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維莎·夏爾馬曾獲“普納小姐”稱號，也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如今，她已經去世。她的父母指稱，她是因嫁妝問題被丈夫及其家人殺害。

這起案件會在一段時間內占據新聞頭條，但最終很可能會像無數類似案件一樣，淡出公眾記憶。比媒體喧囂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在這些死亡發生前的幾個月，甚至幾年里，究竟發生了什么？當女兒絕望求救時，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忍一忍”“妥協一下”或“把婚姻維持下去”。父母甚至承諾再多給一些嫁妝，卻拒絕把她接回家。女孩們一次次被送回充滿虐待的婚姻家庭，直到某一天，她們死去。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2023年的數據顯示，僅一年內就有6156起嫁妝致死案件，適用《印度刑法典》第304B條。

在印度，婚姻與種姓、地位和家族榮譽緊密相連。為了給女兒找到社會意義上“合適”的新郎，新娘家庭會通過支付嫁妝來“促成這樁婚姻”。嫁妝數額受多種因素影響，比如新郎的種姓、地位、收入、學歷和職業等。

相對地，新娘身上的“不利條件”——如她的種姓、地位、殘障、膚色較深、年齡或離異經歷——則會推高對嫁妝的期待。嫁妝習俗之所以延續至今，是因為整個社會都在維系它。所謂“收嫁妝的人”和“給嫁妝的人”之間，并不存在清晰分界。多數家庭都會參與并從這套制度中獲益，只不過取決于他們是在嫁女兒還是娶兒媳。嫁妝雖然違法，卻在社會中公開可見，也被明碼議價。

一旦婚姻關系達成，女性就被期待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婚姻。考慮到女性從原生家庭到婚后家庭都處于從屬地位，又缺乏財產權，對自身性自主缺少控制，離婚背負污名，婚后也難以得到原生家庭支持，家庭暴力一旦開始，她們的呼救往往會被忽視。常常要等到女兒非正常死亡之后，原生家庭才會公開年輕新娘曾遭受的種種駭人虐待。她們的死因被歸結為“嫁妝”，而“嫁妝”也逐漸成了年輕新娘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暴力的一個隱喻。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關于年輕已婚女性在所謂“廚房事故”中被燒死的報道不斷增加，反嫁妝運動因此獲得全國關注。多個婦女團體記錄了與嫁妝索取相關的暴力，并推動更強有力的法律介入。這一壓力最終促成了刑法的重要修訂：

1961年《嫁妝禁止法》經1984年和1986年兩次修訂后得到強化，擴大了嫁妝的定義，提高了處罰力度，使相關犯罪規定更為嚴格，也改進了執法機制。《印度刑法典》第304B條“嫁妝致死”條款于1986年引入。若女性在婚后7年內非正常死亡，且在死亡前不久曾因嫁妝要求遭受虐待或打擾，法律將推定丈夫及其親屬負有責任。《印度刑法典》第498A條于1983年設立，用于將丈夫及其親屬實施的虐待行為入罪。“虐待”包括兩類：其一，任何可能導致女性自殺，或對其生命、肢體、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或危險的故意行為；其二，為迫使該女性或其親屬滿足非法財產要求或貴重財物要求而實施的打擾，其中也包括與嫁妝要求相關的打擾。

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2023年報告顯示，依據《印度刑法典》第498A條登記的“丈夫或其親屬實施虐待”案件超過13.3萬起，仍是印度針對女性犯罪中數量最多的一類，占比30%。多數從事家庭暴力幸存者援助工作的機構都會認同，這些數據只是冰山一角。截至2022年底，仍有超過80萬起相關案件處于待審狀態。在已經作出裁判的案件中，共有64345起，包括定罪、無罪、和解、撤銷起訴和撤回等結果，定罪率徘徊在12%至15%左右。

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私密空間內，缺少獨立證人，也避開了公眾監督。暴力形式可能是身體上的、言語上的、心理上的、經濟上的、性方面的，也可能帶有強制控制性質。許多女性在持續忍受多年虐待后，才會選擇報警。到了那時，書面證據、聊天記錄、醫療記錄或證人證言，往往已經難以取得。

直到今天，警方仍常常把這類投訴當作“家庭糾紛”，而不是嚴重暴力犯罪來處理。許多投訴會被非正式調解，女性也經常因污名、社會排斥、對子女的顧慮或經濟依賴，而被迫接受和解。

即便警方已經立案，調查也往往并不充分。針對強制控制、經濟虐待以及家庭暴力模式的調查，幾乎沒有足夠的專業培訓。辦案人員經常未能妥善保存法醫證據，也不能以足夠敏感的方式記錄陳述。

如果受害女性已經死亡，關鍵的法醫環節還常出現更多疏漏，包括尸檢延遲、犯罪現場保存不當，以及未能調查此前關于虐待的投訴。這些缺陷會嚴重削弱公訴。此外，警方堅持在投訴中加入“嫁妝要求”的內容，不論是否真的存在明確的嫁妝索要。警方認為，嫁妝要求是適用這些罪名的關鍵構成要素。結果，本來更廣泛的家庭暴力模式，被壓縮成了狹窄的“索要嫁妝”敘述。

刑事司法體系對直接證據的依賴，又構成了另一道障礙。法院通常要求控訴方詳細說明具體日期、每一次虐待行為，以及精確的嫁妝要求內容。家庭暴力很少以孤立事件的形式出現。它往往是反復發生、層層累積，并在家庭結構中逐漸被常態化。盡管法律在嫁妝致死案件中設定了推定規則，法院仍要求大量相互印證的證據。對于《印度刑法典》第304B條中“死亡前不久”，以及第498A條中“足以導致女性自殺的故意行為”等關鍵要件，司法實踐中的解釋至今仍不一致。

現實中，很少有案件能把所有證據因素都嚴絲合縫地拼接起來，從而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定罪標準。證詞中只要出現差異、不一致、遺漏，或后續補充，就可能依據“疑罪從無、利益歸于被告”的法律原則，導致被告獲判無罪。這也是定罪率長期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漫長拖延也在進一步削弱起訴效果。成千上萬起案件多年待審，幸存者持續承受來自原生家庭和婚姻家庭雙方的壓力，被要求和解、妥協或撤回投訴。那些還要依賴撫養費談判、財產和解或離婚程序的女性，往往更容易被迫改口。

如果不想再有像特維莎·夏爾馬這樣的女性死于家庭暴力，原生家庭就必須停止把婚姻看得高于女兒免于暴力的生存權。那些開口求助的女性，應該被相信、被支持，也應該被允許在沒有羞恥和壓力的情況下離開施暴家庭。

國家也不能停留在象征性的憤怒表達上。家庭暴力不應再被視為私人家務，而應被視為對女性人權的嚴重結構侵害。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及時干預機制、以幸存者為中心的支持體系、安全住所、經濟援助、具備創傷知情能力的調查方式，以及一個能在暴力升級為自殺或死亡之前就作出回應的刑事司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