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是有本事攻下北京的，沒攻下是因為不想攻，當然明軍敢于迎戰也給了他說服手下撤兵的臺階，不過明朝史料隨后記錄的一系列戰果則純屬造謠，史官造謠的原因一是為了天朝上國的面子，二是景泰帝急于為自己提升威望以坐穩皇位，也可以算是逢君之惡。

瓦剌兵臨城下之前，關于如何守衛京城，明軍內部有過一次重要爭論，據《明史·于謙傳》，石亨主張死守城池，但于謙覺得不可示敵以弱，于十月初八定計依城而守，決戰于九門之外。其中，于謙與石亨親自帶兵列陣德勝門外。

爭論歸爭論，石亨還是深受于謙信任，“各軍皆受石亨節制”，相當于前敵總指揮。

除守城野戰之爭以外，于謙的布置還有三處信息量。

一是，身為文官的于謙親自出城，不避斧鉞。

二是，大敵當前，明廷寬宥了廣寧伯劉安和鎮遠侯顧興祖等罪臣，令其上陣殺敵，戴罪立功。

三是，新敗后的明軍不到兩個月就集結了二十二萬大軍，可見于謙整軍備戰效率之高。這在數量上已接近八萬瓦剌軍的三倍，何況，除列陣城外的二十二萬人之外，城上應另有守軍。

不過，這二十二萬人雖“列陣九門外”，擺出一派決戰于曠野的氣勢，但畢竟是倉促成軍，所謂的野戰軍名不符實，戰力與瓦剌的百戰精銳相去甚遠，野戰更多是一種不懼敵的姿態。

于謙最大的功勞是把pose擺出來了

為進一步放大兵力優勢，景帝和于謙還緊急從邊關調兵入京：宣府總兵楊洪領兵兩萬勤王，遼東副總兵焦禮、施聚帶兵三萬入援，共計五萬。

翻看京師保衛戰那一時期的《明代宗實錄》，明廷幾乎一刻不停自各地調兵勤王，有些顯然是緩不濟急的“遠水”，但心急如焚的明廷照調不誤。

致書宗室諸王曰：“茲者虜寇乘機入關侵犯，京城危急之秋，尚賴宗室至親以宗社為重，命將統率精兵，不拘多寡，星馳赴京勤王，以除虜寇，以安國家，期在旬日畢集；

敕巡撫永平等處右僉都御史鄒來學、參將胡鏞，率兵二萬入援；

遣使赍敕往調朝鮮及野人女直衛分軍馬，與遼東兵會合殺賊；

遣戶部郎中汪滸，往調陜西河州等衛土軍入援；

敕提督居庸關守備副都御史羅通等，前已敕爾領精兵五千赴京策應，今恐不敷，凡趙玟楊俊所領軍馬自外至者，爾通與俊悉領前來。

自居庸關和永平調兵也就罷了，連朝鮮人、女真人、河州吐蕃土軍都惦記上了，可見明廷此刻的慌不擇路，不管兵來自何處，有兵入援即可。

調兵勤王一事也暗示著，明廷對戰局的判斷并不樂觀，可能認為京師保衛戰不會在短期內結束，甚至走向曠日持久。

更可見明廷心急火燎的是，幾乎空前絕后地向宗室諸王發出了勤王詔書。自靖難之役與漢王朱高煦之亂后，削藩成了新的政治正確，宗室領軍在有明一代日漸成為一件犯忌極深之事，日夜為皇權所忌憚防范。

這事有多敏感呢？崇禎九年（1636），清軍大舉破塞入關，唐王朱聿鍵親自率護兵千人北上勤王，崇禎帝聞之震怒，勒令朱聿鍵折返封地，之后更是將其貶為庶人，圈禁于鳳陽高墻內七年，幾至被折磨而死。

起初，景帝對宗室勤王也是冷眼相待。據《明代宗實錄》，早在九月初，趙王朱瞻塙就曾上奏朝廷：“太上皇帝被留虜庭，臣切齒痛恨，乞敕臣領軍，舍死捕賊，迎回以釋祖宗之恨，以謝神天之怒，以安天下之心。”景帝“以書慰止之”。

