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原蔣軍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在戰犯管理所的表現，我們就不能不看沈醉的《戰犯改造所見聞》和文強的《口述自傳》《新生之路》。

沈醉和文強這兩個老牌軍統特務的履歷，筆者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紹了好多次，雖然被俘時的身份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但文強轉換陣營之后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戴笠的軍統局任職，還成了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戴笠是主持軍統局工作的副局長，銓敘軍銜少將，職務軍銜中將，文強和鄭介民、唐縱都是老蔣批準并在“銓敘廳”有備案的正授中將。

鄭介民和唐縱在軍統局之外都另有工作，晉升為中將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制衡戴笠的需要，文強晉升中將則是有人力薦，這一點在《文強口述自傳》中有明確記載：“參加受降后，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兩個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文強抗日功勞很大，應該晉升中將。1946年年，蔣介石正式批準我升為中將，這一年，我三十九歲。我那個北方局移交給了徐遠舉，我接手東北，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對外的身份是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戰犯改造所見聞》《口述自傳》《新生之路》，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文強在電影《決戰之后》以真名實姓出現，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化名“劉安國”，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從所長“王英光（歷史原型為姚倫，文強稱其為‘很要好的朋友，我們一起拍過電影’，那部電影應該就是《決戰之后》）”的介紹中，都可以認定劉安國就是文強。

文強與“職業特務”沈醉不同，雖然一直在戴笠的鍋里吃飯，但卻有過“軍事委員會少將高參”的“兼職”，所以跟軍方大佬的關系也很不錯，被俘后在山東學習改造期間，與王耀武等十六個戰犯同在“高級組”，文強剛從淮海轉到山東益都（有史料說是山東濰坊，那也對，因為益都當年是濰坊下轄縣，現在已經改名為青州市，依然歸濰坊管，青州市現在還有個益都街道，那原來就是益都縣府所在地），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門口迎接，他原來是山東省主席，黃埔第三期的。他拉著我的手說：‘哎呀你也來了。’后來又出來七八個人，都是中將以上的。”

當年文強和王耀武相見的地方叫“解放軍官教導團”，沈醉并不曾在該團學習改造過，他寫的基本都是道聽途說——沈醉在進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之前先后在重慶白公館、松林坡看守所、重慶石板坡監獄、重慶戰犯管理所轉來轉去，他住的地方并不叫“解放軍官”教導團或訓練團。

文強和王耀武在益都的日子過得很不錯，王耀武、文強、郭一予、邱維達、龐鏡塘等十六人被編為“高級組”，單獨住在一個院子里，只要不出大門，里面一切隨便，還能自己出錢買酒買肉——非高級組的戰犯得知高級組可以買酒后還提過意見。

在濰坊益都期間，文強體會到了王耀武的憨厚——文強在得知南京解放后，寫了一首感情復雜的詩貼在墻報上，王耀武發現后馬上勸文強撤回并建議他另寫一首，一面引起爭議。

文強梗著脖子不肯撤回也不肯重寫，結果提心吊膽一個星期，也沒見教導人員提出批評，更沒有把那首詩撕掉，但王耀武的良言相勸，文強還是十分感激的。

在山東期間，王耀武被一個叫“謝介石”的家伙（江湖騙子，自稱謝介石“偽滿外交大臣”，通過“自首”進入教導團混吃混喝，被揭穿后攆了出去）忽悠懵了，還稱其為“活神仙”。

文強筆下的王耀武是個有點“憨憨”的忠厚大漢，但是到了沈醉的書中，王耀武則是另一種形象，甚至可能是在忠厚的外表下，藏著一顆比較狡猾的七竅玲瓏心：“在舊社會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兒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與發財的本領。黃埔一、二期學生中，胡宗南這樣突出的人也是少數，像王耀武這樣身兼一省的軍事、政治要職的第三期學生，還沒有第二個。”

