“有一種就是從學生論文中選出來的。這是個好方法。文科學生必須平時做札記、論文。不經(jīng)過這方面的訓練，就不能提高。”“文科做題就等于理科做實驗。……理科不做實驗是空的，文科不做題照樣空”。 勤做讀書筆記、隨手寫札記、寫小論文，既儲存記憶，又訓練行文能力，在顧頡剛看來，這是文史學者成材的必由之路！在這種認識之下，他總是讓學生做筆記，或由他出題目，命題作文。他印發(fā)原始材料的主要用意在此。

顧頡剛1980年逝世之初，他當年的三位優(yōu)秀學生撰文悼念，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顧的這一做法在促人成才方面的巨大功用。王樹民說：我在北大讀書時，顧先生正開設(shè)“尚書研究”課，1932年起講《禹貢》，引起了同學們很大的興趣。《尚書》向來被視為是最枯燥難懂的古書，《禹貢》尤不同于其他各篇，其中隨處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于是顧先生鼓勵同學們做讀書筆記，同學們都高興去寫，我也寫了幾篇。不料其中有些篇竟選作講義附錄，印發(fā)給全班同學。后來還選刊在《禹貢》半月刊上。王強調(diào)：那些札記雖不足道，但從學術(shù)研究工作來說卻是條正路。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當時已不自覺地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楊向奎回憶道：在北大本科四年，我始終選讀了顧先生的課。第一第二兩年他的“尚書研究”主要講《堯典》和《禹貢》。顧先生授課是認真的，他對學生的要求也很嚴格。我選課時，助教余遜先生對我說：“選他的課是要作題的。”果然，當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他就給每一個學生發(fā)下一道題，我得到的是“共工問題”，“共工”是《堯典》中的“四兇”之一，也就是觸不周山的那位英雄。我足足用了一個學期的時間來考查這位“共工”。楊認為，這是他做學問的開始。

侯仁之也回憶說：“在上顧先生課的時候，他親自為我們每一個人擬定寫作的題目，我也分到了一個。此題目的做成，大大激勵了我，我決心去鉆研古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選自王學典等著《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山東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