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理性與服從的社會建構：

來自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觀察

作者丨艾賅博 百里楓

↑《斯坦福監獄實驗》劇照

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里，曾經進行過一項關于服從心理?的實驗。這項實驗表明，人們有可能心安理得地采取傷害別人的行為。3位心理學教授選取了22名斯坦福校園里非常普通的本科男生，并特別地測試了每個人在被動性或侵略性方面的不同“氣質特征”。實驗計劃在本系大樓地下室里創造一個模擬的監獄，其中有11名被試隨機地被派作囚犯，而另11人作為看守（每組有2人作后備以防有人生病）。9名囚犯分成3組，分別住在3個監倉，而9名看守也分為3班，8小時輪一班。

實驗開始時，被試簽訂了“合同”，保證有充足的飲食、衣物、住宿以及醫療保障——即保證普遍意義上的“人的條件”。囚犯們被告知，他們會處在監視之下，有些基本的公民權會暫時讓渡出來，但不會有身體上的傷害。看守的指引非常簡單：“保持監獄里的合理秩序，以便其有效地運作。”配給囚犯們的是前后均印有號碼的細棉布罩衫，沒有內衣褲；他們戴著輕型手銬腳鐐，尼龍絲質的頭套。看守們有一套卡奇布制服上衣與褲子，一只口哨，一支警棒以及一副反光太陽鏡（以避免眼光接觸）。帕羅阿托警察局施以援手，幫助“逮捕”了每位囚犯，過了一遍標準的收監文書手續。整個實驗情境充滿了真實社會元素以還原監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實驗和我們以后要提到的米爾格蘭實驗（Milgram experiments）不同，此處沒有“科學家”或其他權威人士來承擔參與者所作決定的責任。

囚犯要遵守看守們制定的規則：三次陪同如廁；兩小時的閱讀與寫信；完成工作份額（以“賺得”所有參與者都得到的15美元日薪）；每周兩次探訪；看電影的權利以及健身時間。每天有三次——即在看守換班之前——囚犯要排隊報數（對9名囚犯來說不是難事）。最開始的一次只進行了10分鐘，但這個活動不知不覺地被看守們延長時間，到最后有時可以持續幾個小時。看守與囚犯之間的?互動迅速有了負面色彩，囚犯們承擔了一種消極的陰暗的角色，而看守們采取的是好斗的挑釁的姿態，以其言語上的對抗為典型特征。

看守們的侵略性每天都在加強，即使是囚犯放棄對抗，情緒明顯消沉以后也是如此。囚犯權利轉而被視為特權，必須要服從才能獲得。此項實驗原本計劃進行兩個星期，但是6天以后不得不中斷。5名囚犯因為情緒極端沮喪、哭叫、暴怒或者極度焦慮而被釋放。看守們強迫囚犯唱些不雅歌曲，在還沒有清空的便桶里大解，并且赤手清洗馬桶。他們視囚犯們仿佛是低于人類的生物，而囚犯也如此自視：

6天后我們不得不關閉了這座虛擬監獄，因為眼前的景象實在太令人震驚。我們以及大多數被試都再也不能肯定，他們在何時將真實身份讓位給了虛擬角色。大多數人真的變成了“囚犯”或者“看守”，無法區分角色與自我。他們在行為、思維以及感受的幾乎每個方面，都有了非常明顯的變化。

一周不到的時間里，這個囚禁實驗（暫時性地）抹除了所有的習得，人類價值被擱置起來，自我概念受到挑戰，人性中最丑陋、最卑下以及最病態的一面浮出水面。我們非常震驚，因為看到了一群孩子（“看守”）可以如對螻蟻一般對待他人，以殘忍為樂；而另一群孩子（“囚犯”）卻成為卑躬屈膝的去人性化的人形機器，他們只關心逃避與自己的生存，只想著對看守們與日俱增的仇恨。

這個實驗顯示，社會角色與社會結構在日常人類行為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遠非美國人關于個人主義的信仰所能預料；而且我們清楚地看到，個人道德與倫理原則可以被社會角色與結構所吞噬并?消化殆盡。

人們一般不會面臨一個非此即彼的倫理決定，相反，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瑣碎且常常含義不清的決定，決心與行為習慣慢慢地讓道德感出列。如果當時情勢被當作是技術性的問題，或者需要專業化的判斷，或者組織權威已經授權——我們下面會了解這樣的情形——則更會有順水推舟的效果。如果不道德行為本身是被掩蓋的，并通過道德錯位再定義為“善”的或“對”的事，那么人們的選擇就更是容易得多了。

