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邁德·納薩爾拒絕向滲透進以色列阿拉伯社會廢棄物處理等服務領域的有組織犯罪網絡低頭，結果自己成了暗殺目標。他說：“負責我們安全的部門，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

兩個多月過去后，艾哈邁德·納薩爾才終于能夠接受采訪。3月8日，他遭遇了一次暗殺未遂。右腿中了6槍后，他接受了保命手術，隨后開始做物理治療，重新學習走路。

他還接受了植皮手術，移植組織取自左腿，并進行了職業治療和心理治療。到5月中旬，他獲準出院，準備回到阿拉巴——這座約有30000人口的以色列阿拉伯城鎮在2024年初選他出任市長。原本我計劃本周早些時候在阿拉巴采訪納薩爾，但他后來被診斷出感染，被要求繼續留在哈察豐醫療中心。

納薩爾遇襲時，正和朋友坐在塔克西姆咖啡館里。這家咖啡館位于加利利中部，也是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整個過程都被監控拍下，并幾乎立刻以一段無聲、畫質粗糙的16秒視頻上傳到網上。

畫面中，6名男子圍坐交談。一名經理上前打招呼后不久，一名蒙面的年輕男子闖入，擠到桌邊，掏出左輪手槍，朝在座者開火。眾人起身逃散，撞翻了椅子和桌子，場面一片混亂。兩人中槍，其中一人是納薩爾，另一人是安瓦爾·亞辛醫生，后者傷勢比市長輕。槍手隨后迅速離開現場。

一名民選官員遭槍擊，在以色列社會許多地方引發震驚和譴責。不過納薩爾告訴我，“沒有一個政府部長費心打個電話”表達慰問，更不用說到場探視。多名公眾人物把這次針對市長的襲擊稱為越過了“紅線”，即便在阿拉伯社會，致命暴力犯罪早已成了日常。

但實際上，這條紅線很久以前就已經被越過。首先，在以色列，阿拉伯地方政府官員平均每年約有1人遭暗殺。更重要的是，多年來，敲詐、威脅以及程度較輕的人身攻擊，一直是阿拉伯地方官員及其家屬生活的一部分。

困擾阿拉伯社會的暴力犯罪瘟疫，至少十年來一直在以色列社會的視野中。但遺憾的是，相關新聞報道往往只停留在定期更新死亡人數，并與上一年同期比較。比如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有95名巴勒斯坦公民被殺，而2025年同期為88人，2024年同期為66人。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被殺的猶太人為47人。而且，猶太人命案中有65%最終會提起公訴；阿拉伯人命案中，警方去年僅偵破了10%。

關注新聞的人也知道，阿拉伯社會中的大量暴力事件都與“有組織犯罪”有關，幾乎沒有哪個地方能幸免于難。在許多城鎮，居民天黑后都不敢出門，因為大多數槍擊都發生在公共空間，流彈擊中無辜者的情況并不少見，他們只是恰好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

20年前，在內坦亞、哈代拉等大型猶太城市接連發生多起高調黑幫仇殺后，以色列當局曾協調行動，打擊該國主要犯罪組織。其后果之一，就是犯罪活動轉移到了阿拉伯城鎮，而那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恰好為這種生意提供了土壤。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阿拉伯社會一直為猶太人主導的犯罪集團提供許多執行任務的“打手”。

前全國地方政府首長委員會總干事阿米爾·貝沙拉特近日告訴我，有組織犯罪的觸角已經伸進阿拉伯社區的各種活動中。很多犯罪活動針對普通民眾，比如地下貸款、洗錢服務、保護費勒索等；大量地方政府也已被犯罪利益滲透，被迫向這些勢力購買各種基礎服務。

人類學家埃拉特·毛茲說：“他們專做私人安保、人力或勞務服務、物流，以及一整套本質上已經私有化的社會服務業務。”她表示，這些組織表面上看起來合法，但犯罪人物會從其收入中抽成。

艾哈邁德·納薩爾的經歷尤其具有說明性。納薩爾的職業是教育心理學家，長期參與巴勒斯坦民族事業。2024年2月，在擔任3屆市議會議員后，他當選阿拉巴市長。那年春天，市政廢棄物清運合同即將到期，而原承包商正在提高報價。按照規定，以色列每個市鎮都必須自行安排廢棄物收集、分揀，再運往內蓋夫掩埋。

推進阿拉伯社會安全中心“埃拉夫”負責人、律師拉維耶·漢達克盧說，在這些環節中，地方政府無論雇誰，“都會和犯罪組織有聯系”。毛茲則指出，以色列處理固體廢棄物的能力嚴重不足。過去10年里，廢棄物收集價格上漲了數百個百分點，廢棄物掩埋價格上漲更是超過1000%。在賈迪迪－馬克爾市長遇襲后，《國土報》報道稱，該鎮早前的暴力事件中心同樣是廢棄物清運合同，而且這也不是針對梅爾赫姆的第一次謀殺未遂。

有一段時間，納薩爾決定讓阿拉巴自行收運廢棄物，為此他從特拉維夫市政府買來兩輛二手清運車。結果，這兩輛車第一次出車就遭機槍掃射。納薩爾本人、他的家人以及幾名同事的住宅，也都遭到槍擊。市長隨后向兩個相關政府部門——內政部和環境質量部——求助，但對方表示無能為力。納薩爾此前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鄉村之子”運動有關聯，這可能也讓情況更難改善。在政治右翼許多人眼中，他是個激進人物，甚至被視為立場強硬。

