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里的 “微腦”：

腦類器官的研究現狀與核心價值

肉眼看上去，安妮?卡圖里亞（Annie Kathuria）的實驗樣本，就像是漂浮在粉色培養皿中的一小團棉絮。這些不起眼的球狀結構，是由數百萬個人類腦細胞聚集而成的腦類器官——確切地說是腦干類器官，它們誕生于美國東部巴爾的摩的一間實驗室。在歷經約一個月的培育后，這些細胞團直徑僅1毫米左右，比一粒粗鹽還要小。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與神經外科助理教授卡圖里亞表示：“我們目前培育的類器官數量大約在500到600個。”除腦干類器官外，她的團隊還在培育對應神經系統不同區域的其他類器官：旨在模擬大腦皮層發育過程的皮層類器官，以及用于構建與大腦相連的脊髓神經組織模型的脊髓類器官。

每一團神經組織的功能，都與人類大腦的特定區域高度相似。也正因這種相似性，不少媒體將其稱作“迷你大腦”、“培養皿里的大腦”。如今這類稱呼讓該領域許多研究者感到不適，出于嚴謹，部分學者更傾向使用“神經類器官”，而非 “腦類器官”。

?安妮·卡圖里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與神經外科領域助理教授，她在該校位于巴爾的摩的實驗室工作。來源: Nora Belblidia for Undark

斯坦福大學法律與生物科學專家漢克?格里利（Hank Greely）長期與該領域研究者合作，他表示：“不管這些結構是什么，它們絕對不是大腦。它們的組織結構和大腦不一樣，體積也遠遠不夠。更關鍵的是，它們不具備大腦應有的完整結構。”他打比方說，類器官只是整體中的某個基礎部分，就像我們不可能把一間雜物柜、一段樓梯當成一座摩天大樓一樣。

但在某些方面，類器官又確實表現出類似大腦的特征：它們包含神經元等腦細胞，能夠自我組裝、發放電信號，并模擬出部分大腦活動。有研究發現，這些類器官甚至可以感知時間；如果培育超過9個月，還會呈現出一些人類出生后腦細胞才有的典型特征。在科研中，源自人類細胞的類器官，比小鼠大腦等動物模型更貼近真實的人類大腦。卡圖里亞說：“它和真正的人腦不完全一樣，但已經足夠接近，我們可以用它來開展研究。”

沒有哪個器官像人類大腦這樣難以直接研究。

這也意味著，類器官，能幫助科學家弄清大腦的發育與工作機制——這一課題在過去一直難以突破。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家塞爾吉烏?帕斯卡（Sergiu Pasca）指出：“沒有哪個器官像人類大腦這樣難以直接研究。想要在這一領域取得進展，我們就必須獲得可研究的人類腦細胞。”

了解健康大腦的運作機制，同樣能幫我們理解它為何會出現異常。科學家希望，通過對患有神經發育障礙患者的細胞培育出的類器官進行研究（尤其是那些很難在動物模型上復現的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癥）進而研發出有效的治療手段。

政策制定者與科研資助機構也在持續關注這一領域。2025年4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宣布，將推動類器官用于藥物安全性檢測，以此替代傳統的動物實驗。同年9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投入8700萬美元，專門建立研究中心，用于規范相關實驗方法、提升研究的可重復性。

類器官在科研中的應用早已不局限于藥物研發：它被用來模擬毒素、病毒等外界因素對人體發育與健康的影響；被移植到大鼠體內，開展神經組織修復相關實驗；“甚至還經過訓練”，實現了類似玩吃豆人游戲的簡單行為。

這項技術前景廣闊，再加上“在培養皿里培育腦組織”自帶的神秘感，讓該領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近期不少媒體報道都聚焦于它的最新進展、面臨的挑戰與倫理問題。多數研究者對這類關注表示歡迎，但也有人擔心，相關成果會被誤讀，進而引發公眾的抵觸情緒。

人們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往往透著一股弗蘭肯斯坦式的驚悚。他們總會聯想到缸中之腦。我認為，有必要引導公眾認識到，這項技術并非什么科學怪人的產物。

