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信息：

• 印度2024年記錄5737起因彩禮致死案件，平均每天約16人死亡，丈夫或其親屬虐待是主因。
• 教育未阻止彩禮陋習，反而助長‘條件更好’的男性索要更高額彩禮，經濟因素持續維系該制度。
• 受害者常因社會壓力、家庭調解無效及制度失靈而無法逃離，許多死亡被登記為事故，案件被視作私事。

一項英國廣播公司援引的2023年研究指出，教育具有諷刺意味地并沒有阻止這種做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它。

一輛高檔越野車。一輛“皇家恩菲爾德”摩托車。近500克黃金。還有現金。這些全都不夠。

婚后交給妮基·巴蒂丈夫家人的“禮物”清單，與其說是禮尚往來，不如說更像一場談妥條件后的交易。可即便如此，據稱她丈夫一家后來仍想再要360萬盧比。由于沒有拿到這筆錢，他們持續提出要求，隨后演變為虐待。相關細節出現在視頻和她姐姐的講述中。最終，她在年幼孩子面前身亡，據稱是被人縱火燒死。

維平·巴蒂曾在自己的照片墻頁面上自稱律師，但實際上沒有工作。他看不出任何悔意。全國輿論一度緊盯案件進展，憤怒不斷升高，最終維平入獄。這起案件因此進入公眾視野：一名女性通過傳統包辦婚姻嫁入一個施暴家庭，她經營美容院，也做網絡內容，試圖為自己爭取一點獨立空間。她的故事被看見，隨后又逐漸淡出公眾視線。

一年過去了。短短一周內又有4起疑似因彩禮引發的死亡案件，再次把這種65年前就已被定為犯罪的陳舊陋習拉回公眾視野。

大諾伊達的迪皮卡·納加爾在結婚17個月后，據稱從婚房樓頂墜落。博帕爾發生的一起案件中，來自諾伊達的特維莎·夏爾馬被發現死于丈夫家中。帕拉克·拉賈克則在給父親打出求救電話一小時后死亡。卡納塔克邦巴拉里地區的艾西瓦婭據稱死于自殺。

這些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悲劇，而是一場被偽裝成“家務事”的全國性危機。僅僅是數字，就早該擊碎任何僥幸心理。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數據，印度在2024年記錄了5737起彩禮致死案件，平均每天約16人死亡。同一份報告還指出，“丈夫或其親屬實施虐待”是全國針對女性犯罪中數量最多的一類。

妮基、特維莎和迪皮卡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的丈夫都從事法律職業，而且她們居住在、或至少來自大城市。這足以打破一種誤解，即城市印度已經擺脫了這類社會惡習。事實上，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2024年的數據表明，在各大都市中，德里在這份令人蒙羞的名單上位居首位，共記錄109起此類死亡案件。

一項英國廣播公司援引的2023年研究指出，教育具有諷刺意味地并沒有阻止彩禮現象，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它。彩禮要價更高的，往往是所謂“條件更好”的新郎，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更高或擁有更好工作的人。

研究稱：“強烈的經濟因素在持續維系彩禮制度。對女方家庭來說，如果拒絕為女兒支付彩禮，就只能面對‘條件較差’的新郎。對男方來說，接受彩禮有很強的經濟激勵，尤其是在其家庭還要為自家女兒支付彩禮，或者希望收回在培養新郎教育上的投入時，更是如此。”

正是這種常態化，讓暴力變得尤其危險。

另一個共同點是，上述大多數女性或她們的家人從未就騷擾和虐待向警方報案。妮基選擇了村社調解的途徑。在調解會上，維平會道歉，承諾再也不打她，但很快又恢復施暴。更令人憤怒的是，調解組織還要求妮基停止制作社交媒體內容。這種做法仿佛是在呼應巴蒂家族的要求，最終剝奪了她獲得經濟獨立的公平機會，更重要的是，剝奪了她的自主權。

迪皮卡曾被父母接回家，后來在對方承諾虐待會停止后又返回夫家。特維莎與母親的聊天記錄則清楚顯示，她曾表達自己感到不快樂、很孤獨，還說：“媽媽，我真的覺得特別窒息。”但警方接到通知時，已經是在她們的遺體被發現之后。

妮基的姐姐坎昌嫁給了維平的兄弟。她回憶說，妹妹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被要求維持這段婚姻，也被告知要為兒子著想。

可是在婚姻中要“適應”、要“妥協”，本就是客廳閑談、電視劇和電影里反復出現的話語。久而久之，忍受痛苦似乎成了一種美德，逃離反而像是一種自私。

為了推動這種所謂維持婚姻和諧的“適應”，許多家庭忽視了一個可能性：受害者正在面臨嚴重傷害，甚至致命風險。再加上已婚女性回娘家或尋求離婚所承受的污名，以及父權文化讓家庭對女性遭受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丈夫家中的女性成員也常常成為施虐的重要參與者，于是，一套經過時間反復驗證的機制就形成了，它至今仍把印度女性困在充滿虐待的婚姻中。

當家庭、社會與制度同時失靈

即便一名女性鼓起勇氣，頂住這一切壓力，決定向警方舉報虐待，她也可能面對一個本應保護她、卻足以擊垮她的系統。根據“印度支出”報道，因彩禮騷擾而死亡的女性人數被低估了，因為許多此類死亡被登記為意外事故。

《創傷、暴力與虐待》期刊2014年的一篇論文指出，“因燒傷、溺水或中毒造成的可疑死亡，很難被準確識別并定性為彩禮致死”，這也是問題遲遲無法消除的原因之一。即便案件在法律上得到承認，相關部門也常常把這類暴力視為私人家庭事務。

當面對彩禮騷擾及相關死亡時，教育、生活水平、受害者自己的家庭，乃至本應用來保護她們的法律和制度，似乎都在失效。那么，還能做什么？答案是，承擔集體性的社會責任。

看到騷擾時，不要視而不見；有人求助時，不要轉身離開。不要再勸女性“把日子過下去”——她也許早已盡力，而她完全有權選擇放棄。要幫助女性建立發聲和舉報的勇氣，也要推動改變那些讓她們陷入困境的觀念結構。與此同時，制度層面，尤其是警方和司法系統，必須形成與這類案件相匹配的敏感度和緊迫感。

作者：克里斯坦·卡普爾

來源：Opinion | Degrees, SUVs, Gold: Why India's Most 'Qualified' Men Often Demand The Steepest Dow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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