但而今軍情緊急，明廷也只能迫于時勢事急從權了。但日后當戰事緩和下來，景帝第一時間便下詔“止宗室諸王勤王兵”。

大軍畢集，于謙給予了九門各軍將領相當大的臨陣指揮權，“或設伏，或設險，或守正用軍，或出奇取勝，或獲守城池以逸待勞，或攻劫營陣以計陷敵，或分兵策應”（《明代宗實錄》）。

于謙最重視的是軍紀，很可能擔心重蹈土木堡不戰自潰的慘狀，親自督戰，先退者死，據《明史·于謙傳》：“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景帝還下了一道敕令：有盔甲軍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斬。據《明代宗實錄》，“是時軍士有盔甲者僅十之一云”。

這可能意味著，于謙令二十二萬明軍出九門野戰，執行起來未必那么順利。也因此，于謙更需要親自上陣，前線督戰，才能穩定軍心。

十月十一，也就是瓦剌兵至北京城下的那一天，兩軍就爆發了小規模前哨戰，明軍小勝。明軍副總兵高禮和毛福壽在彰義門外擊退瓦剌軍三百人，還生擒一人。

景帝聞之一振，順勢授權于謙與石亨先斬后奏之特權：“爾等即選精兵于教場駐扎，以便調用，自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斬首以徇，然后聞奏。”

這或許說明，從皇帝到于謙，大明中樞已認識到，軍紀將是決定此戰成敗之關鍵。

據《明代宗實錄》，景帝同期還配套補充了一道旨意：“遂敕太監興安、李永昌，往同石亨于謙等整理軍務。”

先斬后奏與太監監軍兩道旨意同日發出，也是一種互文了。軍情再焦灼，皇權也須臾不敢忘制衡之術。

開戰第二天（十月十二），兩軍還是沒有展開大規模交鋒。據《明代宗實錄》，明軍在這天又小有斬獲：“兵部尚書于謙奏：‘所鎮撫薛斌率官旗二十三人，潛劫賊營，射死賊一人，奪所擄人口一千余。’”

經過兩天的交鋒，兵部發現“鞍馬軍器給用不敷”，便于當天上奏景帝，要求在北京城內有償征集各類兵器，應收盡收，“敢匿者治罪”。

開戰前兩天，瓦剌遲遲沒有大張撻伐，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如之前所述，也先還寄望于讓英宗出面，逼迫明廷簽訂城下之盟。《明史·于謙傳》還有一種解釋，認為也先被二十二萬明軍的氣勢震住了：“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

第三天，十月十三。也先見逼和無望，遂發動大舉進攻。

這一天，瓦剌先是主攻京師正北面的德勝門。瓦剌曾派騎兵在德勝門一帶偵察，于謙料敵于先，讓石亨在路兩旁的空房中預先設下埋伏，再遣數騎誘敵，待一萬多瓦剌軍來攻，伏兵火銃火炮齊發，瓦剌軍敗退，“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炮死”（《明史·于謙傳》）。

德勝門初戰不利，瓦剌大軍移師西直門。都督孫鏜率軍迎戰，陣斬瓦剌先鋒數人，當瓦剌軍稍稍退卻，孫鏜率軍追擊，反被后續的瓦剌騎兵所圍。孫鏜奮力拼殺，依然無法解圍，此時，明軍前哨戰的英雄高禮、毛福壽率兵來援，高禮在激戰中身中流矢。兩軍相持不下之時，石亨也分兵前來助戰，這才逼退了瓦剌軍，成功解圍。

第四天，十月十四，瓦剌又攻京師西南方向的彰義門。

于謙早有預備，命都督王敬、武興，都指揮王勇前往彰義門御敵，勒令他們互相應援，以免被各個擊破；又令孫鏜與高禮、毛福壽屯兵一處，作為機動部隊，在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銃短槍以待策應。

