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鄉村人口4.51億人，農民工約3億人。很多中國人，生存在城鄉之間。他們出生于農村、在城市工作 ，生活方式卻又沒有完全城市化，這是中國社會一種非常特殊的狀態

文｜《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王延春

從農村走出來的人難以融入大城市——說起來，似乎是快要老掉牙的事情，但趙玉順和他的伙伴貞貞，并不打算對此視而不見。五年前，他們26歲，決意脫離公司打工人的社會身份，依靠自己的積蓄和小型借貸，走訪中國村鎮。從近處的廣東云浮開始，接著到廣西，最終抵達了1000多個村鎮。

記錄那些中國老農民，漸漸變成一件必須要完成的使命。這兩位農村出來的二本學生，曾經輾轉深圳、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工作，最終打定主意，將人生十年時間焊在農村田野里，讓農民為自己發聲。農民、土地、作物、軼事，許多鄉土影像，被他們集結在B站“遇真紀事”的賬號中。

“上漲農民養老金，有時媒體在呼吁，有時熱心網友、專家、官員在講，但作為當事人的農民的聲音是缺席的。他沒辦法注冊一個網絡賬號，說我是老農民，我種了50年地，我認為應該漲到多少錢。”趙玉順瘦瘦的，湖南邵陽人，很精干。他的童年在一個丘陵地帶的村子度過，后來到海南念完本科，在邵陽農村屬于學歷最高的那批人。可換到城市里，二本學生是另一番處境。

城市向他們發出過召喚。趙玉順設想，自己可能成為一名出入CBD商務區的精英。貞貞到深圳第一份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她從中大方抽出200來元，跟朋友到星巴克辦了張年卡。咖啡苦苦澀澀的，她著實不喜歡，但似乎都市麗人就應當坐到玻璃落地窗前喝咖啡。

很快，他們發現，白領生活不持久。貞貞的一位朋友是農村的大專生，在北京給視頻加字幕，被效率更高的剪輯軟件替代掉。家里人逼她相親，城市留不下來，農村沒有工作機會，回不去。趙玉順和貞貞在北京給公司制作宣傳視頻，諸如哪里又建了新商場。熱情洋溢的片子剪多了，他們多了幾分迷惘，“這個事情沒有那么貼近我，跟我無關，甚至很多時候不大相信，會有一種疏離感”。

為了節省房租，每天，趙玉順坐公交，再倒地鐵上班，往返通勤四個小時。疫情期間，人們戴著口罩，趙玉順通過路人的身形、衣服和背包，總能識別出熟悉的乘客，預判到哪個公交站誰會上車。流水線般的日子，絢麗的城市宣傳片，他和貞貞找不到自己的工作價值感。直到2021年，貞貞失業。

“我每天都在批量生產毫無意義的視頻，到最后發現好像我們是被忽視的一批人，甚至我們農村的爺爺奶奶，更是處于被忽視的狀態。”趙玉順對《財經》說，“你很努力了，但還是只能這樣。大家會帶一點嘲諷意味地提到‘小鎮做題家’這個詞，但你至少得上個‘985’才能被稱為小鎮做題家。我們顯然不是，連普通一本都不是，自身處境這樣，加之不喜歡工作，就會有疏離感。”

2021年，中國還發生了件轟動的自然事件。一群野象從西雙版納出發，途經普洱、玉溪，一路向北遷徙，走了500多公里，尋找新的棲息地。那群大象的動向透過手機屏幕擊中貞貞。“人都是有固定軌道的，大象原本也是這樣，一直在這里喝水，但突然有一天，它就要往北走了。”貞貞問趙玉順，“它變得很不一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原有的生活軌道里走出去？”

兩人回到廣州，繼續在自媒體公司工作，但開始利用周末，探訪周邊農村，拍視頻。他們希望借助自己的一點視頻技能和經驗，將話筒遞給農民，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趙玉順和貞貞不確定能走多遠，也看不見這件事的商業回報，但他們決定先上路，相信意義會在做事的過程中浮現。

最終，“遇真紀事”的視頻不是李子柒式的田園牧歌，更多鏡頭對準更沉默的大多數：甘蔗農、養蠶人、挖藕人、茉莉花采摘工、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村鎮教師、城中村里的農民工、做家政的農村女性。趙玉順和貞貞的念頭幾乎一樣強烈，為了拍農村視頻，他們花錢，然后花更多的錢。