人們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往往透著一股弗蘭肯斯坦式的驚悚。他們總會聯想到缸中之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倫理學家洛馬克斯?博伊德（Lomax Boyd）正與類器官研究團隊合作，他認為：有必要向公眾說明，這項技術并非什么科學怪人的產物。“這并不是一個在巨大培養皿里長成的完整大腦，它只是結構更簡單、更基礎的研究模型。”

但倫理學家與研究者們都認同，這一領域需要被審慎對待，甚至可能需要建立專門的監管體系，用來跟蹤研究進展、提前應對潛在的倫理問題。例如：細胞捐贈者是否需要知曉，自己的DNA可能會被植入小鼠體內？如果這些實驗小鼠開始表現出類似人類的特征，該如何界定？如果類器官自身產生了自我意識，或是能夠感知疼痛，又該如何處理？

斯坦福大學的格里利教授認為，這類極端情景目前還十分遙遠，有些甚至永遠不會發生。但他依然感到一絲欣慰：研究者們早已開始極其嚴肅地對待這些問題。他表示：“研究者們對此保持謹慎，或許是出于倫理層面的顧慮，也可能是擔心出現負面輿論、影響科研經費，又或者兩者兼有。”

技術的進階之路：

腦類器官的發展脈絡與前沿探索

類器官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2008年，當時科學家笹井芳樹（Yoshiki Sasai ）首次發表研究，探索如何引導胚胎干細胞培育成皮層組織。不過他當時并未使用“類器官”這一術語——該術語后來才逐漸普及，推動者是當時任職于維也納奧地利科學院的發育生物學家瑪德琳?蘭卡斯特（Madeline Lancaster）。她培育的細胞團能夠自我組裝，形成類似大腦皮層、海馬體及其他腦區的結構，相關研究獲得媒體報道后，“類器官”一詞開始被廣泛使用。

這一新興領域的發展，得益于20年前的一項突破性成果：將成熟細胞重編程為未成熟干細胞的技術，這類干細胞可分化為任何一種特化細胞。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正因這項技術榮獲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這項成果出現之前，研究人員只能從胚胎中獲取人類未成熟干細胞，這一做法引發了巨大爭議，也受到嚴格監管。但山中伸彌取得突破后，科學家們可以從成年人身上提取細胞（比如皮膚細胞），將其逆轉回干細胞狀態，再誘導這些干細胞分化為腎細胞、肺細胞或腦細胞等。“這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它本質上實現了細胞的民主化，”帕斯卡表示，“任何人都能獲取這些細胞，無需背負重大倫理顧慮，每個實驗室都能培育出這類干細胞。”

?在熒光顯微鏡下觀察的腦類器官橫截面圖，其中不同的顏色代表了該類器官結構的不同部分。在紅色的玫瑰花狀結構中，新的神經元正在形成。來源：Institut Pasteur-SupBiotech/NASA

這一突破推動探索相關問題的實驗室數量呈指數級增長。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兒科與細胞分子醫學系教授艾利森?穆特里（Alysson Muotri）表示，十年前，從事腦類器官研究的實驗室“屈指可數”，“而現在，我已經數不清了。”

多年來，各實驗室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嘗試不同的類器官培育方案上。科學家目前還無法從零培育出能代表完整大腦的類器官——畢竟大腦的結構實在太過復雜。因此，他們會培育對應大腦不同區域的類器官，比如皮層類器官或中腦類器官。

類器官的培育方法有很多種，但首要步驟之一是，研究人員需先讓初始干細胞大致形成一個小球體。隨后，他們會將這個球體植入一種物質中，卡圖里亞將這種物質比作“粘性膠水”，它能支撐類器官的結構，助力其生長。

研究人員可以不對球體進行引導，讓其自主生長——蘭卡斯特團隊在2013年的研究中率先采用了這種方案；也可以在特定時間點，向細胞團投喂特定分子和營養物質的混合物，誘導其發育成目標類型的類器官，這個過程通常需要數周至數月。卡圖里亞說：“我們要做的，就是添加一系列分子，然后靜待生物學過程自然發生。”