王耀武是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學習委員，有自己的辦公室，沈醉經常去王耀武的辦公室抽煙，再加上他們在抗戰時期就有過并肩戰斗的交情（淞滬抗戰期間，王耀武是七十四軍第五十一師師長，沈醉是軍事委員會派往羅店、瀏河前線的隨軍情報組組長，沈經常去王的師部搜集戰報），所以王耀武跟沈醉幾乎無話不談：“他告訴我，即使當蔣老先生、何應欽等在一起開會時，他的這一戲法（每次參加高級會議或晉見大官時，身邊總是帶上幾支派克金筆和高級手表。他要送東西給對方時，往往當著許多人的面，向這人借自來水筆與手表，說是自己忘記帶，等到散會或臨走時，便把自己帶去的還給別人。）也一樣在這些人面前玩弄過。所以這些人身邊的親信除了會給他說好話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來。”

在文強筆下十分憨厚的王耀武，在沈醉看來則是隱藏較深：“有人不斷向所領導和管理人員反映，說他白天裝得老老實實，夜晚睡著做夢時，經常咬牙切齒地痛罵什么（不文明的詞，筆者刪掉了），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間的憤懣，在夜間控制不住而發泄出來，說他是外裝老實，內心仇恨，不是表里如一。”

沈醉當過特訓班行動術教官，一般特務慣用的手段，他也應該“門兒清”，但是他的回憶錄卻無意中露了馬腳：戰犯同學向管理所領導舉報王耀武心口不一，那肯定是很悄悄地進行，管理所也肯定會為舉報者保密，那么沈醉是怎么知道舉報內容的呢？

我們不能說舉報者就是沈醉，但一些表現積極的同學想取代王耀武，也是沈醉說的，這巧合也未免太多了。

其實沈醉有沒有舉報王耀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沈醉的回憶中，似乎也能發現王耀武確實是個“聰明人”——電視劇《特赦1959》中王耀武從小戰士口中套出轉運目的地那件事，居然真的發生過，但泄露消息的管理人員，可不是一點處分都沒受。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沈醉舉報過王耀武，但沈醉確實這樣說了：“當時各野戰軍對待戰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第三野戰軍待遇最好，開始時王耀武并不老實，他還是利用身邊帶的一些錢，以及僅有的手表、金筆一類東西，繼續搞他那一套收買拉攏手法。”

也不知道沈醉是用什么辦法得知了這樣一件事：王耀武在理發時，那位解放軍的理發員便悄悄地告訴他，解放軍官訓練團不久要搬到濟南去了。王得到這個消息，馬上做好搬家準備，并把這消息告訴了一些熟人，當然很快就傳開了。

沈醉說當時訓練團的領導得知轉運消息擴散后很緊張，不但追查出消息的散布者是王耀武，還對理發員“嚴加處分”——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王耀武的“聰明”，都把那個理發員坑了。

沈醉并沒有在山東學習改造過，所以這件事同樣是道聽途說，而真正跟王耀武同在益都并一同轉運到濟南的文強，則是另外一種說法：“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解放軍官教導團宣布，由于軍事形勢大好，全團遷移到濟南城郊的白頭灘。”

解放軍官教導團是在基本沒有風險的情況下遷移，而且是公開宣布的，根本就沒有保密，更何況當時的解放軍官教導團對外并不封鎖消息，在益都期間，陳叔通（后任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柳亞子、馬寅初、鄭振鐸等愛國民主人士去北京開會路過益都，還專門到訓練團看望過王耀武、文強等人并開了茶話會。

既然解放軍官教導團的存在不是秘密，轉運也是在安全情況下進行，王耀武費盡心機打探情報就完全沒有必要，所以沈醉和文強應該有一人的回憶不完全準確。

王耀武抗戰有功內戰有過，功是功過是過，王耀武是憨厚還是油滑，是非自有公論，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對王耀武也會有一個準確的評價，那么在您看來，王耀武究竟是大智若愚，還是精明外露？沈醉和文強的不同說法，哪一個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