湖北洪湖，寒冬臘月在冰水中挖蓮藕的老人

他們投入時間，接著索性變成全職工作。一人出鏡、一人拍攝；一人文字，一人剪輯。短途出差三五天，長途一走個把月。2025年，蘇皖豫桂大旱，他們過江西到安徽、江蘇、河南、廣西，記錄下歷史性干旱的農田。農民進城買房、老年農民工、鄉村小學，一些視頻播放量過百萬。這后來吸引來出版社的注意——編輯的父輩也是農民，他們將所見故事出版為《看見中國村鎮》一書。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鄉村人口4.51億人；農民工約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8億人，本地農民工1.2億人——這意味著很多中國人，生存在城鄉之間。他們出生于農村、在城市工作 ，生活方式卻又沒有完全城市化，這是中國社會結構中一種非常特殊的狀態。

趙玉順向《財經》說起他出生的邵陽村子：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村里人口變多、山坡上的荒地被開墾出來。1988年，村里第一個人去廣東打工，陸續將同村人帶往珠三角。中國工廠越來越多，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村里人進城務工進入高峰期。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

那些費盡千辛萬苦開墾的坡地，慢慢荒蕪。趙玉順回老家掃墓的時候，發現剩下來的耕地被以每年三四百元一畝的價格承包了出去。趙玉順和貞貞看到自己站在前所未有的時間坐標系里：過去2000年，中國農民從未如此大規模地離開自己的土地，中國小農經濟在劇烈變化。

“從個人情感講，要給我們祖輩記錄他們的人生。這批人是中國傳統的老農民，我們就是要記錄這個時代相接處的一部分。”過去五年1000多個村鎮走訪，趙玉順發現，中國的土地流轉加速，北方適合機械化的耕地幾乎十年前便流轉完畢。南方現在將田埂推掉、建高標準農田，一戶與一戶之間的耕地物理界限正在消弭。他們要抓緊記錄正在被重新定義的人與土地。

2024年8月，廣西南丹，趙玉順與村民合影

“每月能干上十天日結工，那是要燒香拜佛的”

《財經》：書中反復探討種地能掙多少錢，據你觀察，真正能靠種地，無論是糧食作物還是經濟作物，無論是小農種植還是規模化種植，實現收支平衡，甚至掙到錢的比例有多少？

趙玉順：我沒辦法給出嚴謹統計。首先種地要掙錢，要么種的地足夠多。種一畝水稻或麥子，通常收益是600元-800元錢。一年種兩季，種10畝，一季收益6000元-8000元。如果種100畝，除去土地租金（以華北為例，好的地塊在800元到1200元一畝一年），一年純收益在6萬到8萬元之間。華北一帶很多人包幾百畝地。假如包200畝地，除去開支，一年純收益在14萬元到16萬元之間。當然這是風調雨順的情況下，不會經常遇到自然災害、干旱洪澇。如果種糧食要賺錢，至少需要100畝地。

要么種經濟作物，對土地規模沒那么多要求。比如種果樹，四川的粑粑柑、李子，10畝就夠了，但它很考驗技術。粑粑柑是不是個頭夠大，李子是不是足夠漂亮，李子、粑粑柑的甜度，這涉及技術、資金。比如給蘋果套袋，每一個袋子要成本，你是不是有能力把它維護好。

另外還有銷路。糧食價格不高，但至少能賣出去。但經濟作物，經常出現某地果農滯銷。一方面，你今年種下一棵果樹，很難預測三四年后的市場供需情況會怎樣。另外，怎樣賣出去？一些公司可能有自己的自媒體賬號或水果批發市場的渠道。但老農民完不成這些事。

《財經》：現在提倡“新農人”的理念。

趙玉順：我們聽到一些故事，某一本高校或985畢業，回農村種地。結果一看，他包了2000畝地。很多人會想，我在北京工作很久，實在不行，就回去種地。但你想以此謀生的話，可以把它類比于創業，至少要投十幾、二十萬元。那些新農人，恰恰是因為他們能力太夠了，資源足夠多，才能夠回得去種地。包地的成本至少都要10萬元，還有種子、農藥、化肥、機械。

《財經》：2013年，中國開始探索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所有權屬于村集體，承包權屬于農戶，經營權可以流轉出去。許多地方將土塊合并后，田埂沒了。土地流轉十年后，能不能恢復原狀，不好說。很多農民也進城務工，土地經營權以后是不是很難拿回來，潛在的風險是什么？

趙玉順：我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看到一些拾穗者。稻子、麥子，用機械推完后，一定會遺留下稻穗。村里的青壯年，覺得收割完沒剩多少，他就不撿了。但村里的一些老人，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了，不能去務工，也不能幫別人蓋房子，他們會去把留下的糧食給撿起來。

土地被流轉出去后，很多人沒有地（經營權流轉，每年300元—1200元/畝是主流租金區間）。中國人均耕地約1.36畝，本來就沒多少。城里人能買米吃，但農村人還會飼養家禽，不會拿錢買專門的飼料喂雞鴨鵝，頂多用一點穗糠，拌點米飯、稻子或玉米給家禽。我感覺，土地流轉之后，為了給家禽找飼料，人們拾穗的動力變強了。

