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菲律賓參議院發生“槍擊事件”（以下簡稱“5·13槍擊事件”），這既是意料之中，但也是出乎尋常。

2023年以來，菲律賓政壇陷入自費迪南德·埃曼努埃爾·埃德拉林·馬科斯（老馬科斯）時代以來最為嚴重的政治動蕩。小馬科斯政府對杜特爾特及其女兒莎拉窮追猛打，不僅是馬科斯家族對杜特爾特家族的打壓，也是小馬科斯領導的政治集團對杜特爾特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競爭（以下簡稱“馬科斯集團”“杜特爾特集團”）。

“5·13槍擊事件”不是簡單的政治動蕩的延續，更標志著馬-杜家族之爭白熱化，馬科斯代表的政治集團為了扳倒杜特爾特家族、阻止莎拉借2028年總統大選突圍，開始下死手，試圖剪除杜特爾特家族羽翼、徹底清除杜特爾特集團的政治勢力。

這場政治動蕩早在小馬科斯參加選舉之時就已經埋下，它是菲律賓國內政治生態和各派系集團結構注定的宿命，也宣告杜特爾特所希望的“家族聯合”策略自始至終都不過是“一廂情愿”，當然也和美國對菲律賓政壇根深蒂固的滲透不無關系。

距離下一次權力更迭還有兩年，小馬科斯顯然已絕無可能連任，其所能做的是極力防止給杜特爾特集團“復仇”的機會。因此，馬-杜兩大家族的爭斗幾乎沒有和解余地，菲律賓政壇的動蕩也將持續下去，直到2028大選能否畫上句號也未可知。

杜特爾特曾對杜-馬聯合、延續各自家族政治生命，抱有極高的幻想，寧愿在2022年的大選中放棄如日中天的支持率、強行要求其女兒放棄競選總統，全力支持民調支持率遠不及莎拉的小馬科斯。但事實證明，杜特爾特雖然是一位極富智慧和手段的政治家，但這種幻想極其不切實際。

小馬科斯上臺后不久，就暴露出政治野心和權謀手段，“去杜特爾特化”傾向也漸顯端倪。比如，2022年6月剛上任，小馬科斯就中止了杜特爾特在卸任前提名的菲律賓審計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和公務員委員會負責人的任命程序，重新提名任命其“親信”擔任要職，為后續以審計對莎拉展開政治清算埋下伏筆。

小馬科斯政府徹底清除杜特爾特家族政治勢力前后有關鍵三招。

第一招：拔除杜特爾特在眾議院的勢力。

在菲律賓的政治體制中，參眾兩院的角色非常關鍵，監督貪腐、審議重要法案過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也是執政一方與在野勢力間政治斗爭的主要陣地之一。

阿羅約曾執掌菲律賓政壇長達10年、又曾在杜特爾特任內擔任眾議長，是一位閱歷豐富、老到的政客。她與杜特爾特家族關系非比尋常，據稱是莎拉的“政治導師”，2016年無罪獲釋后執掌眾議院、與杜特爾特“搭班子”。小馬科斯上臺后不久，首先釋放信號，有意讓其表弟馬丁·羅穆阿爾德茲競選眾議長，暗示阿羅約主動放棄。作為“安撫”，羅穆阿爾德茲任命阿羅約為眾議院高級副議長，這是眾議院的第二把交椅。

但這只是馬科斯家族的“緩兵之計”，2023年5月，馬科斯集團利用對眾議院的控制權，直接將阿羅約從“高級副議長”降為“副議長”；同年11月，直接將阿羅約驅逐出眾議院，終結其在眾議院為杜特爾特集團提供掩護和支持的可能。

第二招：利用國際刑事法院徹底終結杜特爾特的政治生涯。

小馬科斯從一開始強硬表態，拒絕配合國際刑事法院提出的請求，到支持逮捕杜特爾特，這一系列操作令人始料未及。他的支持可謂“周到”，不僅予以批準，甚至出動批量警察力量、開放使用維拉莫爾空軍基地，嚴密防范“挺杜”力量加以阻撓。

逮捕后的一年多里，國際刑事法院并未急于對杜特爾特定罪，至2026年4月方才裁定對杜特爾特案具有管轄權。事實上，小馬科斯政府并不關心對杜特爾特的“違反人權”指控是否最終成立，在菲律賓已經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背景下，仍然批準對杜特爾特的逮捕行動，一切都說明小馬科斯不過是著急鏟除杜特爾特家族及其勢力集團的“靈魂”人物。

