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剛】

最近我去東京轉了轉。與以往去東京出差時提前約很多朋友見面、吃飯不同，也與單純的購物之旅不一樣——這次沒有具體目的，不安排任何出訪計劃，只是隨意走走。

我去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到日本時每天打工的新宿。那棟辦公大樓依舊矗立，地下一層的餐廳也基本沒變，還是那幾家，能做的菜仍舊是那幾樣，連價格也沒漲多少。忽然意識到，將近四十年過去了，無論世間繁華還是失落，它們竟然都撐了下來。四十年前，經過那些料理店時，偶爾能選一份最便宜的定食犒勞自己；現在就算點最貴的套餐，也比北京、上海普通餐館的飯菜貴不了多少。

電影《美國往事》里，主人公“面條”離開紐約中央車站前照了一次鏡子，后來再站到那面鏡子前時，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年。鏡子還是那面鏡子，只是車站的廣告畫、買票的人全都變了。

四十年前的新宿和現在沒有太大變化。出入辦公大樓的公司員工，主流永遠是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上班的西服依舊以藏青色為主，看不出什么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高唱的“國際化”，如今已改稱“全球化”。與國際化時期全盤接受、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不同，日本主張的全球化，一方面參與世界事務，另一方面在國內又彌漫著強烈的排外（尤其是歧視中國）氛圍。以排外為重要競選口號的政黨（如參政黨等），堂而皇之地在議會里高談闊論。外國人在日本的刑事案件發案率與四十年前幾乎沒有區別，但外國人犯罪的消息一定會出現在電視新聞里，登上主要報紙的版面。

在看不見的地方，日本也發生了變化，就像紐約中央車站的那面鏡子：“面條”已經老去，過去堅信的原則早已被背叛，除了不斷地回憶、追憶，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新宿塔樓 作者供圖

女首相改變了日本政治

四十年前我剛到日本時，曾與學者、國會議員討論過女性政治家的作用。那時日本的女性企業家、女性議員數量極少，女性在政治舞臺上的上升空間非常有限。

如今回望過去四十年的日本歷史：

1993年，社會黨黨首土井多賀子當選眾議院議長，她在就職演講時，臺下在野黨（自民黨）嘲諷、起哄的喧嘩聲一浪高過一浪。從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幕，我感覺女性當選議長還是早了些，至少議會的氣氛能說明問題。 到了2016年小池百合子競選東京都知事時，日本社會對女性政治家的看法已經大為改觀，小池順利當選。唯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如果她不競選都知事，完全有實力競選自民黨總裁乃至首相。時代氛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擊敗了人氣低迷的石破茂，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相當程度地改變了日本政治。

每次選舉，候選人一定要在選區的車站、重要集市等場所演講，直接向選民提出訴求，及時回應民眾需求。高市也去演講，但同時也大量使用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尤其偏愛自媒體。

每場演講只有十分鐘左右，聽眾幾百人，偶爾也有數千人的時候。演講中的“金句”被剪輯成短視頻，通過自媒體病毒式傳播。一般政治演講的視頻能有幾百、上千次播放就不錯了，而高市的相關視頻合計播放量可達數億次。這種影響力不僅提升了高市的人氣，還塑造出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日本人在權威（權勢）面前絕對畢恭畢敬，高市對政治的壟斷由此具有了某種不可置疑的態勢。

2026年1月27日，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前右）、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前左）在東京秋葉原車站附近出席街頭演講活動。 圖源：新華社

高市在臺灣問題上的發言擊穿了中日關系的底線，成為阻礙兩國正常交往的最大絆腳石——這在日本人所共知。按理說，撤回錯誤發言，中日關系就有回歸正常軌道的可能，但高市固執己見，不撤回、不反省。日本主流輿論和主要政治勢力對她的錯誤言論不做評述，更不用說批評了。