不同研究者可能會使用不同的培育方案，這就像兩位面包師，即便調整配料和烘焙時間，也都能做出胡蘿卜蛋糕一樣。盡管目前研究者們已大致掌握了針對不同腦區、相對可靠的培育方案，但預期結果并非總能實現。比如卡圖里亞曾試圖培育一種能促進與其他組織溝通的神經細胞團，最終卻意外培育出了腦干類器官。

?卡圖里亞（最左邊）以及她實驗室的幾位成員于11月的照片，從左至右依次為：艾莎·潘塔烏拉（Aisha Pantual）、盧克·丹尼爾·盧戈德·奧夫里亞（Luke Daniel Lugod Ofria）以及考斯圖布·喬希（Kaustubh Joshi）。來源：Nora Belblidia

?卡圖里亞實驗室的景象，在這里研究人員培育出了與不同神經系統類型相對應的“器官組織”：腦干、大腦皮層和脊髓。來源：Nora Belblidia

?卡圖里亞實驗室中的一塊微電極陣列板被用于記錄腦類器官中的電活動，不過圖中并未展示任何腦類器官。來源：Nora Belblidia

2025年7月，卡圖里亞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闡述了她如何將腦干類器官與其他類型的類器官連接起來，構建出她和合作者們稱之為“多區域腦類器官”的結構。據卡圖里亞介紹，這種類器官大小與一顆小藍莓相當，是一個初步的胎兒大腦模型。

這類融合而成的結構也被稱為“組裝類器官”。研究者表示，它們對于理解大腦不同區域如何溝通至關重要，而這也能幫助我們從細胞層面揭示腦部疾病的發病機制。“許多腦區的功能，只有在與其他腦區連接后才能真正顯現，” 帕斯卡說道。他的實驗室是首個發表組裝類器官相關研究的團隊**，“組裝類器官”這一術語也由他提出，“單獨的大腦皮層幾乎發揮不了什么作用。”

帕斯卡曾利用組裝類器官，幫助揭示了蒂莫西綜合征（一種罕見疾病，會表現出類似自閉癥的癥狀）可能的發病根源。不過，盡管腦類器官研究已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幫助我們了解蒂莫西綜合征等發育障礙、寨卡病毒等如何影響大腦，但Undark雜志采訪的研究者們表示，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基于類器官研究的療法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批準。

*Kshirsagar, Anannya, et al. "Multi‐Region Brain Organoids Integrating Cerebral, Mid‐Hindbrain, and Endothelial Systems." Advanced Science 12.33 (2025): e03768.

**Birey, Fikri, et al. "Assembly of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human forebrain spheroids." Nature 545.7652 (2017): 54-59.

“過去近20年里，我們一直以為，療法很快就會問世，這些模型也足夠用來實現這一目標，” 同時擁有醫師資質的帕斯卡說道，“當然，我們忽略了一點：人類大腦極其復雜，比任何其他器官都要復雜。”想要構建出接近這種復雜性的模型，所花費的時間遠比預期的要長。

一些科學家和私人初創公司希望利用這種復雜性，借助類器官以及更基礎的神經細胞來處理信息。他們的設想是，與目前用于計算和人工智能的硅基處理器相比，生物材料可能更快、更節能，也更具資源可持續性。

“如果我們能弄清楚活神經網絡高效計算的原理，就能在尋找和開發更優人工計算架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生物分子工程助理教授塔爾?沙夫（Tal Sharf）表示。他近期發表了一項研究*，探索發育中的大腦如何預先形成處理信息的神經連接，“如果我們能降低能耗，將會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2022年，初創公司Cortical Labs的首席科學官兼首席運營官布雷特?卡根（Brett Kagan），聯合撰寫了一項廣受關注的研究**——他們訓練神經細胞玩電子游戲《乓》（Pong）。不過該研究并未使用類器官，而是采用了二維神經細胞；而總部位于瑞士的初創公司 FinalSpark，已將類器官與電極相連，搭建了一個可供科學家進行遠程實驗的平臺。研究者們利用這個平臺，成功訓練類器官識別盲文字符。

