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當“病后初愈”的長江，通過制度創新與全民共識，真正實現“強身健體”，我們才能說，那條生機盎然的母親河，才算真正回來了。

記者｜吳　雪

長江，這條奔騰了千萬年的母親河，正站在從“大保護”走向“高質量”的歷史交匯點。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最新研判指出，長江生態環境保護已進入“病后初愈”與“強身健體”并舉的新階段。

從2016年“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理念提出，到2021年十年禁漁全面啟動，再到2025年底“十五五”規劃建議對禁漁工作提出從“全面落實”到“實施好”的新要求。十年攻堅，長江流域優良水質比例由2015年的67%躍升至96.5%，提高近30個百分點。然而，水質改善不等于生態修復，資源回升不等于系統健康。

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將著力推進“五大長江”建設。從“攻堅戰”到“持久戰”，從“水質好”到“生態優”，從“工程治理”到“制度治理”——下一個十年，長江的“強身健體”之路，注定是一場需要智慧與定力的長跑。

那么，何為“病后初愈”？“強身健體”又該如何實現？展望2035年，長江“強身健體”應當達到怎樣的狀態？為此，《新民周刊》采訪了相關專家。

生物多樣性復蘇：

從“止跌企穩”到珍稀物種攻堅

“病后初愈”的第一個重要標志，是水生生物資源惡化勢頭得到遏制，開始進入企穩回升通道。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劉煥章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用詳實數據勾勒出長江魚類資源的變化圖景。

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最新公報顯示，2021至2025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351種，較禁漁前（2017—2020年本底調查）增加43種。2025年，長江干流單位資源量達2.4公斤，是禁漁前2020年的2倍。長江中游監利斷面四大家魚（青魚、草魚、鰱魚、鳙魚）卵苗資源量達94.8億粒（尾），是禁漁前2020年的7.1倍。

“魚類個體在變大，小型化趨勢得到遏制，自然繁殖狀況顯著改善。”劉煥章研究員指出，這些指標說明禁漁成效正在從“數量恢復”向“結構優化”深化。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已恢復至1426頭，比2022年增加177頭，分布范圍持續擴大，成為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亮點。

劉煥章研究員坦言，旗艦物種的保護形勢依然嚴峻。“中華鱘從2017年至今已連續九年沒有監測到野外自然繁殖。”盡管2025年調查顯示首次監測到川陜哲羅鮭、圓口銅魚的自然繁殖，但中華鱘、長江鱘等物種的穩定自然繁殖仍未實現。“魚類資源總量恢復明顯，但從生物多樣性的高度看，珍稀物種的保護還需要漫長的過程。”

此外，棲息地修復被劉煥章反復強調為關鍵堵點。水利工程造成的河流阻隔、水文情勢變化、水溫滯后、岸線硬化等問題，仍在持續影響水生生物棲息環境。2025年長江干支流水質總體為優，Ⅰ—Ⅲ類水質斷面占98.9%，但水質達標不等于生態功能恢復。“如果沒有足夠的淺灘、緩流區和產卵基質，魚類依然無法完成生活史。”劉煥章說。

2026年4月14日，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長江鱘天然產卵場功能驗證試驗”取得重大突破：科研人員在宜賓首次于未經人工干預的天然水域觀測到長江鱘自然產卵，并收集到自然孵化仔魚，實現野外種群重建新跨越。

此前，長江鱘曾于2022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宣布“野外滅絕”，此次試驗成功充分證明了長江十年禁漁成效顯著，也證實了兩處水域的產卵場具備支撐長江鱘完成自然產卵、受精、孵化的完整功能，為野外種群重建探索了可靠路徑。

下一步，農業農村部將實施鄱陽湖、洞庭湖等典型湖泊和中華鱘、長江江豚等重點物種專項調查，系統評估資源恢復和水生生物保護情況。生態環境部也表示，未來將全面推進長江流域美麗河湖保護與建設，穩步提升水生生物多樣性，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劉煥章特別強調觀念轉變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是科學問題，更是一個觀念問題。我們需要更新對于長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定位的認識，改變通過捕撈獲得漁產品的觀念，要將長江定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載體。要通過發展水產養殖業來提供漁產品，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也是人類文明從漁獵文化向養殖文化的一種轉變。”

只有當珍稀物種的棲息地得到系統修復，長江的生物多樣性才能真正從“止跌企穩”走向“持續向好”。

從“工程治理”到“制度治理”：

生態補償與崇明實踐的啟示

如果說上半程的攻堅戰靠的是工程投入和行政命令，那么下半程的持久戰，必須依賴“制度治理”的軟約束。橫向生態補償與跨省司法協作，是兩塊最重要的制度基石。

早在2012年，安徽與浙江兩省便在新安江流域首創“水質對賭”模式，運行14年來新安江水質連續十余年保持優良，千島湖水質穩定保持Ⅰ類標準。如今，新安江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已從“試點”成為“經驗”，在全國23個省域、29個流域復制推廣。云貴川三省建立了全國首個跨多省補償機制，實現了赤水河共治。

