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間法庭里，一個擺茶水攤的老頭就要被判重刑。

法官話還沒說完，老頭突然站起來，用盡全身力氣喊了一句話。這句話，把所有人都喊懵了。

也正是這句話，把他從鬼門關前拽了回來。

那是1951年的秋天。南京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一起"國民黨特務案"。被告是個白發(fā)老頭，廣東口音，衣著普通，看起來不過是街頭隨處可見的落魄老人。他叫鮑君甫。

就在幾個月前，有人向公安局舉報：附近有個擺茶水攤的廣東佬，穿著講究，愛看報紙，和普通老百姓不像一路人。公安一查，這人來頭不小——曾是國民黨南京"反省院"副院長，標準的舊政權特務頭子。加上他在全市登記運動期間沒有主動露面，直接被帶走。

案子移送法院后，進展很快。法院認定，此人長期從事破壞共產黨的工作，威脅社會安全，判決意見：重刑。就在法官準備宣判的那一刻，老頭動了。

他站起來，兩手微微發(fā)抖，喉嚨里擠出一句話："我不是特務！我為黨立過功，陳賡可以作證！"法庭瞬間安靜下來。

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叫共產黨開國功勛為自己作證——這話聽起來荒唐，但老頭眼神里有一種東西，不像是在撒謊。

法院院長鞠華決定暫緩判決，向陳賡發(fā)函求證。信發(fā)出去了。然后是漫長的等待。原來，陳賡已經不在云南了。他去了朝鮮戰(zhàn)場，函件幾經輾轉，足足三個月后才送到他手里。

1951年11月24日，陳賡從朝鮮戰(zhàn)場親筆回函，寄到南京。信里寫得清楚：鮑君甫確系1927年起即與黨發(fā)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一直與他保持聯(lián)系，"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

一封信，救了一條命但這條命背后，是一段被壓了二十年的秘密。

要說清鮑君甫是什么人，得從頭講起。1893年，他出生于廣東中山縣，少年時代就去了日本，中學在東京讀，大學在早稻田念完，畢業(yè)時已經是滬上出了名的"日本通"。

他懂日語，交日本商人，進日本洋行，和幾家日本通訊社都有往來。這種人，在當時的上海，走哪兒都吃得開。

回國之后，他趕上了"五卅運動"那股浪潮，開始出入上海總工會，接觸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同一時期，他通過老鄉(xiāng)楊劍虹認識了陳立夫、張道藩這些國民黨大人物。

兩邊都有人。兩邊都賣面子。他在上海灘，就這么立住了。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鮑君甫當時態(tài)度鮮明地反對，結果被捕，后來靠蔡元培出面才保出來。出來之后，他選擇蟄居，沒有明確站隊。這段蟄居，反而成了他后來雙面生涯的起點。

1928年，蔣介石復出，命令陳立夫籌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調查科急需能打入各方關系的情報人才。鮑君甫的老朋友楊劍虹，在調查科擔任采訪股總干事，多次找他入伙。這件事，被鮑君甫全部告訴了共產黨這邊的聯(lián)絡人陳養(yǎng)山。陳養(yǎng)山一聽，立刻向上匯報。當時，陳賡擔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分管情報工作。他把情況摸清楚，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當時正苦于無法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一聽這個消息，當即拍板：讓陳賡去見鮑君甫，把這個人拿下來用。

1928年5月，上海霞飛路，一家咖啡館。陳賡化名"王庸"，和鮑君甫正式碰頭。兩人談了很久。鮑君甫說清楚了自己的處境，也表明了立場。陳賡當場答應提供經費，承諾保護他的安全，并要求他盡快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

就這樣，鮑君甫成了中共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表面上，他是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暗地里，他向陳賡單線匯報。兩條線，同時走。走錯一步，就是死路。

為了幫他站穩(wěn)腳跟，中央特科給他配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還在北四川路大德里以他的化名"楊登瀛"設立了一個辦事處。明面上是調查科的駐滬機構，實際上是中共特工的秘密聯(lián)絡點。他的專職秘書，是中共優(yōu)秀女特工張式沅，化名安娥。

敵人心臟里，長出了一雙眼睛。

第一件事：情報準確，營救彭湃，惜敗一步。

1929年8月24日，中央軍委委員彭湃等五人，因叛徒白鑫出賣，在上海新閘路開會時被一鍋端。

消息傳到周恩來那里，當晚緊急開會部署營救。陳賡把任務交給了鮑君甫，要他弄清楚敵人的下一步動作。

鮑君甫很快探明：彭湃等人已被關押在龍華司令部，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執(zhí)行時間是8月30日。

周恩來下令在押送途中伏擊劫車。但到了8月28日早上，鮑君甫和我黨派來的同志趕到公安局時，囚車早已出發(fā)——提前了整整兩個小時。營救失敗。8月30日，彭湃等五人在龍華就義。這次失敗，鮑君甫一直記在心里。