瓦剌軍來襲時，武興令火銃隊在前，弓箭手和短兵居中，數百騎兵列于陣后，這些騎兵不是普通軍人，盡數由宦官組成。當瓦剌騎兵沖至近前，明軍以火銃集中發射，部分明軍騎兵見戰局向好，為爭功便擅自出擊，破壞了明軍的陣型。瓦剌騎兵趁勢反擊，明軍敗退，武興中流失而死。

瓦剌軍追至土城，很多當地居民跑到房子頂上助戰，“居民皆升屋，以磚瓦擲之，虜少止”（《明代宗實錄》）。恰在此時，毛福壽率軍來援，瓦剌人不敢戀戰，“虜遙見旗幟，乃遁”。

也是這一天，明軍與瓦剌人又在居庸關發生激戰，據《明代宗實錄》：“達賊之未入關者，運板木草束以攻居庸關，官軍用火器擊卻之。”

第五天，十月十五，也先審時度勢，決意撤軍。據《明史·于謙傳》：

“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

見瓦剌撤軍，明軍順勢追擊，《明史·于謙傳》中起的調子并不算高，“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只是說了有追擊這回事，并沒有公布任何戰績。

但在《明史紀事本末》那里，追擊就被演繹成了連戰連捷：

于謙使諜，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炮擊其營，死者萬人。

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關。諸將分兵躡其后，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于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余。

這一說法可能源自《于謙神道碑》：“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敵移，扈蹕漸遠，乃舉炮擊敵營。敵死炮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

先是大炮轟死敵軍萬人，繼而追擊時兩戰兩捷，看起來，明軍取得了一次史詩級的勝利，瓦剌人在撤退時潰不成軍。

真的是這樣嗎？

明人筆記《雙槐歲鈔》也有追擊時殲滅瓦剌軍萬人的記載：“（石）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余，虜相蹈藉死。”

無論是炮轟，還是斬首，這些動輒殲敵萬人的記載都渲染過度了。事實上，瓦剌人的撤軍更接近于全身而退。在《明代宗實錄》中，明軍追擊時的殲敵戰績幾乎都是寥寥數人：“虜至居庸關，都指揮楊俊率官軍八百人追擊，斬獲賊首六級，馬一百二十匹，牛騾四百七十余只，追回男婦五百余口。”“楊洪等軍至霸州境，與殘虜遇，破之，生擒引路劫掠家達子五人，奪回被虜人口萬余，馬牛羊無算。”

瓦剌人在撤退時甚至還有余力大肆搶掠，據《明代宗實錄》：“壬戌，虜眾奉上皇車駕由良鄉西去，所過州縣大掠，又散遣部屬掠畿內諸府州縣。”

就連唱高調的《明史紀事本末》也坦言，瓦剌撤軍搶掠時仍聲勢浩大，所向披靡：“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余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眾，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獲。”

瓦剌人甚至還闖入明宣宗的景陵劫掠，守陵的衛所明軍四散而逃，據《明代宗實錄》：“景陵衛奏：‘昨者達賊入營，官軍驚散，并劫去印信。’詔官軍限一月以里，回陵看守，不至不宥，印信補造與之。”

而據《否泰錄》，成祖長陵、仁宗獻陵也均遭到瓦剌軍劫掠：“陵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祀。”

瓦剌人固然是貪得無厭，是典型的“窮餓之虜”，但撤退時卻如入無人之境。

這種潰退也太寫意了吧。

京師保衛戰結束幾天后，時任翰林院侍講的劉定之上疏景帝，對明軍的表現大失所望，只能坐視瓦剌人來去自如：

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御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云霧，豁然無所底礙。

也先本就不想打北京

縱觀京師保衛戰全局，明軍自然是勝利者。

所謂勝利，明軍守住了京師，挫敗了也先攻取北京的戰略企圖。

勝利彌足珍貴。土木堡之役后，“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于謙橫空出世，臨難自奮、扶顛持危，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便令京師防務煥然一新，明軍士氣為之一振，在依城野戰中竟頂住了瓦剌百戰虎狼之師的數輪攻擊，這無疑是一次熠熠生輝的軍事奇跡。