斯坦福實驗里的被試是被困在一個虛擬的監獄，而現代世界里的人們卻為并不明顯但同樣強有力的技術理性所困。此處我們將簡要回顧一下技術理性的歷史背景，這有助于加深理解它在行政之惡中的作用。這一歷史背景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技術理性已經蔓延到普遍的文化當中。今天，文化本身的特征是作為現代性的表現之一。現代性是幾百年現代化運動達到的一個頂點，其知識領域可以追溯到16世紀與17世紀。但作為我們文化的決定性特征，現代性是在過去150年間才得以形成。現代性所描述的，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世界，她日益明顯的特征是：“世俗化，對工具理性的普遍需求，生命世界中不同領域的分化，經濟、政治和軍事實踐的官僚化，以及價值的貨幣化”。

我們的現代性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是技術理性。技術理性是一種促進了科學—分析心理定勢，并篤信技術進步高于其他理性的思維與生活方?式，它事實上已經成了理性的代名詞。在美國，技術理性在19世紀末期與20世紀初期發展成熟，在此期間兩股潮流會聚，將強有力的觀念與行動注入社會與政治世界里——這些觀念與行動仍然沒有衰減的跡象。第一股潮流來自西方文化的認識論，包含了源自17世紀啟蒙時期思想的科學—分析心理，也涉及人們從崇拜神圣權威到信仰個人理性能力的轉變；第二股潮流是19世紀時的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產物，包含了史無前例的技術進步，其明顯的特征是這一時期迅速的工業化。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技術理性被運用于社會與政治領域。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定義的“功能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就非常類似于技術理性，曼海姆視功能理性為最初為了效率的原因，將任務進行有邏輯的組織，分解為更小的單位。他將此與“實體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作對比——后者是一種理解全局目的的能力，特定任務只是這個全局的一部分。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 1947）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也非常類似于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是僅僅將人類理智完全地服務于工具目的。現代之前，人類理智都是被作為將倫理與規范意識整合進工具目標考量的一種思維過程。

要理解技術理性如何普遍地滲透于社會與政治領域，簡要考察認識論近期史或許會有所裨益（認識論是考察知識的性質、限度以及有效性的哲學分支體系）。到17世紀啟蒙時期，科學，如物理學，已經出現，并且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認識論開始關心如何探求存在世界中不可進一步分解的事實。到18世紀，歐洲與英美認識論及哲學的分歧開始明顯起來（這條分界線在最近極大地模糊了）。我們不妨視歐洲哲學為一系列將認識論與形而上學從科學及其經驗主義方法所提出的問題中解救出來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英美哲學則是一系列根據科學眼光及其方法重建哲學問題的努力。在我們的文化中，科學—分析心理已經控制了大眾的思維方式，認識論學習不過變成了對科學史的評論而已。如是，科學—分析心理成為20世紀早期現代性合流中的一條支流；而技術進步則是另一條支流。

19世紀大轉變時期的技術進步勢不可擋，讓人驚異，為科學思維的強大力量提供了有形的可以觸摸的證明，有什么東西比這更有說服力呢？要在社會領域實現科學般的精準與客觀，看來將技術理性運用于其中勢在必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就在這個時期發現了一群接受科學管理的渴望的聽眾。技術理性成為社會與政治領域的新理想，將專業人士、經理人、行為主義者、社會科學家以及工業心理學家等等這些新興人群推向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的沖突可以重新定義為能用工程式方案加以解決的問題。正如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 1979, 229）所明智地指出的，“誰要是說他‘反對’科技，一定會顯得很傻，無論其本意如何。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這樣一來就是在和自己作對。我們已經變得依賴于日趨復雜與互相關聯的生產網絡，哪怕只是為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科學—分析心理與技術進步的結合，也造就了現代專業主義的基礎——專業主義是將科學發現與專門知識轉化為實際應用的社會運作機制。技術理性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專業人士群體的血液——專?門化了的專業知識，同時也帶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專業團體協會的大發展。專業知識的合法地位讓專業人士們向往——有時確實能夠獲得——社會地位與自主權，從而最終獲得整個職業的控制權，這一點雖然并不明言，但已經成為每個職業的終極目標。然而，技術理性所要求的知識的部門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專業化過程的無背景或者說無時間狀態。因此，我們所看到的，是所有專業與學科里普遍的歷史意識缺失，或者更廣泛地說，整個文化里滲透了的歷史意識缺失。某個專業里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背景意識的做法，讓人們不能有意義地關懷社會中更大的倫理與政治議題。換言之，由技術理性滋養的專業主義，已經極大地影響了不設防的公共領域。

