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4日晚，數十萬人聚集在特拉維夫市政廳前的以色列國王廣場。演講臺前方用巨大的字母寫著這場集會的口號：“要和平，不要暴力”。

臺上站著執政聯盟的重要人物，這一聯盟由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扎克·拉賓，以及外交部長、同樣獲得這一和平獎的西蒙·佩雷斯領導。兩人都是社會民主主義工黨這一老牌政黨的代表人物。

1993年9月13日，佩雷斯在拉賓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場的情況下，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了第一份——也是迄今唯一一份——與這個被視為巴勒斯坦“永恒死敵”的和平協議。

協議簽署后，拉賓與巴解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以握手確認了這份協議。阿拉法特面帶笑容，站在兩人中間的克林頓也同樣如此。向來冷靜克制的拉賓，則只是勉強擠出一絲略顯痛苦的微笑。

1993年9月13日之前，先有第一次起義，即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自1967年六月戰爭以來對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占領而發動的第一次游擊斗爭。

從1987年12月到1993年夏天，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以及以色列本土都陷于暴力與反暴力之中。雙方都把對方的暴力稱為“恐怖主義”，而且誰都談不上克制。大規模起義剛爆發時，時任國防部長的拉賓就曾鼓動并激勵士兵：“打斷他們的骨頭?！?/p>

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動雖然沒有威脅到以色列的生存，卻實實在在破壞了所有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常態。拉賓認為，與其讓反暴力無休止持續下去，不如設想一種更好的辦法，而且在他的主導下，這種辦法應當有可能實現。1992年6月，工黨在他的帶領下贏得選舉，這讓這一設想在聯合執政層面具備了實現條件。

1992年，更多以色列人與工黨領袖拉賓及其副手西蒙·佩雷斯有了相同的感受或判斷：單靠反暴力解決不了問題。選民的授權很明確：他們希望在安全與和平政策上進行戰略轉向，而這一點如今也在聯合執政層面成為可能。

對以色列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只靠三個政黨就能組成議會多數。這個聯盟由社會民主主義工黨、左翼自由主義的公民權利黨，以及帶有東方／摩洛哥猶太背景、信奉正統派、且當時在領土問題上相對愿意妥協的沙斯黨組成。

1992年政府更替后——幾乎可以說是一次權力更替——以色列很快在挪威幫助下，私下與巴解組織建立接觸。隨后，雙方在奧斯陸進行了嚴格保密的談判。最終達成的協議于1993年9月13日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簽署，并被稱為《奧斯陸協議》。

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在巴解組織與以色列之間的斡旋中，外交官夫婦莫娜·尤爾、特耶·呂德－拉森，以及時任挪威工黨總書記托爾比約恩·亞格蘭，發揮了關鍵作用。

此后，亞格蘭仕途一路上升，先后出任首相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到了2026年，這三人在政治與道德層面卻都跌落谷底。在追查愛潑斯坦罪行的過程中，人們發現，這三位政治上的“和平天使”在商業和道德上并沒有那么像天使。

提到這一點，以及拉賓那句“打斷他們的骨頭”，表面看似平常，實際上并不簡單。它揭示的不只是政治，更說明一個人往往具有多重面向，伊扎克·拉賓也不例外。是的，他是自己和平政策的殉道者。其他和平人物也有類似命運：印度的圣雄甘地于1948年遇刺，美國民權運動人士馬丁·路德·金于1968年遇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于1981年遇刺，巴勒斯坦人伊薩姆·薩爾塔維于1983年遇刺。

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另一面：在此之前，拉賓也是一個戰爭之人，薩達特同樣如此。兩人都理解了克勞塞維茨的核心判斷——戰爭只能是政治的手段。

兩人都清楚，也一再重復：和平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拉賓曾多次呼吁本國民眾：“讓我們承擔和平的風險?！贝蠹s有一半以色列人接受了這種風險。另一半則憤怒不已，不過其中并非所有人，甚至大多數人，都反對和平政策本身。

對很多人來說，不只是極端分子，風險顯得過高，而安全因素則被看得過輕?！昂推脚c安全！”內塔尼亞胡、他的利庫德集團以及民族宗教黨尤其以這句口號回應。超正統派也不令人意外地站在這一邊。1996年，在拉賓遇刺之后，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正是憑借同樣的“和平與安全”口號贏得選舉。

除了1999年和2021年之外，這一策略都取得了成功。原因何在？先說結論：拉賓和佩雷斯的和平政策，并沒有讓任何人清楚看到巴勒斯坦恐怖行動在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和針對其日常生活的層面被消除，更談不上通過外交將其擊敗。

到1993年，以色列社會已經分裂成兩個彼此敵對的陣營。無論看向哪里、聽到哪里，都是極化與語言暴力。仇恨的話語最終在1995年11月4日變成了由仇恨預設的行動：伊加爾·阿米爾刺殺拉賓。