2025年5月，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健全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明確到2027年長江干流統一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建成并穩定運行。

在司法協作方面，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執法司法工作協同 服務保障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共18條，旨在凝聚長江大保護的最大法治合力。長江流域法院已因地制宜設立環境資源專業審判機構982個，在重慶、南京、昆明、鄭州、成都、合肥專設6個環境資源法庭，形成覆蓋全流域的專業化審判組織體系。三省六縣市區法院還建立了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司法聯動機制，共同守護丹江口庫區生態安全。

這些制度創新，正推動長江大保護從“一江分治”走向“全域共治”。

好生態催生新經濟。在長江入海口，崇明島給出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共贏的生動范例。2026年，崇明完成全市首筆碳普惠減排量交易和首筆排污權交易，釋放了生態價值轉化的明確信號。崇明正以碳生金、以綠生金，將碳儲量、排污權等轉變為生態產品。從“十三五”到“十五五”，崇明的戰略定位從“奠定現代化生態島基本框架”升級為“加速推動生態優勢向發展優勢轉化”。

華東師范大學崇明生態研究院院長陳小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對崇明模式進行了深度解讀。他認為，崇明之所以能成為樣板，與其四個獨特優勢密不可分：一是財政優勢，市級財政對崇明有較強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二是區位優勢，崇明是上海唯一的生態屏障和重要水源地，生態受益主體明確；三是基底優勢，崇明以農田和濕地為主，工業存量包袱極小；四是市場優勢，上海作為超大城市，對高端生態產品、碳匯有充足的本地消化能力。

陳小勇強調，崇明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他建議從三個方面推廣：一是將GEP（?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與生態補償掛鉤，讓保護者真正受益；二是探索濕地碳匯、林業碳匯的普惠交易；三是推進全域自然資源確權，為生態資本價值化提供定量依據。對于中西部地區，需要分級財政分擔、分區管控，并推動產業綠色融合。

船舶行駛在長江武漢段。

任重道遠：2035愿景與現實挑戰

展望2035年，長江“強身健體”應當達到怎樣的狀態？陳小勇院長將愿景概括為20個字：健康安瀾、山清水秀、協調聯結、繁榮宜居、特色彰顯。

具體而言，在安全層面，生態安全、防洪安全、水資源剛性約束必須穩固；在水環境層面，長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湖泊水庫應全面穩定達到相應水質標準，Ⅱ類以上水質成為常態；在水生態層面，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數應顯著提升，預計至少達到“一般”以上等級。長江江豚數量有望繼續增長，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大，從“瀕危”降為“易危”成為可能。

劉煥章則從生物多樣性恢復角度提出更具體的期待：“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數恢復到‘良好’等級，中華鱘等旗艦物種實現穩定的野外自然繁殖。”但他也坦言，這一目標挑戰巨大，“中華鱘已經連續九年沒有自然繁殖，2035年能否看到明顯起色，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葛洲壩下游的產卵場退化、航道整治、水溫變化等疊加影響。目前的人工繁殖殖放流已經呈現了很好種群恢復的跡象，如果加強棲息地的修復，中華鱘等物種恢復野外繁殖是有希望的”。

在公眾視野中，長江保護正從“政府的事”變成“每個人的事”。據相關調查，超過八成沿江居民支持延長禁漁期限，近七成受訪者愿意為生態產品支付更高價格。社交媒體上，“江豚回歸”“微笑天使”頻頻登上熱搜，成為生態環境好轉的直觀表現。大眾普遍期待，下一個十年能看到中華鱘重新自然產卵，能見到更多“清水綠岸、魚翔淺底”的景象。

當然，現實挑戰不容回避。公開報道和專家分析均指出，當前三大短板最為突出：一是棲息地修復投入不足，魚類洄游通道、江湖連通工程需要跨部門、跨區域協同，資金缺口較大；二是生態補償標準偏低，橫向補償覆蓋范圍有限，保護者與受益者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尚未健全；三是基層執法力量薄弱，禁漁后期存在“禁而不管”的潛在風險。

對此，不少環保公益組織和學界人士呼吁，應加快推動《長江保護法》配套細則落地，將GEP核算納入地方政績考核，并建立全流域統一的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同時，鼓勵公眾參與成為重要共識。從“隨手拍”舉報排污，到參與濕地恢復志愿活動，再到購買生態標簽產品，每個人都能為長江“強身健體”貢獻一份力量。

正如一位長期關注長江的環保志愿者所說：“長江的病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治好。但我們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跑好自己這一棒。”只有當“病后初愈”的長江，通過制度創新與全民共識，真正實現“強身健體”，我們才能說，那條生機盎然的母親河，才算真正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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