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發布的一項研究稱，對伊朗戰爭結束后，以色列將面臨的挑戰，在于巴勒斯坦問題重新回到國際議程。

研究還說，數十年來，巴以沖突一直被視為一項典型的國際議題，外界一直試圖通過地區和國際層面的斡旋框架與政治倡議來加以解決。研究指出：“即便和解進程屢屢失敗，國際社會繼續尋找解決方案的意愿，仍維持著一個基本判斷，即這場沖突可以通過政治談判解決。”

研究舉例說，2002年的阿拉伯倡議是在與美國政府及國際社會其他方面協調后提出的，目的是克服自《奧斯陸協議》開始執行以來、阻礙最終解決方案達成的障礙。此后還有美國方面的多項倡議，包括2007年至2009年的安納波利斯倡議、2013年至2014年時任國務卿約翰·克里提出的倡議，以及試圖把解決方案強加給巴勒斯坦人的“世紀協議”。

研究指出，所有這些倡議都建立在相互達成共識的需要之上，埃及、沙特和約旦等地區國家也參與其中。但在對伊朗戰爭的背景下，這種路徑開始被削弱。沙特和海灣國家如今比十月七日之前更致力于推動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但最近這場對伊朗戰爭導致巴以沖突作為地區互動主軸的地位下降。

研究稱，如今有時會在缺少有分量的巴勒斯坦方面參與的情況下推進政治和安全步驟，也不再把獲得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導層視為推動政治進程的有效主體。

研究還提到，特朗普的二十點計劃聚焦加沙地帶，但并未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視為相關參與方，也沒有讓其參與方案制定，至多只是把它看作有助于執行該計劃的工具。自對伊朗戰爭及其地區外溢效應開始以來，在重塑中東的相關安排中，巴勒斯坦問題已淡出新聞標題。

這項以色列研究認為，在這一背景下，一種看法正逐漸形成：巴以沖突的解決不能繼續交由直接卷入沖突的各方自行處理，也不能僅靠斡旋推動，這使得外界更傾向于尋找其他替代方案。

研究稱，在這種現實中，付出最大代價的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按照《奧斯陸協議》啟動時的設想，它本應是任何解決進程中的核心政治主體。但如今，權力機構的地位和能力都在深度削弱，原因包括巴勒斯坦內部持續分裂、希望流失、各派之間缺乏共同政治愿景，以及地區層面尤其是以色列方面，對其能否像一個國家那樣有效運作的信心下降。

研究接著說：“因此，與權力機構在政治層面的接觸已大幅減少。以色列對武力的依賴上升，表現為約旦河西岸地區持續不斷的摩擦。”

研究認為，結果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已被抽空實質內容。它仍作為一個行政和安全框架存在，但很難成為能夠提供政治前景和希望的一方。許多巴勒斯坦人把其安全機構視為更服務于以色列、而不是服務本民族民眾的工具。

與此相對，哈馬斯仍按完全不同的邏輯行事。研究認為，盡管該組織在軍事、政治和阿拉伯層面承受巨大壓力，但它從特朗普二十點計劃遲遲未能落實所造成的真空中獲益頗多。

這是這項以色列研究的判斷。研究進一步稱，在沒有其他替代力量能夠對加沙地帶實施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哈馬斯贏得了時間。對它來說，時間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資源，有助于維持其生存能力，并完成重組和重新武裝。

研究還說，在這一過程中，哈馬斯也控制著進入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援助，并從中征稅，以確保自身的資金來源。此外，對伊朗戰爭持續進行，以及尼古拉·姆拉德諾夫以和平委員會任命的加沙地帶高級專員身份與哈馬斯舉行的多次會晤，也強化了哈馬斯對自身重要性和合法性的感受。

研究認為，正因如此，哈馬斯能夠拖延最終決斷，而不必承諾采取外界要求的關鍵步驟，包括加沙地帶非軍事化、放棄武裝以及移交治理權。研究還稱，伊朗政權和真主黨在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后仍能保持支撐，這向哈馬斯及其其他盟友表明，“抵抗軸心”依然存在，重建力量的希望也仍未消失。