按照“手中一鳥勝過林中二鳥”的思路，拉賓和佩雷斯，以及阿拉法特和他身邊的人，都同意先邁出這一步。不過，無論朋友還是敵人都很清楚，通往第二個國家的軌道已經鋪設完成。正因如此，極化出現了。不僅在以色列人中如此，在巴勒斯坦人中也是一樣。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想要的不只是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還包括以色列本土。

結果就是恐怖與反恐怖。很快，巴勒斯坦極端分子開始殺人，以色列極端分子也開始殺人。每一次謀殺，都是升級階梯上的又一級。為了動員支持其和平政策的人，拉賓和他的伙伴、此前的死對頭西蒙·佩雷斯，策劃了1995年11月4日晚在特拉維夫舉行的大型集會。

現場氣氛熱烈，人們都在自己人中間。拉賓的講話卻異常嚴肅。隨后，以色列和平運動的主題歌響起。歌手米里·阿洛尼領唱，群眾齊聲合唱，所有人都高舉雙臂，神情輕松、愉快而放松。拉賓沒有這樣做，在臺上幾乎只有他一人如此。他看上去既靦腆，又堅定。人群唱道：“所以，請唱起和平之歌，不要低聲祈禱。盡管如此，仍要高聲唱起和平之歌，帶著一聲巨響！”拉賓勉強露出一絲笑容。

沒過多久，另一聲巨響傳來：有人朝總理連開三槍。拉賓倒下，不久后因傷勢過重身亡。來自世界各地的悼念者前往參加他的葬禮。那一刻，世界各地確實都在哀悼，悼念是真切的，慰問與和平表態也發自內心。各種媒體都在傳播這些聲音和畫面。

但事情常常如此：畫面會騙人，即便它們都是真的。以色列國內外看似一致的哀悼畫面確實是真的，但它們只呈現了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即愿意妥協的一方。社會中不愿妥協的那一方并沒有出現在鏡頭里?？伤麄円廊淮嬖?，而且很快就顯露出來。無論在以色列，還是在巴勒斯坦人中，情況都是如此。極化加劇，言語和行動中的暴力都在升級。

1996年5月，拉賓的繼任者西蒙·佩雷斯以微弱差距輸給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自1993年以來，后者一直領導著以色列國內的反奧斯陸陣線。

當時的主流說法是：可以與巴勒斯坦人講和平，但不能以放棄對巴勒斯坦恐怖行動的安全防護為代價。從這個角度看，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更不用說那些更極端的巴勒斯坦人——自《奧斯陸協議》以來，實際上采取了一條既不符合其個人利益、也不符合整個巴勒斯坦利益的錯誤路線，也就是“外交加恐怖”的雙重策略。

這種從主觀上不難理解、但從客觀上看卻是錯誤的決定，是可以解釋的。它牽涉到一個問題：身處當下時的感知，與長期現實之間存在張力。

從奧斯陸之前的國際、地區尤其是中東政治環境來看，阿拉法特及其身邊的人，很可能受到兩套思路的共同影響。第一套是國際和地區層面的。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尤其是1990年10月德國統一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復存在。自1965年瓦爾特·烏布利希訪問埃及以來，它一直受蘇聯委托，全力支持所有反西方、當然也反以色列的中東國家，尤其是那些激進的巴勒斯坦組織。

隨后，巴勒斯坦人又遭遇了更嚴重、影響也更深遠的削弱。自1991年12月戈爾巴喬夫辭職以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大哥”——蘇聯——也不復存在了。它分裂成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這些國家有自己的麻煩，無暇再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兄弟般的援助。眾所周知，自1955年以來，蘇聯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及其在理念和行動上的伙伴最重要的軍事、情報、政治和財政支柱?！氨┝κ怯杏玫摹?/p>

1991年，阿拉法特領導下的巴解組織還因自身選擇而把自己逼入邊緣，尤其是在面對美國時更是如此。1991年1月和2月，美國在第二次海灣戰爭中打擊并擊敗了阿拉法特的盟友、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

巴解組織押錯了注，選擇與伊拉克站在一起，結果在國際和地區政治上都陷入孤立。放眼巴勒斯坦一方，當時已經看不到任何大國支持。其他潛在支持者在地理上太遠——甚至比蘇聯還遠——而且在權力和經濟層面也遠沒有今天這樣重要。

巴勒斯坦人從阿拉法特到那些最激進的鼓動者，第二套思路大概是針對以色列政治的：暴力是有用的，它能帶來目標，因為起義已經證明，在暴力壓力下，以色列會讓步，會放棄原有立場。