人多，就開始有競爭。我們看到新聞，2023年10月在河南周口鄲城一帶，秋天犁完地后，村民就會種麥子。犁地過程中，會旋出不少地里殘余的花生，通常是允許撿拾的。那年，一位老人在地里撿拾花生，意外被卷入旋耕機后死亡。《三聯生活周刊》后來報道，周口一位開旋耕機三年的司機發現，只要車一開，就有老人在后面撿花生，多的時候有四五十個，有的甚至會貼著旋耕機刀片走，但喉嚨喊得都嘶啞了也沒用。來撿花生的都是無地的老人。

2023年1月甘肅靜寧，正在給蘋果樹修枝的大叔

《財經》：很長時間里，農村被定義為城市就業的“蓄水池”。如果我在城市失業了，回到農村，自己種點糧食和蔬菜，還是有一口飯吃的，現在的情況還是這樣嗎？

趙玉順：我們住在湛江遂溪縣的小鎮上，從2023年發現，每個趁虛（趕集）的日子，開始有年輕人賣壽司、賣手打檸檬茶。按理，中老年人不會買這些的，他會覺得為什么一個米飯揉成團就要賣我兩塊錢，但是有年輕人買了。在東部人口流失沒有那么嚴重的地區，的確有一些年輕人回去。這幾年，擺攤的人越來越多，在縣城跟市區，外賣員和網約車的單價在降低，一批年輕人開始擺攤，把汽車后備箱打開，賣手打檸檬茶或者咖啡。有個詞叫“后尾箱經濟”。

但回農村謀生，他依靠的不是土地。失業回農村，不需要再承擔昂貴的房租跟水電費，的確能節約成本，但拓展收入，可能很難。只能維持吃飯。自己養的那些雞，至少要幾個月才能吃。人會生病，有人情往來，要買衣服，還有子女上學、進城買房的問題，不是說吃一點蔬菜就好了。

《財經》：今年全國兩會有個建議，允許60歲以上農民工繼續務工。大部分老年農民工很難跟機器或是自己體力的衰竭抗衡，他們老后的出路在哪里？

趙玉順：75歲以上的老人，大部分沒有辦法繼續勞作。他們即便生活很困難，想去掙錢，也沒有辦法掙錢了，只能靠子女接濟。60歲-75歲的老人，男性跟女性不一樣。

我最高看到過71歲左右的老人還在打臨時工。兩會代表委員建議，允許60歲以上農民工繼續工作，其實是城里面的工作，比如建筑工。年過60歲后，在村里還是能找到工作。土地流轉后，老板或公司要在地里種辣椒，今天可能需要四五十個婦女來幫忙種辣椒秧。但干個兩三天，就沒活干，等一段時間再來施肥、打農藥或除草。這部分工作主要由婦女完成，工資低。

男性老人，蓋農村自建房，或者在城里種綠化樹，賣點勞力。通常，南方工價高點。我在陜西的一個獼猴桃果園看到，一群婦女一天工作8個小時只有50塊錢，時薪6塊3毛錢不到。9月摘獼猴桃，彎腰扔果的動作持續8個小時，對肩膀和腰的勞損非常嚴重，他們貼著膏藥在那里弄。這幾年，地里的男性勞動者變多了，因為村里和城里的房子，已經蓋得差不多了。

工價跟當地的經濟情況相關。假如縣城有一個服裝廠、箱包廠、鞋帽廠或者簡單的手工輕工業，能吸納一部分勞動力，工價會高一點。南方日結工80塊到120塊的情況比較多。當然不是每天都有這種工作，一個月如果說農民能夠干上10天，那是要燒香拜佛的。

“你這雙手一定要用來握筆，千萬不要握鋤頭”

《財經》：最近兩年很多專家建議，提高農民的養老金，你在走訪中，有沒有聽到一些聲音。

趙玉順：總結下來，農民希望每月最少漲到500元、最好1000元。這對于他們的生活會帶來明顯的改善。現在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存在區域差異，上海每月大概1600多元，蘇州每月大概700元，但全國還有很多農村地區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在200多元，東部整體是高很多的。這還要看地方財政狀況，政府寬裕一點，給出來的就寬裕一些。

《財經》：當前許多地方合村并鎮、撤點并校，這對留守兒童的成長意味著什么？

趙玉順：我經歷過撤點并校。2003年，我上小學三年級。聽說，以前每個班至少二三十個學生，等到我讀書，班里只有十幾個學生。有一天，老師跟我們說，這個學期結束后，學校就沒了，以后你們要去鄉里上學。這意味著，一個9歲的男孩要跟8歲的弟弟，走一個多小時，去上學。冬天，學校要求早上7點多到，我們出發要打著手電筒。但沒有辦法，你也不能不上學。