但是，軍事奇跡并不是軍事神話。

在一種極端的歷史敘事中，似乎瓦剌在京師城下遭到了一場空前的大潰敗，而后一路潰退出關。

從京師保衛戰來看，瓦剌騎兵在野戰中仍然占據了不小的戰術優勢，所謂戰敗更多是指無法完成戰前制定的攻取北京之戰略目標，而不是真的完敗于明軍。

在京師保衛戰的三場主要戰役（德勝門之戰、西直門之戰、彰義門之戰）中：瓦剌在德勝門之戰是真正戰敗了，而西直門與彰義門兩戰甚至都是明顯居于上風，只是趕在明軍大舉增援時主動撤退。

石亨更是一度判斷戰局危急，據《明史紀事本末》：

“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

更重要的是，瓦剌依憑其騎兵的機動性優勢，戰局順利時可分割包圍明軍，險些在西直門圍殲孫鏜所部；而戰局不利時，也可從容撤退，主力很難被明軍圍殲。

而瓦剌從北京撤軍時，更多是一種基于對戰局正確判斷的主動撤退，絕談不上所謂的潰退。以瓦剌一人數馬的機動性優勢而言，明軍又靠什么追殲瓦剌大軍呢？騎兵在哪里，馬在哪里？

明軍騎兵在土木之役中幾損失殆盡。石亨就曾上奏朝廷稱：“近因北征馬多虧損，今各營官軍領民間孳牧馬瘦弱者多，猝難調用。”

這本就是一種由機動性決定的“不對稱戰爭”：瓦剌打不過可以跑，如京師保衛戰；明軍打不過就是被圍殲，如土木堡之役。

對于京師大捷，當事人于謙就表現得極為審慎。戰后，景帝褒獎于謙和石亨，“連日得報，足見爾等悉心效力”，進封石亨為武清侯，于謙為少保兼兵部尚書。

于謙聞訊，上疏推辭：

臣猥以淺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疏，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兵事未寧，當圣主憂勤之時，人臣效死之日。豈以犬馬微勞，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如蒙憐憫，仍臣舊職提督軍務，以圖補報，庶協輿論。（《明代宗實錄》）

《明史·于謙傳》還記錄了于謙推卻時的一句名言：“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

此句典出《禮記·曲禮上》：“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所謂“四郊多壘”，與“虜寇未靖，兵事未寧”同義，于謙反復強調這個意思，自然是一種謙虛，但也代表了他對戰局的最真實看法。

哪有什么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以上那些動輒殲敵上萬的記錄，雖然后世看來大言不慚，但卻極為契合當時的政治正確。在景帝頒布的“退虜詔書”中，滿眼皆是浮語虛辭：

朕以涼德嗣承大統，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于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以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遺金帛以來，虜必款送還京。朝廷固疑其誑，而于禮難辭拒，悉勉從之。奈何其計愈行，而誑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眾，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為詞，朕遣大臣出迓，遍歷虜營，不見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搗之，斬獲其類無算，虜眾大潰，乘夜奔遁，余孽散伏于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為之帖然……（《明代宗實錄》）

在詔書中，景帝斷然否認太上皇身陷瓦剌營中這個基本事實，“遍歷虜營，不見大兄鑾輿所在”；又夸飾京師保衛戰的戰績，大談“瓦剌潰敗論”，“揮六師搗之，斬獲其類無算，虜眾大潰，乘夜奔遁，余孽散伏于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

唯有一次輝煌的勝利，才能夯實朱祁鈺即位的合法性。

景泰帝只有造謠戰果才能坐穩皇位

盡管自稱“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但幾個月后，朱祁鈺就有機會向朝野證明，他是否真的期盼大兄回朝。

本文節選自張明揚兄的新作《土木》，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講述明代中葉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間的史事，脈絡清晰，祛魅明粉制造的諸多神話，推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