但從經驗事實看，這一基本判斷自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決議通過以來，已經多次被證明站不住腳。那份決議提出將英屬巴勒斯坦分為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猶太復國主義者雖然心有不甘，還是接受了。巴勒斯坦領導層則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就拿起了武器。他們想要整個巴勒斯坦，但到1949年戰爭結束時，什么也沒有得到。

以色列奪取了比聯合國分治方案分配給它更多的土地。約旦吞并了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埃及則以一種與事實不符、卻被稱作“國際法上”的方式管理加沙地帶。隨后，巴勒斯坦方面發動了恐怖行動。

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除奪取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外，還占領了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巴勒斯坦建國依然遙不可及。接著便是1987年12月至1993年夏天的起義，以及以色列的戰略轉向。在這種背景下，那些主張繼續使用巴勒斯坦暴力的人，難道不會因此更受鼓舞嗎？

從這個角度看，阿拉法特“外交加暴力”的雙重策略，也可以理解為巴勒斯坦內部的一種妥協。正因為如此，許多以色列人不得不把它看作暴力的延續，只是外面刷上了一層和平政治的油漆。在他們看來，《奧斯陸協議》給以色列帶來了一種局面，用意第緒語說，就是“挨打還吃臭魚”。

這意味著，“反奧斯陸”的雙方從各自所處的情境和當時的時間點出發，都有其道理，但從戰略和更長時段來看，都不正確。從戰略上看，拉賓和佩雷斯才是對的——只是他們失敗了。

從社會經濟角度看，似乎一切都很清楚：這是一個東方猶太人家庭，這類群體往往更虔誠、經濟處境也更差，在安全政策上通常比他們那些歐裔美裔的阿什肯納茲同胞更接近“鷹派”。

這是否符合刻板印象？并不。因為同一個社區也走出了以色列最高法院前院長埃絲特·哈尤特。她是阿什肯納茲出身，不信教，在安全政策上更接近“鴿派”。

伊加爾·阿米爾曾就讀于一所葉史瓦，也就是正統派塔木德和《托拉》學校。這是否符合刻板印象？也不符合。因為真正的正統信仰——無論是猶太教還是非猶太教——都把世間發生的一切理解為“上帝的作為”。如果人去干預，那就是人的傲慢，近乎是在“給上帝補課”，因此也就是“異端”。

也正因為如此，超正統派猶太人拒絕在以色列服兵役。他們說，學習和傳授《托拉》，也就是學習“上帝之道”和“通向上帝之道”即“哈拉卡”，比以色列軍隊更能保護猶太人。有人說這是把瘋狂當成方法，也有人說這是深刻的宗教性。不管怎樣，超正統派并不拿起武器。純粹形態下的猶太正統派拒絕以任何方式干預上帝預設的、通向宗教乃至世俗“救贖”的道路。

除此之外，這位可怕的拉比還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任何單獨一位拉比或法官，都絕不可以判處死刑。阿米爾和阿維納打著宗教名義、把宗教當作借口，這兩位貌似虔誠的人并沒有理解猶太宗教的實質，或者更可能是，他們并不想理解?！耙酝恋負Q和平”

說回政治，而不是宗教政治。拉賓之后，巴勒斯坦人曾有四次建國機會。即便在拉賓死后，以色列也四次愿意承擔“和平的風險”。第一次是在2000年夏天，美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戴維營舉行三方峰會，出席者包括克林頓、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亞西爾·阿拉法特。以色列總理向阿拉法特提出，可給予其約旦河西岸97%的土地，并將東耶路撒冷部分地區作為首都。巴解組織的回應是第二次起義。2001年1月，巴拉克又提出了改進后的方案。這個方案同樣遭到拒絕。起義進一步升級。

在第二次起義中，以色列到2005年在軍事上占了上風。鷹派總理阿里埃勒·沙龍和拉賓一樣，再次想起了克勞塞維茨：沒有政治，軍事行動就毫無意義。2005年夏天，在“加沙優先”的口號下，以色列完全撤離加沙地帶。

2008年9月，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向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提出了一項方案，其內容與巴拉克2001年的方案大體相似。對方沒有回應。其目標是：先在加沙地帶實現巴勒斯坦準國家化，然后再推進到約旦河西岸。這一思路遵循的是“以土地換和平”的建議。到2023年10月7日為止，結果是：土地給出去了，換來的卻是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彈，以及2023年10月7日的大規模襲擊事件。

人們可以爭論，2020年特朗普方案中那個由約旦河西岸碎片化地區加上加沙地帶組成的巴勒斯坦構想，是否本來可能形成建國動力。但所有巴勒斯坦組織都拒絕了。

巴勒斯坦方面每一次說“不”，每一次新的主動或被動、個人實施或制度化組織起來的暴力，都會并且仍在強化以色列的鷹派。經過一百四十多年的巴勒斯坦暴力策略之后，如今加沙的巴勒斯坦地區已成斷壁殘垣，約旦河西岸距離這種局面也已經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