盡管如此，沙夫仍提醒人們避免過度炒作。“媒體上對此有很多討論，但目前還沒有太多嚴謹的方法來真正界定這些生物材料的能力邊界。” 去年，沙夫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90萬美元的資助，用于設計測試來評估這些生物材料的計算能力。

2023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環境健康與工程系助理教授萊娜?斯米爾諾娃（Lena Smirnova），與博伊德、卡根、穆特里等專家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 “類器官智能” 這一術語，用來指代新興的生物計算領域——該領域指利用包括類器官在內的任何生物材料處理信息，并開發“腦機接口技術”。

*Van Der Molen, Tjitse, et al. "Preconfigured neuronal firing sequences in human brain organoids." Nature neuroscience 29.1 (2026): 123-135.

**Kagan, Brett J., et al. "In vitro neurons learn and exhibit sentience when embodied in a simulated game-world." Neuron 110.23 (2022): 3952-3969.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science/articles/10.3389/fsci.2023.1017235/full

斯米爾諾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類器官探索毒物暴露和環境壓力對大腦發育的影響，她表示，自己對這項技術可能開啟的新領域感到興奮。“看到一切發展得如此之快，真的很令人驚嘆，”她說。她補充道，科學家們現在不僅擁有了合適的工具，“也具備了足夠的研究動力”。

最近，斯米爾諾娃一直在嘗試訓練類器官——類似于研究人員訓練機器學習模型的方式——以此研究類器官的學習和記憶能力，其最終目標是利用類器官減少毒理學研究中的動物實驗。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環境健康與工程學助理教授萊娜·斯米爾諾娃主要利用組織培養物來研究有毒物質暴露和環境壓力如何影響大腦發育。她還參與了有關新興生物計算領域的研究。來源：Nora Belblidia

?在斯米爾諾娃實驗室里，通過顯微鏡觀察到的一組腦類器官樣本。來源：Nora Belblidia

?又一份腦組織器官模型樣本。最近，斯米爾諾娃一直在致力于培養這些器官模型，以研究它們學習和記憶的能力。來源：Nora Belblidia

前行的羈絆：

腦類器官研究的倫理考量與未來思考

斯米爾諾娃同時為神經技術公司 28bio（前身為 AxoSim）提供咨詢服務，其丈夫托馬斯?哈東（Thomas Hartung）也參與該公司事務，并向其授權了一項技術。她在郵件中指出，應當將簡單的信息處理與 “生物計算機的概念區分開來——我們目前還遠遠達不到構建生物計算機的水平。” 她進一步表示：“明確這種區分，有助于避免過度炒作，并讓倫理討論立足于現實。”

盡管如此，將人類細胞用于計算機的想法，仍可能讓人產生不安感。

Cortical Labs的卡根將這種潛在的不適感比作計算機行業發展初期的狀況：“最初，人們對計算機這類事物也存在抵觸情緒。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的階段。人們會覺得‘哦，這不一樣，有點奇怪’，” 他說，“但重要的是：奇怪并不等同于不道德。”

倫理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圍繞著類器官研究。例如：如果類器官產生了感知能力，會發生什么？或者用格里利的話來說：“它會不開心嗎？會感到疼痛嗎？會思考嗎？它會不會像《變形記》里的格里高爾?薩姆沙（ Gregor Samsa），被困在蟑螂的身體里，心里想著‘放我出去’？”

人們會覺得‘哦，這不一樣，有點奇怪’。但重要的是：奇怪并不等同于不道德。

包括格里利在內的許多專家都認為，這樣的時刻尚未到來。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研究者穆特里，是少數認為類器官可能已經以 “它們自身的方式” 擁有意識的人 —— 盡管這種意識與人類意識不同。

關鍵問題在于，人們首先就對“什么構成意識”沒有達成共識。“一方面，我們很難檢測它們是否存在意識，因為它們顯然無法表達，” 意大利佩加索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安德列亞?拉瓦扎（Andrea Lavazza）表示，“另一方面，我們對意識本身也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博伊德說，科學家們都清楚，意識是一條道德紅線。“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知道自己何時已經接近這條紅線？”

