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萍鄉(xiāng)湘東區(qū)老關(guān)鎮(zhèn)三角池村，村子位于湘贛邊界，緊靠320國道，這里地勢東高西低，狹長的盆地上依山而建的民居，形成幾個建筑群，其間是蓮田和稻田，這登高一望便把村舍田園盡收眼底。

遠眺三角池村

在村子里有一幢建筑占地面積260平方米，土木磚瓦結(jié)構(gòu)，座北朝南的老房子，村里人告訴我，你要是站在村子旁邊的高處看這幢老房子，這里地處一把形狀像一把太師椅的山凹，再仔細看房子后面有座大山，門口有水塘，據(jù)說以前附近還有一個肉鋪，一個鐵匠打鐵的地方，加上山上有一山松樹，可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不缺，據(jù)村里上了年紀的老人介紹，此處可謂是出大人物的地方。

不過，此地有族譜記載從清初何姓開山祖宗斌公搬到這里居住，已經(jīng)逾近三百年，并立下家訓：勤儉持家，耕讀為本之外，除了部分后代家庭富庶，也沒有出過什么大人物，倒是在清朝快要滅亡的時候，從村子里走出一名在紅軍時期可謂是叱咤風云的人物，那就是曾經(jīng)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蘇維埃共和國執(zhí)委、中央軍事委員、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部長等重要職務，成為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副國級領導干部的凱豐。

因此，在三角池村建有凱豐的故居，有廳堂、臥室、廚房、農(nóng)具雜物間、豬舍、牛欄等九間。室內(nèi)陳設解放前和家里使用的各種生產(chǎn)工具和生活用品。現(xiàn)在，故居室內(nèi)物品基本齊全，重現(xiàn)了當年凱豐家庭的場景，成為當?shù)匾环莼钌母锩鼈鹘y(tǒng)教材，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出生在這個村子，青少年時期在老家的中學讀書時，就受到我黨早期領導人在安源策動路礦工人運動的影響，積極追求進步，帶領學生罷課游行，開展反帝反封建活動，后考入國立武漢大學，這時風起云涌的工農(nóng)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武漢讀書期間，他向魯迅主辦的《莽原》雜志投了一封稿件，并在《給魯迅先生的一封信》中，以辛辣的筆調(diào)諷刺批判了當時北洋軍閥對先進文化實行圍剿的政策，該文章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給青年學生以很大的啟迪和鼓勵，這期間他便入了團組織，并當選這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成員。

因為他工作積極，被列入北洋軍閥反動派抓捕的對象，組織為了安全，把他送到莫斯科學習。在學習期間，凱豐結(jié)識了很多早期黨的領導人，加入了黨組織，并當選團中央委員，回國后，凱豐擔任過兩廣團省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他還曾經(jīng)因為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不過凱豐從來沒有想過背叛革命。

隨后，凱豐跟隨上海總部轉(zhuǎn)移到中央蘇區(qū)，在瑞金蘇區(qū)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先后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增補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zhí)行委員。

凱豐劇照

這期間，凱豐參與了中央許多重大事項的決策，并投身到反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qū)的瘋狂“圍剿”中。他對蘇區(qū)共青團發(fā)展壯大、教育普及、出版事業(yè)強化、勞動競賽開展、貪污腐敗預防和懲處、少共國際師的組建壯大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由于受到“三人團”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明明知道紅軍裝備不好，敵人兵強馬壯，卻依然選擇了和敵人硬拼的陣地戰(zhàn)，本來實力差別就很懸殊，還放棄了紅軍本來擅長的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結(jié)果是節(jié)節(jié)失利，最后不得不被迫轉(zhuǎn)移。

凱豐劇照

長征時，凱豐派往紅九軍團擔任中央代表，他與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一道，浴血奮戰(zhàn)，使九軍團勝利完成了以中央機關(guān)為中央縱隊的左翼護衛(wèi)任務（后期任紅軍總供給部長）。

紅軍長征開始后，“三人團”依然指揮錯誤，導致血戰(zhàn)湘江后8萬中央紅軍僅剩3萬余人。面對嚴峻的形勢，紅軍上下廣大干部和指揮員開始反思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主席出山指揮軍事，然而仍有一些以“三人團”為首的干部沒有及時反省過來。這就形成了兩派，關(guān)于軍事路線的爭論，為了解決錯誤軍事路線的問題，1935年1月15日我黨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在會議上，很多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三人團”的錯誤，并要求取消博古、李德兩人的軍事指揮權(quán)，參加會議的代表大部分表示贊成。

此時，紅軍總供給部政委的凱豐作為重要的成員參加會議，他卻沒有認識到錯誤軍事路線的危害，并錯誤地站在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三人團”一邊，進行了言辭激烈的發(fā)言，并在會議中與主席爭辯，唱反調(diào)，甚至于稱：“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

最終，凱豐的反對無效，“三人團”交出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quán)，但凱豐心里不服氣，會后不久組織上決定撤銷他在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職務。但兩個月后，他看到長征路上紅軍正是靠著主席的正確指揮，成功跳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并且重新燃起了斗志，就慢慢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開始全力支持，他在云南威信召開的中央領導干部會上，他認識了錯誤，“收回了遵義會議上的發(fā)言”，認為“只有主席才能我們的紅軍。誰反對主席，我就反對誰！”堅決支持正確領導，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

凱豐改正錯誤并恢復職務，紅軍長征勝利之后，他任中央軍事委員、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部長等重要職務，一直是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副國級領導干部，隨后他前往東北工作，任東北局宣傳部長正部級干部，參加解放戰(zhàn)爭。建國后，凱豐任沈陽市委書記。

凱豐自1927年參加革命后，一直沒有回過家鄉(xiāng)。他在家鄉(xiāng)生育二個女兒，當時家里人只知道他參加了革命，被北洋軍政府通緝，后來便杳無音訊，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與家里聯(lián)系過，在他老家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以為他犧牲了。

直到全國解放后，凱豐沈陽市委書記時，才通知他家里的女兒何淑英去沈陽相見，女兒給凱豐捎了點家鄉(xiāng)的臘肉，當時，沈陽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為抓好這座大城市的生產(chǎn)、市政、社會秩序和戰(zhàn)爭后勤工作，凱豐竭盡全力，堅定沉著，有條不紊地領導開展各項運動和民主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戰(zhàn)爭。

身為市委書記的凱豐沒有太多的時間來陪陪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女兒，更沒有帶女兒到四處看看風景，他只是囑咐女兒和弟弟回家安心務農(nóng)，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靠勞動養(yǎng)活自己。臨別時，他甚至沒有給女兒一分錢，也沒買一件新衣服。

凱豐的女兒何淑英第二次見到父親，是1955年凱豐重病住院期間去北京見面，躺在病榻上的凱豐聽到女兒在組織的關(guān)懷下被安排參加速成學習班學習，后分配在湖南省合作事業(yè)管理局下屬的一個加油站做會計。凱豐很高興，他反復交代女兒從事經(jīng)濟工作一定要廉潔自律，管公家的錢，一分一毫也不能動。幾天之后，1955年３月凱豐就因病去世，終年49歲，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