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崇明東灘，蘆葦搖曳，鷸鷺翔集。眼下正值春季鳥類遷飛過境高峰期，無數生靈在那里停歇、補給，繼而振翅飛向更遠的北方。

近日，東灘保護區工作人員在一次野外調查中，用鏡頭里捕捉到了一個全新身影——蒙古短趾百靈。這位遠道而來的“新朋友”，讓這片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朋友圈”又擴大了一分。

今年是崇明推進世界級生態島建設的第十年，亦是堅決貫徹“長江大保護”的第十年。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主場活動和上海崇明生態島國際論壇舉行，崇明再次迎來世界的目光聚焦。

講述崇明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未必需要宏大敘事。不妨換一個角度，傾聽江豚的逐浪歡鳴，觀察飛鳥的翩躚羽翼，探尋鄉土物種的生長脈絡。崇明用十年深耕、全域守護，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與生物多樣性的自然密碼，鐫刻在江海交匯的每一寸土地上。

“一條江”的新生

“我小時候經常能看到江豚。大概40多年前，江豚數量急劇下降，幾乎很難見到。這兩年，江豚又出現了，我經常看到兩三只江豚在一道，大的帶著小的，就像媽媽馱著兒子，特別可愛！”

謝世潮今年58歲，出生于長江口一個漁民之家，有33年捕魚經驗。長江禁漁后，他收起漁網，成為上海市水生野生動植物保護研究中心（簡稱“水野中心”）監測船的一名舵手。長江口對他而言，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江豚。

長江萬里，奔流千年，滋養無數生靈。作為長江鏈接東海的唯一門戶，長江口是中華鱘、長江江豚等珍稀瀕危物種與日本鰻鱺、刀鱭、鳳鱭等關鍵經濟物種的江海洄游通道。這里為眾多生物提供了多樣的棲息環境，是整個長江流域生態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關鍵所在。

以往，因航運、捕撈、污染和棲息地退化，中華鱘、長江江豚等野生種群一度掙扎在滅絕邊緣。十多年前，無法在長江口監測到野生中華鱘曾是常態，這一物種的自然繁殖曾陷入停滯。

2016年，國家正式提出“長江大保護”戰略；2018年，上海率先啟動“長江十年禁漁”試點；2021年，禁漁令全面實施。崇明三島岸線蜿蜒漫長，成為全市禁捕執法的前哨。

面對長江口水域開闊、水情復雜、船舶密集、非法捕撈隱蔽性強的難題，崇明以科技賦能監管，織起“水陸空天”一體化防護網。2022年起，長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統專線接入崇明，75個感知點位遍布岸線，小目標雷達、北斗、AIS等設備24小時精準捕捉船舶動態。此外，崇明還在全市率先建立區級漁政指揮中心，實現全天候、全水域的禁捕執法監管。

禁漁是守護水生生物的根基，也是長江生態修復的前提，而后者既要“退漁還水”，更要“還水于自然”，從源頭修復水生生物棲息地。十年間，崇明投入40多億元推進濕地生態保護與水環境治理，一步步筑牢江海生態屏障。

浦明碼頭是長江岸線治理的“硬骨頭”之一。數年前拆除硬化場地時，施工人員發現地下是20世紀90年代的垃圾填埋場。為了不讓其影響長江岸線的生態，崇明啟動了一場歷時數月的大開挖：垃圾清運、分類處置，凈土回填，完成灘涂復綠。如今，昔日垃圾堆場變身濱水濕地公園，慢行橋貫通兩岸江堤，成為市民親水打卡的網紅地。

生態修復更延伸至水下。長江口是中華鱘幼鱘從江入海的必經之處，它們將在此停留3個月，完成從淡水到咸水的生理調節，再奔赴東海成長。

過去，長江口地質以“鐵板沙”為主，硬質地貌讓海藻、貝類等底棲生物難以附著，成為中華鱘幼鱘索餌的天然阻礙。但如今，在長江入海口中華鱘自然保護區，每當潮水退去，遼闊的灘涂上都會露出一片由竹陣水泥橫梁和四孔式圓臺組成的人工魚礁。

位于長江口的河口型海洋牧場。

這是水野中心在國內首創的河口型海洋牧場，于2024年全面建成。7.5萬余平方米水域下，人工魚礁構筑起一座“海上森林”，它們減緩流速、附著藻類貝類，為中華鱘幼鱘備好豐盛的“寶寶餐”。

中華鱘是長江水生生物的“活化石”，其生存狀態直接反映了長江生態健康水平。這些年，圍繞中華鱘的保護與繁育，許多重大突破均在崇明實現——2024年10月，上海首次實現中華鱘全人工繁殖，繁育出中華鱘5000余尾；2025年，水野中心在長江口區域共監測到25尾中華鱘，其中半數均在海洋牧場附近水域被發現。

水生態的復蘇，不只是單一物種的回歸，更要實現整個水域的“萬物生長”。數據顯示，2021至2024年，長江口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81種，水生生物資源總量穩中有升。刀鱭、鳳鱭、中華絨螯蟹等經濟物種顯著恢復，在東風西沙、青草沙江段已形成穩定的江豚種群。長江口的水下世界，正重現“魚翔淺底、萬物共生”的盛景。

雄性中華鱘。張海峰 攝

“一群鳥”的回歸

對候鳥來說，遷徙其實是場殘酷的生存豪賭。一只斑尾塍鷸從阿拉斯加飛往新西蘭，全程超11000公里，需橫跨太平洋與東亞大陸。為了在這種消耗極大的長途飛行中活下來，候鳥的身體會將自身內臟的組織分解，進而回收能量。