這種方興未艾的專業主義現代模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孕育并最終成形，19世紀中期，各種職業團體開始形成并發展，首先是在英國迅速蔓延，然后在美國遍地開花。各專門職業的特點在20世紀初已經非常明顯，包括專業團體、學習技能的科學基礎、體制化培訓（常常通過高等教育機構）、執業證書制度、工作獨立性、同行業人員控制以及倫理準則。拉爾森強調了專業主義的發展與更廣泛的現代化進程之間的關系，以及“科學及認知理性的發展與工業社會中勞動部門的進一步分化和理性化”之間的關系。

有些專業團體是學術性的，但是有些卻出現在不同的行業里。哈斯克爾（T. L. Haskell）首先考察的是學術團體，追溯了成立于1865年的老的美國社會科學學會（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SSA）歷史，當時此協會正面臨著他所謂的“專業權威的危機”。雖然并不容易，但改革與支持的呼聲同科學及客?觀性在19世紀后半期共同存在于ASSA的內部。ASSA成員不僅僅來自于學術界，其中也不乏有志于慈善及監獄改革等事業的實踐人士。許多人還投身于社會福音（the Social Gospel）、肖托夸（Chautauqua）及其他城市改革運動。 大衛·羅思曼（David Rothman）所著《發現收容所》一書極好地我們表明，那些后來在19世紀后半葉投身于新興專業主義的人們的改革根基何在。然而，這些專業團體逐漸地變得越來越孤立，傾向于學術性與科學性，各團體與專業人士成員分道揚鑣，致力于另一種改革。專業性組織里的對立因而逐漸形成，最終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哈斯克爾認為關鍵的轉折點出現于19世紀90年代這個“分水嶺”。

理查德·艾利（Richard Ely）在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成立時發表演說，他雖企圖保持兩種方向共存，不過主要還是呼吁對經濟學進行科學研究。AEA的成立基礎本身已經顯示出了這種模糊性質：

我們視國家為一個教育與倫理機構，其積極的扶持是人類進步中不可缺少的條件……我們認為，自由放任的教條在政治上不安全，在倫理上不可靠……

我們還認為，勞資的沖突現在已經將大量的問題擺上臺面，這些沖突非有教會、國家與科學的聯合努力不能得到解決。

?19世紀80年代AEA的成立，以及美國歷史學會與美國統計學會的相繼成立，都標志著社會科學的專業化與ASSA致命的內在沖突。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以及美國社會學會誕生之時，ASSA即告來日無多。哥倫比亞大學的富蘭克林·H.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早在1894年ASSA學會會議上表明，他們心目中的社會科學正在消亡，其繼任學科正是科學的社會學。《美國社會學雜志》的首任編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阿爾比恩·W.斯莫爾（Albion W. Small）對ASSA的評價極具代表性：“它更清楚地代表了人文主義的感傷，而不是對批判性方法論的需求。”

學界以外，那些成立于19世紀的各色各樣的專業協會里也發生著同樣的事情，這些協會包括牙醫（1840）、醫生（1874）、藥劑師（1852）、建筑師（1857）、民用工程師（1867）、律師（1878）以及會計師（1887）等專業人員的組織。1903年，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在科學醫學旗幟下的重新成立也是一件有代表性的事件。AMA的醫學教育理事會著手保證使醫學院教育與“科學醫學”原則保持一致，其根據不過是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對醫學院的數次到訪。拉爾森注意到這個過程的特征不過是“那些指導了19世紀90年代與20世紀初葉改革運動的同樣的原則：即集中管理，將各單位整合成更大的單位，專家的有效管理，以及對科技的當然強調。”改革已經與科學和專業技能等同起來。弗來克斯納的結論——“醫生再少些再好些”——得到非常堅定而有趣的表達：“醫學院的特權再也不能隨便向隨意而至的公路游客開放了”。弗來克斯納甚至將這一原則?付諸運作，他建議全美131家醫學院應該削減至31家能夠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的醫學院。

19世紀后半葉專業團體的演進顯示出專業主義——以及職業倫理——在面對行政之惡時道德與倫理上的無力感。雖然會以不同說法出現，但19世紀以前，傾向性與改革是大多數職業風氣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代表著將美國文化里遺失殆盡的道德原則與倫理價值整合于職業實踐的發展軌跡。要言之，科學擊敗了改革與傾向性。但是這個勝利卻給道德與倫理領域的事業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后果，以科學為后盾的技術理性沖擊了規范判斷，將倫理考量交給了事后諸葛亮。

艾賅博 百里楓｜著，本文選編自《揭開行政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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