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正處在百年變局之中。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對全球發展與穩定負有特殊責任。而中俄攜手合作，在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方面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中俄合作的國際“語境”

在“漫長的19世紀”期間，逐漸形成以“中心—邊緣”為基本特征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形成是工業資本主義所開啟的全球范圍巨大變遷的結果。發端于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和軍事能力，使其獲得相對于亞非拉地區國家和人民的絕對經濟和軍事優勢。率先完成工業化、位于國際體系中心的西方國家借助這些優勢在全世界范圍實行帝國主義和殖民擴張，侵略、剝削、奴役、壓迫位于國際體系邊緣的國家和人民。因此，國際體系的基本內涵之一就是占全球人口絕對少數的“北方”國家對人口占全球絕大多數的“南方”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思想以及軍事等多個領域的支配、控制與影響。

國際體系具有幾個重要特點。

第一，國際體系是高度不均衡的，中心也有自己的邊緣，但這是中心的邊緣，是中心的一部分。邊緣地帶也有自己的中心。

第二，競爭性。位于國際體系中心的國家之間圍繞殖民地、資源、利益等的激烈競爭從未停歇。從18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類歷史上造成無數民眾生靈涂炭的不義之戰，大多是位于國際體系中心的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針對廣大第三世界人民進行的。因此，有學者認為自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國家間的沖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是“西方的內戰”。冷戰如此，兩次世界大戰如此，早期17、18世紀的戰爭也是如此。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學界、政界毫不避諱地討論日本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完全無視日本是美國親密盟友這一事實。 這個案例凸顯出國際體系內部中心國家之間圍繞主導權的競爭。主導權在荷蘭、英國、美國之間的轉換也是體系中心內部競爭性的例證。

第三，國際體系的中心國家之間雖然有激烈競爭以及中心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但“一致對外”，永久延續國際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以及中心對邊緣國家和人民的支配、控制與影響則是體系中心國家的共同利益。中心國家作為“集體西方”有十分明確的邊界范圍，類似G7、“五眼聯盟”等大量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安排，無不顯示中心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系和共同利益。

第四，高度復雜性。支撐這個體系的，并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一個由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知識、商業習慣等制度化實踐等多個層次構成的復雜系統。與此同時，對全球南方而言， 國際體系的實踐有許多帝國主義成分，同時也帶來知識與技術等的擴散，也就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公共產品。

進而言之，西方各國的經濟與金融能力構成現有國際體系的基礎，西方國家所構建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以及各種貿易規則和國際交往規則在內的制度是其支撐，科技進步與創新構成競爭力的來源，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則是維持這個體系的“軟實力”和“硬實力”性質的工具。而文化和認識論層面的西方霸權，是西方中心主義對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過資本主義殖民全球化的物質進程，將一種從西方文明與歷史中發展出的霸權等級制意識帶到全球。

總而言之，在中觀和微觀層面，大量企業生產和創新活動以及在歷次工業化過程中所發展出的組織能力，是西方在全球范圍進行支配和控制的物質基礎。這個過程中，也伴隨著大量的制度創設。當今絕大部分國際性組織和制度安排，幾乎都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創立的。甚至在微觀層面，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被美國律師事務所和英美商法概念支配的法律體系占據著優勢。這意味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參與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活動，不得不在這個法律體系內展開，因而面臨相當大的學習成本。再比如，中國每年出口商品總額約3.5萬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例約14%左右，出口規模約占中國GDP的1/5，這些都依賴于國際認證機構所發放的證書，而全球最大認證機構來自英美法德瑞士等國。這意味著中國企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獲得產品出口所需的證書。

百年變局的內涵

百年變局的深刻內涵之一就在于，過去數百年來國際體系的支配、控制與影響難以為繼。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經濟基礎的變化。在國際體系的擴張過程以及體系中心國家在實現自己利益的過程中，處于國際體系邊緣的“全球南方”國家和人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效利用來自中心國家的知識和實踐發展自我，逐漸壯大。全球南方的崛起逐漸導致全球力量格局的平衡發生變化。

第二，西方內部高度的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不平等，最終導致社會的極化和民粹的崛起，正在削弱中心國家的治理能力。

第三，國際體系中心國家數百年來對邊緣的全面控制與支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僅難以繼續負擔經濟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在道義上也越來越難以自洽，既無法說服自己的民眾，更難以讓“邊緣”國家和人民所接受。“全球南方”整體實力相對上升，自主性增強，對西方中心的支配與控制不再視為某種“理所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體系中心的話語體系發生轉變——赤裸裸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正在逐步退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話語開始大行其道。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核心依然是永久維持西方的主導地位。

綜上，過去數百年來的國際體系以及該體系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和人民的支配、控制與影響正在逐漸成為歷史，其經濟、政治與道義基礎正在坍塌。

中俄合作的國際意義

2013年以來，中俄兩國元首會晤超過40次，通過不同的形式保持密切溝通，就全球性、戰略性問題交換意見。兩國元首之間高度互信的個人關系對兩國關系不斷走深走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此次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有機會就廣泛的雙邊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識，引領中俄關系走上新臺階；擴大務實合作，讓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走深走實。中國連續15年是俄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穩中有進，貿易結構持續優化，從機電產品向中間品擴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跨境電商成為新的增長點。服務貿易正在蓬勃發展并向新興服務轉型。本幣結算、能源礦產機電產品貿易都是新亮點。投資保護協定生效給雙方經貿合作提質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雙方互聯互通水平不斷提升，北極航道合作漸入佳境。人文交流日漸密切，正在進行中的 2026-2027中俄教育年也將帶來豐碩成果。

與此同時，作為全球大國，中俄兩國密切合作的意義遠遠超出雙邊關系的范疇，中俄攜手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全球南方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40%以上，但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仍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未能充分反映這一變化，不適應、不匹配的問題愈發突出。

中俄應繼續攜手推動聯合國改革，提高聯合國運作效率，提高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的代表性。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中俄應加強溝通協商，共同推動安理會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

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中國按照經濟總量應該享受的投票權與實際完全背離，而美國則享有事實上的否決權。因此，中俄攜手合作推動改革，提升中俄印巴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發言權。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有利于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中俄兩國開展合作、參與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平臺，其國際影響力也在與日俱增。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建立不僅提高了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而且對于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和包容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也具有重要意義。金磚國家的國情差異性比較大，中國同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國內問題的重點等都不盡相同。但金磚國家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上擁有相同或近似立場，如主張國際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贊成包容性增長的新模式、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法和多邊主義等。中俄兩國以及印度、巴西、南非都是具有重要影響的世界性大國和地區性大國， 以金磚組織為平臺，全方位推進金磚國家合作，對于構建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撰文 |薛福岐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 | 王倩

審定| 游珊珊 陳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