訪日期間，我參加了一個由亞太論壇組織的會議。外務省前次官、前駐美大使杉山晉輔在會上發表了演講。杉山做過條約局課長，熟悉日本與各國的各項條約。他說：“日美安保條約并不涉及臺灣。”這大概是在日本能聽到的對高市發言的一種回應了。高市所謂的“臺灣有（戰）事，美國介入，繼而根據《日美安保條約》日本也介入”的邏輯，在條約專家那里顯然不成立。但在日本，直接質疑、批評高市的主張依然相當困難。

我去拜訪了一位曾任大臣的退休政治家。他年近八十，年輕時關照過作為政治后輩的高市，也常年關照過高市的丈夫山本拓。我問他：“以您和高市、山本的關系，不能就中日現狀提出一些建言嗎？”老政治家揣摩了一會兒說：“高市為人硬氣，不會接受我的建議。山本身體已經很差，遠離了政治，也不會就中國問題向高市提意見。”連遠離政治的人都是如此，那些現役國會議員就更不敢觸碰高市的逆鱗了。

那么日本學者又如何分析當前的中日關系呢？一位在東京大學做過教授的老學者，把現在仍在東大一線教學的學者數了個遍，然后說：“已經沒有哪位東大的學者能夠對高市首相有所影響了。”

報紙的發行量這些年大幅下滑，但在日本街頭和不少便利店依然能買到。借訪日之機，我把能買到的報紙都買回來看了一遍。那些過去愛讀的、比較強調中立公正的報紙，依然有魅力，但一看到與中國相關的報道，政治立場暫且不論，至少在新聞采訪、現狀認識等方面，忽然與我們有了很大距離。我翻回報紙首頁，想再看看是不是自己曾經深受影響的那家報社，確認之后，一種難以言說的失望涌上心頭。媒體的中立與公正，在高市執政的今天已經很難堅持。

我去見了一位一個月前剛從中國回到日本的企業職員。聊起周末上萬人（最多時全日本可達5萬人）在首相官邸附近游行反對修憲、反對戰爭的事，這位職員說：“我是通過看中國的電視新聞，才知道首相官邸附近有這樣的游行。我準備周末去看看熱鬧。日本紙媒不報，電視也不報道這種游行，普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有這么多人在反對修憲。”

5月3日，在日本東京有明防災公園，民眾手持標語參加集會。 圖源：新華社

回到酒店，我趕緊打開電視看新聞。正好是特朗普訪華期間，但電視新聞的頭條卻是中學生外出乘坐的大巴發生交通事故，一人死亡，二十余人受傷。半小時的新聞節目，這起交通事故不僅占了頭條，而且用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

“人命比地球更貴重。”我想起一位日本前首相的發言。在特朗普訪問中國、中美關系乃至中日關系變得更為重要的時刻，一起交通事故的新聞價值，竟遠大于大國外交中出現的變化。日本（國家）電視臺特意在這個時候貶低高市首相最為崇敬的特朗普總統訪華一事，是對高市的支持，還是沒有了新聞價值判斷能力？筆者已經無從回答。

當地時間5月6日上午，日本福島縣發生一起車禍，造成1人死亡，另有26人受傷。 日本媒體報道截圖

高市執政下的日本，已經與筆者記憶中四十年前的日本截然不同。不僅是女性能夠擔任首相，而且這位女性首相維持著絕對的權威。在這份權威面前，政治家、學者、輿論無一敢動其逆鱗。全國上下，一種聲音，一條路，要一直固執地走下去。

高市的人氣靠自媒體剪輯的“金句”來維持。一旦這些金句不再是心靈雞湯，不再能鼓舞人心，她就會像撤了火的鋼精鍋，瞬間失去熱度。“所以日本需要有一個敵對國家。只要這個敵對國家存在，高市的人氣就能維持。一時半會兒，日中關系發生轉機的可能性不大。”那位做過大臣的退休政治家對筆者談道。

立場高于利益

我直接參與了這四十余年間的中日交往，一直相信中日關系中存在“經濟”這塊壓艙石，相信通過尋求兩國的共同利益，為了東亞、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能夠超越障礙，讓中日關系這艘巨輪駛向新的航路。

