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戈爾德斯格林一名猶太男子遇襲，警方正在調查。就在幾周前，當地還有兩名猶太男子遭刺傷。這只是針對猶太人及猶太機構一系列暴力襲擊中的最新一起事件，也再次推動了英國反猶主義嚴重程度這一長期爭論。

我的研究關注的是，法律如何處理一個棘手問題：對以色列的政治批評，到哪里為止仍是政治批評；從哪里開始，又構成反猶主義。這個議題本就敏感，而類似事件又一次把它推到了公眾視野中。

在一份聲明中，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提出了他所說這場“關乎我們所有人的危機”的三個成因。首先，他提到“仇恨傳教者”和“宣揚反猶極端主義的慈善機構”。在一個與伊朗有關聯的團體因涉嫌參與戈爾德斯格林猶太慈善機構“哈措拉”救護車縱火襲擊而受到調查后，斯塔默又提到“伊朗等國家構成的惡意威脅”。

第三點更具爭議。首相把矛頭指向那些“淡化”當今猶太人所遭受反猶主義的人。按照斯塔默的說法，在游行中呼喊“讓起義走向全球”的人，是在“號召針對猶太人的恐怖主義”。

“起義”一詞源自阿拉伯語，用來指稱巴勒斯坦人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針對以色列發動的起義，后一次起義中還包括以以色列平民為目標的自殺式爆炸襲擊。斯塔默甚至表示，凡是以贊同態度使用這句口號的人，都應受到起訴。

英國猶太社群中的一些回應，似乎支持了斯塔默的說法。許多人表達出一種脆弱感和孤立感，而他們認為反種族主義活動人士沒有展現應有的聲援，這種感受又加深了他們的失望。

類似情緒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暴行之后也曾出現。對許多猶太人來說，外界對受害者以及創傷規模缺乏同理心——即便是最寬容的說法——都顯露出一種“對猶太人死亡的冷漠……遍及世界各地”。

在隨后加沙戰爭持續期間，許多人還覺得，哈馬斯構成的軍事威脅在公共討論中經常被抹去。最近，查爾斯國王會見了戈爾德斯格林猶太社群成員。

以“以色列的殖民定居者屬性”對抗“巴勒斯坦人的原住民屬性”這種零和論述越來越流行，也進一步壓縮了對話空間。這使各方立場愈發防御化、僵硬化。

即便是那些對戰爭進行方式持懷疑態度，甚至感到震驚的英國猶太人，也往往不敢表達反對意見，因為他們擔心，這會被用來否定以色列存在的正當性，并進一步刺激反猶報復。

但這也推動了一種針對“反錫安主義意識形態”的新批評廣泛傳播。這種批評承認，對以色列行為的一些最離譜指控，確實可能借用了更早的反猶陰謀論套路；但在更粗糙的版本里，它最終幾乎把任何關于以色列不當行為的指控都歸為“誹謗”。

例如，認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可能構成種族滅絕，這樣的說法就被視作類似“血祭誹謗”。所謂“血祭誹謗”，是反猶主義的一種幻想，指稱猶太人會為了宗教儀式殺害基督教兒童。很多時候，人們并不區分一位以色列學者的審慎分析，和社交媒體上煽動者的狂熱叫嚷。

反對以色列的方式其實多種多樣，既包括伊斯蘭主義者對“猶太主權”這一概念的否定，也包括對以色列侵犯人權行為的冷靜報告。但在當下對反錫安主義的敘述框架中，這些都被壓縮成一種單一、沒有區分的意識形態，隨后又被夸大成對“西方”的生存性威脅。

這也映照出親巴勒斯坦運動中一些人對錫安主義同樣簡單化的刻畫：他們把它描述成一種單一的、天生邪惡的意識形態，是“世界和平的敵人”，要為氣候變化負責，并且對世界構成危險。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股反反錫安主義的新潮流，否認巴勒斯坦人 suffering 的方式，與那些拒絕“睜眼看見猶太人痛苦”的人并無太大不同——這是斯塔默的說法。

斯塔默聲稱，像“讓起義走向全球”這樣的口號，應被直接理解為“號召針對猶太人的恐怖主義”，這種判斷正帶有上述那種簡單化思路的影子。確實，一些猶太人就是這樣理解這些口號的，尤其是在部分示威者對政治暴力有時表現出相當隨意的態度的背景下。

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這類口號顯然可能構成仇恨言論。比如，它若被直接指向猶太人、猶太社群建筑，甚至親以色列示威者，就可能如此。

但如果并非針對特定對象，這個詞也存在其他可以理解的解釋。比如，有人可能把“起義”當作“革命”的替代說法，或者試圖借此把巴勒斯坦事業與更廣泛的反全球資本主義訴求聯系起來。無論人們覺得這些解釋是否站得住腳，這類用法都不能被自動歸類為號召反猶暴力。

如果堅持認為這就是它唯一的含義，實際上等于抹去了一般意義上的猶太人與特定意義上的以色列之間的區別。這與那些因以色列的行為而主張報復猶太人的人，形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相似性，盡管兩者出發點截然不同。

無論從哪個方向把猶太人與以色列混為一談，都會把現代猶太身份與以色列之間復雜的歷史關系簡單化。這兩者當然并不相同。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正在拒絕兩者之間的任何聯系，或者警告說，在強硬保守派系控制下的以色列，正與“猶太價值觀”發生迫近的沖突，這都說明了這一點。

但若假裝兩者毫無關系，也同樣過于輕率。和其他19世紀民族主義一樣，錫安主義試圖復興并改造更早期的猶太集體歸屬方式。

但對大多數猶太人而言，以色列的重要性，不能僅靠反復說“并非所有猶太人都是錫安主義者”這種正確卻空泛的話就輕輕帶過。即便這絕不意味著，猶太人要在政治上為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為負責。

但以色列也并不是斯塔默所暗示的那樣，只是猶太身份的簡單延伸。真正的風險在于——“巴勒斯坦行動”組織被錯誤取締一事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警方把資源大量投入到逮捕那些呼喊含義不明口號的人身上，反而會分散對戈爾德斯格林這類社群保護工作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