候鳥途經的補給點，成了維系其生命的關鍵。它們會對擁有某種特定食物的特定停經地點產生刻在基因里的依賴，在此停留、進食，重新長出被消耗的肌肉后繼續出發。一旦原有停靠點消失，將給鳥兒帶來致命打擊。

崇明東灘，長江口最大的河口濕地，就是這樣一處重要的補給站。它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路線”核心節點，每年春秋兩季，數千萬只候鳥在此停歇、越冬。

然而20多年前，這個“超級加油站”險些癱瘓。一種原本用于保灘護岸的外來物種“互花米草”，以其極強的繁殖擴散能力在崇明灘涂上迅速失控，它們擠占了海三棱藨草、蘆葦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間，導致灘涂底棲生物銳減，鳥類棲息地嚴重告急。

2013年，總投資10多億元的崇明東灘互花米草生態控制與鳥類棲息地優化工程正式啟動，這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河口濕地生態修復項目之一，歷時數年，2.5萬余畝互花米草被有效控制，近4萬畝優質鳥類棲息地被重新營造。

崇明東灘。

上海崇明東灘自然保護區管理事務中心高級工程師吳巍是這場“修復戰”的親歷者。生態修復的同時，他和團隊還為不同鳥類“量身定制”生境：深水區、淺灘區、光灘區、植被區……配合精細化的水文調控，讓每一類候鳥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棲息環境。

精細化管護下，東灘濕地的生態承載力顯著增強。2013年，東灘保護區每年記錄水鳥僅10萬只次左右；2025年，這一數字突破40萬只次。在此記錄到的鳥類種類也從不足200種增至360多種，其中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鳥類20種、二級62種。白頭鶴、黑嘴鷗、黑臉琵鷺等珍稀鳥類頻頻現身，12種水鳥數量達到全球種群1%以上。一串串數據背后，是崇明濕地生態系統的整體復蘇，也是生物多樣性持續向好的真實寫照。

同樣的變化還發生在崇明最西端。作為上海唯一擁有自然潮汐現象的濕地，西沙濕地如今已記錄鳥類140多種，中華秋沙鴨、震旦鴉雀等珍稀鳥類常年到訪。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崇明的生態版圖持續擴大，整個崇明島宛如一座巨大的生態濕地，為萬千生靈提供棲息家園。2024年7月，上海崇明東灘候鳥棲息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緊接著，崇明又獲“國際濕地城市”認證，兩塊金字招牌，是世界對崇明生態修復的認可。

黑臉琵鷺。袁曉 攝

“N種土特產”的延續

前不久，有網友分享了在崇明游玩時拍到的有趣一幕：水田間，一只深褐色的水牛悠然覓食，其背上站著一只橙首長腳的白色鷺鳥。“牛背鷺”——這種鳥兒的學名就此得到具象化的呈現。

網友在崇明拍攝到的“牛背鷺”有趣景象。圖源網絡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那頭看起來憨憨的水牛——那是曾經瀕臨滅絕的上海水牛。近年來，為了維持生物多樣性，崇明全力推進上海水牛這一物種的搶救性保護行動，目前全市存欄量600多頭的上海水牛，九成以上在崇明。

崇明的魚和鳥名聲在外。但一座世界級生態島的生物多樣性，不只關乎珍稀物種的守護，更關乎那些看似尋常卻維系著一方水土基因的“土特產”。

崇明有著咸淡水交融的獨特環境，其肥沃的灘涂土壤、溫潤的氣候條件孕育了豐富的生物遺傳資源，從崇明金瓜、崇明香酥芋、崇明水仙，到上海水牛、沙烏頭豬、崇明白山羊，萬千鄉土物種在這里扎根繁衍，既是自然饋贈，也是崇明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十年世界級生態島建設，崇明在守護珍稀物種的同時，也深耕本土物種的保護、繁育與開發，讓“土特產”煥發新生，讓生物遺傳資源成為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的重要載體。

這背后，有對核心種源的提純復壯。比如，針對崇明水仙、崇明金瓜，崇明為其建立了種質資源庫，通過品種改良、保護原生品種，優化培育技術，將其打造成上海特色花卉及農產品名片。

這背后，也有科技賦能。崇明選育的“崇明1號”清水蟹，憑借生長快、規格統一的特性，成為河蟹產業的新星；通過前沿生物科技，純種崇明白山羊的擴繁速度大幅提升，進一步打響品牌與市場競爭力；崇明特有的苦草、藏紅花等，也通過“三產融合”不斷提升附加值。

如今，崇明的生物遺傳資源，既是生態多樣性的重要組成，也成為鄉村振興、綠色發展的寶貴財富，逐步構建起“保護中利用、利用中保護”的良性循環。

崇明清水蟹

這些年，通過探索極小種群物種重引入，揚子鱷、麋鹿等瀕危種群也在崇明重新出現。崇明新村鄉有著上海唯一、全國少有的麋鹿自然棲息地，多頭麋鹿在此繁衍生息；東灘濕地公園是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為數不多能觀測到野生揚子鱷的區域，自2007年引入揚子鱷進行野外放歸實驗以來，已累計繁育了近60條揚子鱷。

如今的崇明，濕地廣袤、草木蔥郁、魚翔淺底、鳥逐云飛。當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崇明所展示的，不僅是一座生態島的建設成就，更是上海這座超大城市為自然留白、為未來留空間的遠見與擔當。

原標題：《誰為崇明“世界級生態島”代言？一條江，一群鳥，N種土特產…》

欄目主編：唐燁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沈思怡 茅冠雋 李成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