兩個月后，他查清了白鑫出賣彭湃的全部經過，立即向陳賡匯報。隨后，他又探得白鑫將于11月11日秘密離滬逃往意大利的行程，并將消息及時傳出。當晚，白鑫被擊斃在門牌71號前。

他沒能救出彭湃，但追上了那個出賣彭湃的人。

第二件事：運作租界，任弼時悄悄出獄。

1929年秋，中央委員任弼時在上海開會時被租界巡捕抓走，關進公共租界的拘留所。

陳賡把營救任務交給鮑君甫。鮑君甫找到英租界督察長蘭普遜，用一頓飯的功夫說清楚了：這人是他新招募的情報人員，口音問題被誤抓了，請高抬貴手。

蘭普遜不知道坐在對面的"情報人員"其實是中共中央委員。他只知道，鮑君甫這個人在上海各方都吃得開，給他這個面子值得。

第二天，任弼時走出了拘留所。 對外的說法，是鮑君甫放走了自己手下的一個新人。

第三件事：偷梁換柱，關向應獲釋。

蘭普遜信了。

幾個月后，關向應以"誤捕"被保釋出獄，隨即奔赴鄂西革命根據(jù)地，出任紅二軍團政委，與賀龍并肩作戰(zhàn)。

三場營救，每一場都是刀尖上走路。走成了，是無名之功；走錯了，是萬劫不復。

這條雙面的線，撐了三年，最終斷在1931年4月。那個月，中央特科行動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當天叛變。

顧順章知道的東西太多了。他知道上海的地下黨機關，知道聯(lián)絡暗號，知道關鍵人物的住址。他一開口，上海地下黨幾乎全線告急，多處機關當日被破壞，多人被捕犧牲。

好在錢壯飛事先截獲了情報，周恩來連夜部署轉移，才避免了更大規(guī)模的損失。陳賡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找到了鮑君甫，告訴他：顧順章已經叛變，你必須立刻離開上海。

鮑君甫沒走。他覺得自己在國民黨內關系夠硬，張道藩是他靠山，應付得了。幾天后，他被逮捕，押往南京。

國民黨對他用盡軟硬手段，但鮑君甫始終沒有供出他和中央特科的聯(lián)系，也沒有交代任何一個共產黨員的下落。審來審去，沒有抓到通共的直接證據(jù)，加上張道藩從中周旋，半年后他被保釋出獄。

出獄后，國民黨還讓他當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長。這個職位，是他后來被誤認為反革命的直接"罪證"。

那條單線聯(lián)系的生命線，在顧順章叛變的那個春天徹底斷掉了。中央特科瓦解，聯(lián)系人相繼犧牲或轉移，鮑君甫的紅色身份，從此沒有人能證明。

新中國成立后，他沒有任何檔案，沒有任何組織關系，沒有任何人替他說話。他回到南京，擺了個茶水攤，靠著幾個銅板過日子。

直到1951年那次舉報，把他送上了法庭。陳賡那封信寄到南京之后，法院重新調查，陸續(xù)取得了陳養(yǎng)山等多位黨內高級干部的證詞。結論出來了：對鮑君甫予以釋放，判處管制一年。

1952年，時任司法部副部長陳養(yǎng)山親筆致信南京市公安局，信中明確寫道：鮑君甫在大革命后對黨的保衛(wèi)工作有極大貢獻，救出了許多黨內負責同志，希望給予妥善照顧。他還寫道，已與陳賡商量，要想辦法給鮑一些救濟。

1956年，南京軍區(qū)派人專程接鮑君甫進京。陳賡見到他，問了生活情況，安排國防部負責接待，還特地去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給他裝了一口假牙，做了皮鞋和呢料制服。

陳賡此后每次來南京，都會到鮑家坐坐，看看老人過得怎么樣。這是遲來的照拂，也是歷史欠他的。

1969年12月29日，鮑君甫在南京病逝，享年76歲。彌留之際，他對子女說的最后幾句話是："我不是內奸，也不是特務。我是什么人，周恩來知道……"

周恩來獲悉他去世的消息后，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歷史有時候很吝嗇。

錢壯飛、李克農、胡底，這些中共早期情報人的名字，早就寫進了教科書。鮑君甫的名字，卻沉在檔案堆里壓了二十年，差一點帶著"特務"的帽子進了黃土。

他不是黨員，沒有正式的組織身份，所有的功績都藏在單線聯(lián)系的體制里，一旦那條線斷掉，什么都沒有了。

但他救出了任弼時，救出了關向應，傳遞了彭湃被捕的準確情報，追出了叛徒白鑫的行蹤，在最危險的年代，用一個"假特務"的殼，護住了一批真正的革命者。

那句從朝鮮戰(zhàn)場寄回南京的信里，陳賡用幾行字，把這段歷史給釘住了。沒有那封信，就沒有后來的正名。沒有那聲喊，那封信也不會有人去要。這就是鮑君甫這條命的來路，也是他這一生最大的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