第三招：讓莎拉深陷囹圄，直至失去總統競爭力。

從政治運行邏輯來看，小馬科斯作為總統絕無理由對副總統莎拉下手，因為對莎拉的指控罪名一旦成立，也難免會削弱選民對執政當局的信心。

但莎拉作為杜特爾特的女兒，不僅是杜特爾特家族及政治集團的短期優先繼承人，更是頗得民心。即使面臨彈劾，莎拉的民調支持率依然領先，2026年3月菲民調機構OCTA Research的數據顯示，仍維持在33%，領先于羅布雷多和小馬科斯。因此，馬科斯集團便精心策劃了針對莎拉的彈劾案。

目前有許多證據指向馬科斯集團一手策劃推動了這起彈劾案。比如，馬科斯集團控制的眾議院對此案可謂用盡心思，81%的眾議員投下贊成票；相比之下，參議院持相對理性態度，一度將彈劾案退回眾議院。

眾議院對莎拉的指控主要有三項：使用機密資金、策劃針對小馬科斯的暗殺、濫用職權、煽動叛亂。其中，濫用職權的指控包含莎拉批評馬科斯政府的南海政策。除第一項外，其余三項指控隱藏著明顯的政治打壓。小馬科斯政府并不是不知道難以從法律上對莎拉進行“定點清除”，但可以通過彈劾案削弱菲律賓民眾對莎拉的信任。只要有其中一項罪名成立，莎拉的政治前途也將受到重創，至少無法參加2028年大選。

從近期形勢看，不論是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的指控，還是對莎拉的彈劾案，都面臨巨大變數，這是馬科斯集團難以接受的。

在此背景下，馬科斯集團急需祭出“致命一招”以定勝局，而參議員羅納德?德拉羅薩成為關鍵因素。

一方面，德拉羅薩是杜特爾特案的關鍵人物。德拉羅薩與杜特爾特家族淵源頗深，1986年加入菲律賓國家警察部隊，第一站就是在杜特爾特家族的根據地達沃市任職，2012-2013年任達沃市警察局局長。杜特爾特上臺后，提拔德拉羅薩擔任菲律賓國家警察局局長。2016-2018年，德拉羅薩成為杜特爾特發動“毒品戰爭”的得力干將，也是這場戰爭的主要參與者。據消息，德拉羅薩是杜特爾特執政期間最為親密和依賴的“達沃男孩”（Davao Boys）小圈子的核心成員。

杜特爾特作為菲律賓總統，并不直接參與對毒品戰爭罪犯的處理，德拉羅薩是實際的決策者和執行者。據國際刑事法院今年5月11日解密的資料，2025年11月就已秘密簽發對德拉羅薩的逮捕令，指控其犯有“危害人類罪”，參與殺害不少于32人。對德拉羅薩的指控并不僅僅是針對其個人，更是為杜特爾特案實體部分的審理搜羅關鍵證據。

另一方面，打壓德拉羅薩符合削弱參議院“挺杜”派勢力的需要。2025年5月中期選舉中，馬科斯陣營在參議院改選的12個席位中占了6個，杜特爾特陣營斬獲5個席位，雙方在參議院可以說旗鼓相當。特別是馬科斯陣營雖是執政一方，但未達到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對參議院的絕對控制權。

根據菲律賓憲法，只要取得多數支持，即可罷免更換參議長。正因如此，今年5月，13名議員投票贊成罷免原參議長索托，并選舉艾倫·彼得·卡耶塔諾取而代之。即使仍有9票反對針對索托的罷免案，但13票已占據絕對多數。此次參議院“變天”是在野黨勢力的集體發力，包括參議院中的獨立派、杜特爾特陣營及其他中間派。參議員德拉羅薩就是這13票中的一票，可以被視為關鍵一票。因此，如果能利用國際刑事法院逮捕德拉羅薩，不僅能削弱參議院中杜特爾特陣營的勢力，更可能改變參議院力量結構朝著有利于馬科斯陣營的方向轉變。

“5·13槍擊事件”折射出菲律賓國內政治生態極不簡單的一面。

一是馬科斯利用執政優勢對杜特爾特集團窮追猛打，加速菲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失衡。

馬科斯集團雖然拒不承認有意對杜特爾特家族進行打壓，但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對莎拉的調查，以及配合國際刑事法院逮捕德拉羅薩，甚至將對參議院內杜特爾特陣營議員進行調查，這些都證明了公權“私用”、淪為黨派和家族政治斗爭工具的事實。