在以色列，阿拉伯地方官員平均每年約有1人遭暗殺。多年來，敲詐、威脅以及程度較輕的人身攻擊，一直是阿拉伯地方官員及其家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去年10月，納薩爾出席了一場紀念儀式，悼念“2000年10月事件”中遇難的13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25周年。那場事件中，警方以實彈回應北部阿拉伯人的抗議活動。13名死者中有2人來自阿拉巴，其中1人還是納薩爾的親屬。

從現場流出的視頻片段中可以聽到，納薩爾對聽眾說，以色列的阿拉伯公眾正面對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卑劣……野蠻”。這些言論很快被第14頻道這家右翼宣傳性新聞媒體截取播出，隨后納薩爾被警方傳喚問話。此外，內政部總干事稱納薩爾的言論“煽動且可鄙”，并威脅要暫緩向阿拉巴撥付國家資金，“直到此事得到公開澄清”。

如今，納薩爾仍堅持自己的說法。他表示，自己指的是警方和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對阿拉伯人口表現出的“拋棄和敵意”，而后者幾乎從不掩飾自己對阿拉伯人口的反感。他說：“我說的是，對犯罪不作為，在這個意義上本身就是一種政策，因為負責我們安全和執法的部門，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

無論如何，納薩爾堅持認為，不能因為他的言論而懲罰鎮上的居民。“如果我說錯了，或者我的言論違法了，那就懲罰我。為什么要懲罰阿拉巴的民眾？”最終，無論內政部還是警方，都沒有對納薩爾本人或阿拉巴采取任何行動。到4月中旬，警方宣布，已拘留兩名來自阿拉巴的男性嫌疑人，他們涉嫌槍擊艾哈邁德·納薩爾和安瓦爾·亞辛。一個月后，警方表示即將對這兩人尋求提起公訴。

警方還指出，一名被懷疑策劃襲擊的45歲男子是市長的親屬，不過他們認為，這起謀殺未遂的原因仍與清運事務有關。在正式起訴前，納薩爾不愿多談此案。但當被問及媒體所稱“幕后主使是家族成員”時，他解釋說：“我在阿拉巴有6500到7000名親屬。”也就是說，他們都屬于納薩爾家族。

毛茲認為，上述趨勢與有組織犯罪以“黑手黨式”方式滲透阿拉伯社會之間存在聯系。她解釋說，在犯罪學者的用法中，“黑手黨”一詞指的是一種帶有治理屬性的有組織犯罪，它不僅涉及非法商品交易，也包括執行協議和合同，以及在國家不介入的市場中進行規制，其中也包括信貸。

她說，這是一種“把合法市場和非法市場連接起來、把罪犯、政客和合法企業連接起來的體系”。她還表示，這些組織有時會依附于掛名人，但更常見的是依附于那些沒有警方或國家保護的合法商人，因此這些商人需要這種犯罪保護。否則，他們就會被擠出所有市場。

毛茲認為，“有組織犯罪恰恰是在這樣一個交匯點上壯大的：一方面，巴勒斯坦人越來越多地被納入資本主義市場，所謂巴勒斯坦人的經濟融入不斷加深；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政治排斥而遭受政治剝奪。”

她回憶說，自己曾聽研究以色列阿拉伯社會經濟問題的專家阿拉·甘圖斯帶著諷刺意味地把犯罪組織稱為以色列“最大的勞務承包商”。她說，這個說法“準確概括了它們運作的規模”。“他們有時會依附于掛名人，但更常見的是依附于合法商人。這些商人所處的環境是，他們完全得不到警方或國家的保護。因此，他們需要這種犯罪保護或靠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有人給他們‘撐腰’。否則，他們根本無法參與任何公共招標，會被擠出所有市場。”

遺憾的是，政府在打擊阿拉伯犯罪集團時，并沒有拿出12年前關閉猶太社會那些犯罪組織時同樣的力度。2021年至2022年“變革政府”短暫執政期間，局面曾一度出現轉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約阿夫·塞加洛維茨的主導。他曾是警隊高級官員，后來以“擁有未來”黨議員身份擔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在犯罪組織對地方政府的寄生式滲透問題上，政府也是這種態度。拉維耶·漢達克盧說，國家“顯然接受了嚴重腐敗的存在。它拿不出地方政府需要的解決方案，不保護它們，卻說責任在它們身上，然后又以此為依據削減它們的預算”。

例如，5月中旬，阿拉巴及其西側鄰近城市薩赫寧接到以色列國家道路公司“以色列道路”的通知，稱將取消連接兩鎮的805號公路3公里路段升級工程，而該工程已經完成了一半。這一決定，是對半年多前阿拉巴36歲分包商阿貝德·拉希姆·納薩爾遇害事件的回應。他所在公司原本負責把這段道路從雙車道拓寬為四車道。

納薩爾市長本周表示，相比那起至今未破的謀殺案本身，他對“以色列道路”退出項目的決定更感震驚。他說：“我對這個決定感到震驚——非常、非常震驚。這個決定反映出短視、撒手不管，以及道德破產。”他還懷疑，這種想法在當地已并不陌生：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猶太城鎮之外的某個政府工地，相關部門“會想辦法引入安保服務來守住工地，以便把工程做完”。而現在，直接轉身離開項目，“傳遞出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