根據這項研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地位被削弱、哈馬斯得以存續，再加上以色列無意推動與巴勒斯坦人解決沖突、轉而聚焦于壓制其民族訴求，這些因素正在事實上改變沖突的性質。

研究解釋說，原本被視為仍有解決前景的沖突，如今正逐步固化為一種長期沖突管理狀態。這樣的狀態會持續消耗國際社會大量時間和資金，卻沒有任何政治解決路徑。

研究提醒說，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批評正在升級，原因在于外界不再相信以色列真心想解決與巴勒斯坦人的沖突。

研究稱，在美國和一些西方核心國家，盡管哈馬斯在十月七日實施了“屠殺”，但輿論中仍有相當大一部分接受巴勒斯坦方面關于沖突持續原因的敘述。猶太人和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大量嚴重襲擊，包括針對生命和財產的侵犯，也在進一步激化針對以色列的怒火。

研究指出，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犯罪，正在強化西方日益穩固的一種判斷：以色列正試圖把主權強加于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而部長貝扎萊爾·斯莫特里赫提出的“決斷計劃”，事實上正被政府中的大多數部長付諸實施。

研究還說，阿拉伯世界的擔憂也在上升，外界擔心以色列正試圖依據“大以色列土地”的理念重新劃定邊界。正如一名阿拉伯資深評論員所說：“以色列想要的不是關系正常化，而是讓整個地區屈從。”

研究在這一部分寫道：“這種趨勢擴大的程度越高，國際舞臺上就越可能形成更強的民意和政治正當性，從而推動針對以色列采取更嚴厲的措施。當前這種形式的沖突持續存在，而以巴雙方又都不愿或無力推動解決方案向前邁進，這正在削弱一種原有假設，即應把解決方案的塑造交給雙方自己。”

研究還說，特朗普總統在對伊朗戰爭結束后，是否還能繼續無視越來越多要求對以色列采取更強硬立場的呼聲，并不確定。這些呼聲來自美國輿論、在戰后對巴勒斯坦問題投入更多承諾的阿拉伯國家，以及他為落實加沙計劃所需要依賴的歐洲國家。

研究認為，這種變化可能會增強國際體系內部的一種判斷，即有必要推動巴以沖突的解決，即便這與雙方各自的訴求并不一致。

研究警告稱，政治僵局持續存在，再加上十月七日后許多以色列人更加強化的一種看法——即可以通過長期控制另一個民族來獲得安全，并應反對任何包含領土讓步的政治進程——都可能使以色列在對伊朗戰爭結束后，面臨三個層面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將影響其國家安全。

在內部層面，這將加深以色列社會內部的根本分裂，因為相當多的人認為，巴勒斯坦問題長期無解，正在侵蝕他們的民主生活方式，也在削弱國家的民主性質。

在政治層面，國際批評將進一步升級，以色列會被歸咎于沖突持續。在安全層面，暴力可能大范圍、無序蔓延，并可能逐步擴展到約旦河西岸及更廣范圍。

在結論部分，研究稱，在以色列當前的政治條件下，為遏制政治僵局潛在風險而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尤其是重啟政治進程，目前并不具備可操作性。

但這并不意味著什么都不做會是以色列現實可行的選擇。恰恰相反，如果不采取措施強化巴勒斯坦治理、防止巴勒斯坦政治空間出現真空，并維持地區和國際力量在巴以議題上的參與，威脅只會進一步加劇。

因此，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即便以色列國內政治局面沒有變化，這個國家面前仍有一個明確選擇：不是在“解決”與“和解”之間二選一，而是在“遏制惡化”與“加劇惡化”之間作出選擇。

研究建議，應防止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經濟崩潰，維持與巴勒斯坦安全機構的安全協調，并減輕巴勒斯坦民眾的經濟負擔。

這項以色列研究預計，當對伊朗戰爭結束后，巴勒斯坦問題將重新回到地區和國際議程的中心。但這一次，它出現的方式可能與過去不同：不再只是一個持續斡旋的議題，而可能成為一個需要外部介入的問題。

研究最后寫道：“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那些以色列希望與之實現關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甚至可能包括美國，都未必還愿意接受長期沖突管理的狀態。它們可能轉向使用施壓手段，甚至強行推動某種解決方案。對以色列而言，這意味著它將失去塑造沖突解決條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