然而，最近幾年日本連續幾屆內閣都重視“經濟安保”。用日本媒體的話說，經濟安保幾乎只針對一個國家——中國。日本在半導體等重要高科技領域阻斷與中國的往來，主張建立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產業鏈供應鏈，擺出與中國對決的態勢。在高度重視經濟安保之后，經濟不再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途徑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方面，日本企業在中國維持著高額利潤。根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日企海外利潤率數據，中國遠高于美國、東南亞，更高于日本本土。一些日本企業確實在中日競爭中逐漸在技術、設備等方面出現停滯乃至落后趨勢，不得不關張或轉移他國；但另一方面，日企在精細化工等部分領域仍保持著對中國的技術優勢，日本的零售業、餐飲等也有不錯的盈利能力。中國GDP有5%上下的增長空間，從宏觀條件看也比美國、日本、歐洲等增勢更快，本來就具備獲取較高利潤率的基礎。

但是，在日中企能否獲得高于日本本地企業的利潤率，就很難說了。首先，日本企業在本國的利潤率大部分在5%上下，算不上高。中國企業初來乍到，就算設備比日企新，開拓市場卻并不容易。要爭取一個日本客戶，往往需要好幾年時間——與中企熟悉的中國市場相比，時間成本天差地別。

日本東京城市景觀 資料圖：新華社

一位朋友在出國潮中去日本創立了自己的企業。他有中國的IT和AI基礎，本應能發揮技術及研發優勢，強過日企。但他說：“到了年底，我如實申報了公司收益，結果40%以上的所得稅一上來，再加上員工保險等，在日本的效益實在不高。今年業務少了，稅務所反而加緊了對我們的稅務審查，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偷稅漏稅。”這么高的稅率，加上極為嚴格的征稅系統，讓中企很難在日本獲得比中國更好的經營效益。

這些年有不少人將投資轉向日本，購置房地產，希望讓自己和子女過上穩定的生活。那位不久前從中國回到日本的企業員工，擁有不少中國人脈，看到這些人紛紛投資日本，不無感慨：“日本的遺產稅稅率差不多是50%。老一代人過去后，下一代想繼承遺產、過上平穩的生活，幾乎不可能。”也許只要二、三十年，這波投資潮注入日本的資產，在遺產轉讓時就會損失一半。

日元匯率的不斷下調，也讓日元財產持續貶值。“遺產及匯率方面的貶值，也許會挑起新的日中爭端。不過那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和我們幾乎已經沒關系了。”那位員工略帶嘲諷的言語，揭示了未來中日關系的巨大不確定性。

現實的經濟安保，未來中國在日投資的絕對貶值，再加上日本技術在中長期內若不能在AI、新經營模式等方面做出變革，中日關系中經濟的壓艙石作用就很難維持。要知道，過去三、四十年來，一開始是日本在制造技術、微電子方面進步很快，而中國近二十年在制造規模、IT及AI等新技術方面不斷壯大、革新，這些共同維持了經濟壓艙石的作用。如果沒有了技術革新，壓艙石的作用自然也會減弱。

“不改變高市首相對中國的態度，就不可能轉變日中關系。高市首相心里只有修憲、擴軍，需要與中國的對抗。”那位退休的老政治家說。

“我們在中國的效益和增幅都超過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我們會更加重視中國市場，但高市首相的個人政治意愿不是我們能夠影響的，日本財界也沒有向高市建言的意思。”一位上市企業總裁對我說。

日本媒體稱過去的三十年為“失落的三十年”，持續的失落讓日本街頭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筆者從新宿辦公大樓看到的那些餐館，大部分都能存活下來——盡管菜品沒有什么變化，價格甚至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但能活下來已屬不易。日本不能只求維持，需要一些變革。高市早苗回應了社會上的這些呼聲，但同時夾帶了修憲、擴軍的個人意愿。舊的政治模式沒有改變日本，只是維持了失落；高市則要通過她的改革讓日本出現變化。她發自內心對中國的敵意，也在讓中日關系進一步倒退。

此時此刻，日本國內無人能夠左右高市早苗。中日這艘巨輪缺少了壓艙石，兩國關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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