國調局宣稱，槍擊事件當事人是一名司機，并非該機構的正式雇員，試圖以此擺脫干系；同時又指稱事件起因是參議院警衛對國調局探員鳴槍示警。但不論如何辯解，國調局實則為“此地無銀三百兩”，急于完成小馬科斯指令、強行將德拉羅薩移交國際刑事法院的意圖不言自明。

對杜特爾特集團的削弱甚至清除，意味著馬科斯集團的權勢必將得到增長，甚至成為菲律賓國內300多個政治家族中的絕對“龍頭老大”。自老馬科斯逃亡美國以后，菲律賓國內各政治家族勢力總體保持“金字塔形”的動態均衡，沒有哪個家族能一家獨大、長期執政，彼此之間相互掣肘。馬科斯集團對杜特爾特家族的窮追不舍，讓杜特爾特家族的權勢一落千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也正是看到了這一危險趨勢，菲律賓參議院內原本保持獨立、中立甚至并非杜特爾特家族的議員最終聯合起來，罷免索托，防止對莎拉彈劾案失控，加劇國內政局的失衡。

二是馬科斯陣營將利用行政權的便利，對參議院進行“大洗牌”。

槍擊事件發生后，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強行要求參議院提供現場視頻資料，但參議院拒絕接收調取視頻的傳票。國調局據此提出將對參議院部分議員進行調查，這些議員大多屬杜特爾特陣營，如杜特爾特兒子塞巴斯蒂安·杜特爾特執掌的菲律賓民主黨成員羅賓·帕迪拉（Robin Padilla）、前總統埃斯特拉達之子京戈伊·埃斯特拉達等。

德拉羅薩在尋求菲律賓參議院的司法保護，同時呼吁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小馬科斯當局將他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此事原屬菲律賓國內法的正常之舉。菲律賓國調局先是強闖逮人，而后又大肆掰扯“誰為該事件負責”，從而將目光對準參議院內的“挺杜派”。如果說小馬科斯當局原本試圖強行將德拉羅薩移交國際刑事法院，但槍擊事件后，其重點似乎擴大到對涉事參議員進行調查，以此乘機削弱杜特爾特在參議院的勢力，用行政手段在參議院獲得多數派地位。

三是國際刑事法院再度成為馬科斯集團對競爭對手展開政治攻勢的工具。

從杜特爾特到德拉羅薩，馬科斯政府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訴求可謂有求必應，甚至是“皇帝不急太監急”。馬科斯陣營無非是想假手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和審判，一方面“坐實”杜特爾特及德拉羅薩等違反“人類罪”，盡可能地污名化杜特爾特家族，削弱莎拉及其弟弟塞巴斯蒂安的政治號召力；另一方面逐步剪除杜特爾特家族的政治威望。

距離2028年大選還有兩年，如果不能在大選前“坐實”對杜特爾特的指控，并將莎拉拉下馬，馬科斯家族及其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團將面臨“愈戰愈勇”的杜特爾特家族。尤其是菲律賓民眾對杜特爾特及其家族的同情將轉化為選票和支持，這在菲律賓歷史上并不少見，會對大選結果產生直接影響。

2028年菲律賓將迎來6年一次的總統換屆大選，特殊的政治生態注定菲律賓將長期陷于政斗的漩渦之中。但最終，選舉將為馬-杜之爭暫時畫上一個句號，小馬科斯將無法利用執政優勢對杜特爾特家族進行政治打壓，而杜特爾特家族能否再度掌權仍是未知數；兩大家族的恩怨短期內不會消弭，但不至于攪動整個菲律賓政壇。

只不過，在2028年大選塵埃落定前，菲國內的爭斗還將持續，并且隨著“大選效應”而加劇。尤其從目前局勢看，總統寶座花落誰家仍存極多的變數。

第一，馬科斯家族將為延續政治勢力而祭出“最后一擊”。按照菲律賓憲法，總統每屆任期為6年，不得連任；且如果曾擔任總統職務滿4年以上，亦不得再度競選總統。小馬科斯本人已然無法再度參加總統選舉，但為了延續家族影響力和政治集團利益，其選擇有三：一是支持家族內其他人員參選；二是扶持其陣營內其他具備條件的人員參選；三是與其他黨派達成交易協議，支持具備條件中立派和在野黨勢力參選。

