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2026年5月18日，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的一堂物理化學課上，一個大四重修男生遲到了。老師出于好意輕聲提醒他不要睡覺，就是這個再正常不過的舉動，讓男生瞬間情緒崩潰，他沖出教室打砸消防器材和教室門，折返后當著全班的面拍桌怒吼，對著老師連喊三聲“殺”。
事情發酵后，校方回應稱該生從高中起就一直在服藥控制情緒，大學四年欠了超過100個學分，沉重的學業壓力讓他的心態早已瀕臨崩潰。
這一幕令人不寒而栗，它讓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馬加爵案，那個因為打牌時的一句口角，就用錘子殺害四名室友的大學生。心理學家分析，馬加爵有明顯的“人格異常”，只要一點小事就會激起他不安全的防范心理。如果馬加爵案還可以用“極端個案”來自我安慰，那么今天“殺哥”的課堂鬧劇，則是一聲更刺耳的警鈴：我們的大學里，還有多少沉默的“馬加爵”正在一天天逼近崩潰的邊緣？
“殺哥”暴怒，表面上是“面子”問題，老師當眾提醒讓他覺得抬不起頭，但撕開這層表皮，他真正的痛點是：一個本該畢業的大四學生，因為多門掛科成了降級重修生，必須坐在比自己小兩三歲的學弟學妹中間，忍受旁人的目光和內心的羞恥，那天距他的畢業答辯只剩兩天，而他連這門課能不能過都還是未知數。四年的學業重負、一百多個學分的大坑、日復一日的自我否定與焦慮，早已將他壓得喘不過氣，老師說“別睡了”，不是暴力的開始，而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數據顯示，中國大學生抑郁檢出率高達24.1%，焦慮檢出率約13.7%，大學生群體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約為20%至30%，焦慮、抑郁、睡眠障礙是最常見的問題，這意味著，平均每五個大學生里就有一個正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擾。
可我們的高校在做什么？多數學校只停留在年度心理普查、宣傳月講座、心理咨詢室掛牌的表層工作上，而且據調查，雖然有八成大學生知道學校提供免費心理咨詢服務，實際使用過的僅2.8%，不是不需要，是不敢說，在“強者不容脆弱”的文化氛圍里，承認自己心理有問題，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不行”。
更令人揪心的是教師群體的處境，這位老師全程克制，兩次道歉，這種退讓在輿論場上被部分人詬病為“縱容”，但試問，當面對一個比自己高一頭、砸完消防器材沖你咆哮“殺殺殺”的成年男子，老師還能怎樣？一個教書的人，被逼到這個份上，寒的不只是這位老師的心，而是所有還愿意站在講臺上負責任地管教學生的老師的心。
我們的教育最成功的一項“成績”，就是批量制造了太多成績好但內心脆弱的學生，從小學的“聽話教育”，到中學的“分數至上”，再到大學的“就業率導向”，整個教育鏈條幾乎全在打磨學生的“工具屬性”，考高分、上好大學、找好工作，卻很少有人教他們如何處理挫敗感，如何與“我不如別人”的情緒和平共處，如何在失敗之后依然有勇氣活下去。馬加爵案后，有人就指出，教師關注的基本是學業，少有教師關注學生人格的發展，二十多年了，這個病灶不但沒消失，反而隨著內卷愈演愈烈。
更可怕的是，當這些長期被忽視、被壓抑、被剝奪疏導渠道的學生終于爆發時，我們只來得及討論“如何處理”，暫停課程、聯系家長、送心理機構評估。討論得越多，越顯示出我們的教育體系從一開始就缺乏一個真正起作用的前置預防機制：一個從開學第一周就介入的全周期預警防控體系，一套讓求助不再意味著“出丑”的心理服務日常機制，一種將心理健康視為與學分同等重要的育人常識，事后補救永遠比事前預防昂貴，也永遠來不及。
回到標題那個問題，我們還要培養多少個馬加爵式的大學生？“殺哥”事件給了我們一個暫時的答案，這次他砸的是消防器材，喊的是“殺殺殺”，但如果下一次，那個學生手里拿的不是滅火器，而是一把錘子呢？
當一個“殺”字被喊出口時，整個社會都應該聽見那個沉默學生在求救的聲音，而我們能做的，是讓每一個處在懸崖邊的人，都有機會被看見、被接住，而不必等到他往下墜落的那一刻，才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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