專家們指出，腦類器官的基礎結構決定了那條“道德紅線”可能還很遙遠。首先，與人類大腦相比，它們的神經元數量相對較少。“這相當于數百萬個神經元與數十億個神經元的差距，而且類器官只是一個高度微型化的版本，” 卡圖里亞說道。

雖然有些類器官可以長得更大，但另一些類器官的直徑最多只能達到幾毫米，之后就會因為缺乏血液供應而從內部開始壞死——到目前為止，研究人員發現在不將類器官移植到動物體內的情況下，很難在實驗室中重現血液流動這一特征。

卡圖里亞補充道，類器官還缺少與其他身體部位的連接：“我們沒有顱骨，沒有腦膜，也沒有淋巴系統。”

盡管如此，隨著類器官變得越來越復雜，這些倫理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緊迫。拉瓦扎表示，在開展這場倫理辯論時，該領域必須考慮到科學本身，以及研究的快速發展速度。

格里利表示，他目前還不擔心。“但如果你構建出一個組裝類器官，里面包含 20 個經過精心培育和篩選、相互連接的類器官，它的大小可能會和小鼠的大腦差不多。我們知道小鼠會有各種行為，也非常確定小鼠會感到疼痛，” 格里利說，“現在我們允許開展可能給小鼠帶來疼痛的研究，但會對其進行監管。而類器官面臨的一個更技術性的問題是，目前還沒有人對它們進行監管。”

包括類器官在內的干細胞衍生研究在美國是受監管的，動物研究也是如此——當源自人類的類器官被移植到嚙齒動物和其他生物體內時，動物研究的相關監管就會生效。但這些監管的主要重點并不涵蓋類器官研究引發的獨特且具體的問題。

去年11月，格里利和帕斯卡在加州聯合組織了一場會議，部分目的就是討論這樣一個監管機構可能是什么樣子、由誰主導以及由誰出資。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提出具體的推進方案：“我認為，大多數討論似乎都認同，有必要成立一個機構來關注這個領域，” 格里利說，“不過，對于這個機構應該是什么樣子、‘關注’具體意味著什么，目前還沒有形成明顯的共識。” 他補充道，希望在他們梳理完會議討論內容后，能找到前進的方向。

?左：漢克·格里利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也是法律和生物科學領域的專家。他與組織器官研究者密切合作，并對相關研究中的倫理問題進行了考量。右：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塞爾吉烏·帕斯卡創造了“組裝體”這一術語，用于描述由不同類型的組織球連接而成的結構。來源：Courtesy of Sergiu Pasca

除了這類問題，研究者們還討論了該領域如何處理知情同意問題——專家們表示，與對未來類器官可能產生感知能力的猜測相比，這是一個更為緊迫的現實問題。

如今，有些實驗室可能會直接收集捐贈者的細胞——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向捐贈者說明細胞將用于特定研究——但許多研究者使用的干細胞系，來自那些提供了“廣泛同意”的捐贈者，這意味著這些捐贈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遺傳物質會被用于類器官研究。“在一些極具爭議的領域，僅僅一份籠統的同意書是不夠的，” 格里利說。

知情同意并非類器官研究獨有的問題，但考慮到人們對這項技術的不適感，它可能承載著額外的重要性。例如，參與者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DNA可能會被用來培育類器官，而這些類器官隨后會被移植到大鼠體內。

“目前并沒有大量人站出來說‘你們在濫用我的細胞，我從未同意過這件事’，” 格里利補充道，“但我擔心，總有一天會出現這種情況。”

生物倫理學家洛馬克斯?博伊德說，科學家們都清楚，意識是一條道德紅線。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知道自己何時已經接近這條紅線？

一些研究發現，公眾總體上支持將類器官用于疾病研究和療法開發，但對于類器官未來可能產生意識是否值得擔憂，人們的觀點則褒貶不一。根據2023年的一項調查*，公眾更擔心的是這類研究的商業化問題。而在2024年一篇總結全國性調查結果的論文中**，社會學家約翰?埃文斯（John Evans）強調，公眾擔心類器官可能“保留捐贈者的人類本質”——他在論文中寫道，這種觀點“在科學家看來會非常奇怪”。

*Ravn, Tine, et al. "Public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disentangling the hope and hype of organoid research." Stem Cell Reports 18.4 (2023): 841-852.