目前來看，馬科斯家族除了其姐姐伊美外，并無其他合適人選可以推舉。因此，馬科斯家族將在本陣營及其他黨派中選擇政治盟友。小馬科斯目前未就“接班人”問題作出抉擇，在遭受老馬科斯的變故之后，千辛萬苦才重新在菲律賓政壇站穩腳跟的小馬科斯，必將奮力一擊，保全家族政治勢力。

第二，莎拉為復仇而不得不絕地反擊。莎拉自2022年以來，一直保持著領先于馬科斯的民調支持率。得益于其父親留下的政治遺產，以及她個人作為女性政客，在菲律賓國內尤其是南部地區擁有較高支持率。從擔任副總統并兼任教育部長，到被免去教育部長和接連不斷地被調查、彈劾，莎拉在小馬科斯上臺后遭受了可以說其政治生涯中最為漫長和殘酷的打壓。

莎拉代表的不僅是其個人，更是整個家族的希望。杜特爾特以“草根”形象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異軍突起，在此后6年執政中憑借鐵腕手段打擊非法毒品和極端分裂勢力，整治國內治安，贏得了菲律賓國民的廣泛贊譽。

即使杜特爾特遭到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逮捕，深受毒品之害的菲律賓民眾對杜特爾特仍充滿肯定和認同，杜特爾特家族也憑借六年執政積攢了豐富的政治資源。

小馬科斯上臺后，在政治上打壓、聲譽上詆毀，使得杜特爾特家族的光環日漸暗淡。本就有心競選總統的莎拉期望抓住“民眾依然記得杜特爾特家族”，以及小馬科斯政府在國內經濟發展和民生建設上的“無能”、在外交上的“冒險主義”“唯美國馬首是瞻”，來扭轉頹勢。畢竟，贏得2028年總統大選，才是帶領杜特爾特家族擺脫困境的最好出路。

第三，中間派力量將乘勢崛起并乘勢掌權。2023年馬-杜家族政斗逐步顯現，菲律賓的中間派和其他在野政治勢力開始乘勢崛起，2025年5月的中期選舉結果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時阿基諾家族殺出一匹黑馬）。

隨著兩大家族爭斗日益白熱化，其他政治家族和利益集團不乏觀望的，選民群體也早已厭煩政治精英集團間的爭斗。在此背景下，以在野政治家族、黨派和利益集團為主的中間派力量成為兩方爭取的對象，其中部分勢力企圖“漁翁得利”。

當下，圍繞2028年大選，已經形成兩大競選陣營，包括前副總統、那牙市（Naga City）市長萊妮·羅布雷多與參議員拉菲·圖爾福組合，以及小馬科斯的姐姐、參議員伊美·馬科斯和莎拉組合。據OCTA Research今年3月19-25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羅布雷多和圖爾福組合的民調支持率高達44%，領先于莎拉-伊美組合的40%。其中，羅布雷多與圖爾福在國家首都地區及呂宋地區表現強勁，支持率分別達到61%和57%；而莎拉-伊美組合在棉蘭老地區擁有86%的壓倒性優勢。在米沙鄢地區，羅布雷多組合則獲得48%的支持率。

從持續的民調結果看，菲律賓民眾對馬科斯家族和杜特爾特家族都產生了一定的厭煩感，兩人支持率也都從2022年以來一路下跌。菲律賓政局的未來走向充滿變數。

短期內，幾方勢力的斗爭很難有和解的可能。德拉羅薩雖然已經向菲律賓最高法院提出保全的請求，但最高法院一方面會參考對杜特爾特案的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會受到小馬科斯政府的壓力，因此德拉羅薩大概率還是會被移交至國際刑事法院。

至于對莎拉的彈劾案，最終可能以指控證據不足而進入拉鋸戰，極有可能結果是參議院再度將案件退回眾議院；按照菲律賓憲法“在一年之內，不得對同一名可彈劾官員提起兩次以上的彈劾程序”的規定，眾議院對莎拉的指控只能等到2027年。

杜特爾特案的復雜性遠超想象。國際社會承認毒品戰爭對整治菲律賓社會治安起到了積極效果，同時缺乏對杜特爾特直接參與執法和處決指控的有效證據，但國際刑事法院并不會因此做出“無罪”判決，該案件將進入無休止的取證-審理的循環中。加之美國通過非正常手段和“代理人”對菲國內政治走向施加干擾，使得菲律賓政局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馬-杜兩大家族的政治斗爭加劇了菲律賓南北對立的色彩，也讓菲律賓日益面臨“分裂”挑戰，這也為菲律賓政局演變增添了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