當時村里人認為，四年級的學生、長到八九歲，可以自己去上學了。一到三年級，他們認為尚且年幼，每個學期給村里的屠戶幾百塊錢，由屠戶用自己的柴油三輪車送小孩去上學，我們村里稱它為“慢慢游”。屠戶每天早晨四五點，先去屠宰場把豬肉運回來，再用三輪車運小孩去學校。小小三輪車，它能運10來個人。幼童很矮小的。當然，從2003年到2026年，這樣的問題依然存在。撤點并校后，許多地方沒有普及校車，農村小孩的上學路變得更困難了。

央視新聞報道，今年3月，貴州的一輛7座車，塞了16個學生。這輛車在送孩子上學途中，撞上了路邊停放的大貨車。現在全國的鄉村校車情況，是很不樂觀的，湖南稍微做得好一點，我的直觀看到的，絕大部分地區是沒有校車的。

要么走路上學，要么你只能在鎮上租房。但租房誰來帶孩子？租房也要成本。如果爺爺奶奶帶，他更加種不了地了。實際上，7座車坐那么多人，也是為了降成本，比如800元一個學期接送，如果要保障安全、只坐7個人，可能要付出1600元，多出800元，這在農村是很難掙到的。

還有大家看不到的。這幾年很多鄉村教室硬件改善，北京上海的老師遠程連線，給云南貴州的小孩上課。但很少人關注宿舍。撤點并校后，第四種可能性，小孩寄宿。我在廣東河源、云南紅河看到，一年級小孩子寄宿。當他還在尿床的時候就去寄宿。本來作為留守兒童，就是一種情感缺失，現在連爺爺奶奶都沒有了。學校小孩不懂事，宿舍里容易發生校園欺凌事件。我在江西尋烏縣看到一所很好的鄉村寄宿學校，有專門的生活老師，小孩身體不舒服，或者小孩之間有矛盾可以去處理。

我很想呼吁一件事情，大家募捐的時候，更多地關注改善鄉村小學的寄宿環境，最好用一筆資金去雇一位專職的生活老師來照料孩子，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財經》：90后、00后的農村人和老一輩的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不是有本質的區別？

趙玉順：農村小孩，至少從我自己講，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是被向外推著走的。農民自己覺得農民不是一個好職業，這么辛苦又掙不到錢，既沒地位也沒話語權。從小，爺爺奶奶就跟我說，你這雙手一定要用來握筆，千萬不要握鋤頭，握鋤頭是不好的，握筆才有出路。

當我26歲重新回到村鎮去觀察這一切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對土地很陌生，好像土地、干活跟我沒有關系。甚至我不大清楚，種一株農作物，什么時間播種，什么時間收獲，什么時候打藥施肥。種一畝地能有多少收益，我原來也是不知道的。我們在廣西玉林看到一個房地產銷售標語，說“住某某花園，像城里人一樣生活”。像城里人那樣生活才是對的、才是好的。

《財經》：村子成了空心村，你認為，未來十年，中國自然村會大量消失嗎？

趙玉順：它不會完全消失，但人是會越來越少的。情懷留不住人，鄉愁也留不住人，工作機會才能留住人。有的鄉村背靠大城市周邊，可以做農旅、民宿，人們去喝茶、農家樂、打麻將。有很好的旅游資源、特色農產品的鄉村，或周邊有工廠就業機會，村莊的整體狀態就會好很多。

現在有些人已經不回家過年了，村鎮的年味越來越淡。交通發達后，兄弟姐妹可能散落天南海北。我家里，大伯那一支在湖南，有親人在云南、新疆、貴州，村里甚至有人在東南亞謀生。老人在的時候，大家有回去的理由。現在交通發達、就業機會分散，人們散落多，一旦家里老人離世，好像覺得沒有再聚到一起回家過年的理由，有的村，祖宅和老房子的門已經緊鎖，就荒在那里了。

《財經》：現在提城鄉融合，當然它也是一個趨勢。在戶籍、醫療教育資源依然向城市傾斜的當下，你認為，城鄉融合最大的阻礙是什么？所謂的村里人變成城里人，最大的門檻是什么？

趙玉順：房價太貴了。買房對于農民而言依然負擔很重。雖然房價在跌，但掙錢也越來越難。房子是農民進城的一個憑證，你沒有房子，孩子讀書就沒那么方便。甚至現在農村人進城買房的第一大動力就是子女教育。買房對于農村家庭來講，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很重的負擔。絕大多數人還是想要有一個固定的住所。

責編 | 陳湘

題圖來源 | 鄒碧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