**Evans, John H. "Translational Bioethical Decision‐Making: Human Brain Organoids as a Case Study." Ethics & Human Research 46.4 (2024): 47-51.

格里利表示，認真對待這類擔憂至關重要。“即使這種擔憂并不符合現實，但如果人們認為它是真實的、在乎這件事，那么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真實存在的問題，” 他說。

隨著該領域不斷成熟，專家們也意識到公眾輿論可能對其發展命運產生的影響。格里利說，如果有人公開表示，自己當初并不知道細胞會被用于培育類器官，且認為這類研究令人不適，“從倫理層面來說這是糟糕的，從政治層面來說對科學也不利。而這兩種情況都應該避免。”

?格里利回憶道，多利羊（世界上第一只通過克隆技術培育出的哺乳動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引發了對克隆研究的強烈反對。許多科學家希望組織器官研究能夠避免同樣的命運。

他補充說，科學家們應盡最大努力讓公眾了解最新研究進展，避免出現“令人不安的意外”。格里利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著名克隆羊多莉引發的反對浪潮。“當多莉誕生的消息公布后，我們幾乎一夜之間就從‘一只小羊羔’聯想到了‘克隆戰士奴隸大軍’，” 他說，“在人類胚胎被克隆之前，世界各國和各州就開始紛紛通過法律禁止人類克隆。而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克隆人類嬰兒出現。”

許多科學家希望類器官研究能避免重蹈覆轍。荷蘭烏得勒支大學醫學中心神經科學家、神經倫理學助理教授凱瑟琳?巴西勒（Katherine Bassil）表示，自從最初媒體將類器官稱為“迷你大腦”以來，研究者們在描述自己的實驗時變得越來越謹慎，“因為我們知道，所用的語言可能會產生倫理甚至社會層面的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人可能會認為它還會影響政策制定。”

巴西勒補充說，有效的科學傳播是一種平衡的藝術，過度簡化術語可能會適得其反。

和格里利一樣，巴西勒表示，她很高興看到該領域認真對待倫理問題：“我們需要開展這些對話，也需要實施一定的倫理保障措施。” 同時她也表示，“我們不應忘記開發這些技術的初衷——它們確實為患者群體、為我們更深入了解健康與疾病狀態下的大腦，帶來了巨大希望。”

這種希望或許即將惠及蒂莫西綜合征患者：帕斯卡及其團隊已研發出針對該疾病的療法，目前正在完成安全性研究。他們的目標是今年啟動臨床試驗；如果獲得FDA批準，這將是人類首次使用基于腦類器官研發的療法之一。（例如，穆特里實驗室為皮特-霍普金斯綜合征研發的基因療法，最近已在臨床試驗中為首位患者給藥。）

卡圖里亞也對該領域的廣闊前景感到振奮，尤其是在藥物研發和移植方面。“我個人最看好的是神經精神疾病的個性化醫療，” 她說。例如，未來有一天，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可以先通過源自自身細胞的類器官，低成本地測試某種藥物是否有效，再決定是否親自使用。卡圖里亞最近創辦了一家名為Organotics的生物技術初創公司，旨在推動個性化醫療和精神類藥物的研發。

?卡圖里亞一直在致力于使器官組織具備血管功能，以更好地模擬人類大腦的發育過程。在此場景中，她通過顯微鏡觀察血管組織器官，這些器官目前還無法支持血液流動。

與此同時，科學家們正致力于培育更大、更復雜的類器官。

在巴爾的摩的實驗室里，卡圖里亞也在研究類器官的血管化技術，以更好地模擬人類大腦的發育過程。為此，她一直在培育血管類器官。這些血管類器官目前還無法支持血液流動，仍處于初步模型階段，但卡圖里亞已經成功將原始血管網絡植入到了組裝類器官中。

去年11月，她還在培育更多這樣的類器官。有一批剛被植入那種“粘性膠水”中。“它們現在還很小，處于發育初期，”她說。

“它們會慢慢長大的。”

https://undark.org/2026/02/26/brain-organoids-big-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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