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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歲的白居易終于結束了四個年頭的貶謫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他乘船沿長江逆流而上,途徑岳州(今湖南岳陽)時,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陽樓,眺望那煙波浩渺、優美如畫的無邊春景,他的心被深深吸引了,于是寫下了情韻悠長的《題岳陽樓》:
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
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
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
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岳陽樓緊靠洞庭湖邊,坐東向西,傳為三國時東吳都督魯肅為檢閱水軍而建,歷代詩人多有題詠。北宋慶歷四年(1004)春,滕子京謫守岳州,“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唐賢”之作,理當包括白居易這首頗具特色的詩篇。詩中對洞庭湖波光浩淼、春意盎然的景色,進行了生動細微、引人入勝的描繪;同時,詩人也觸景生情,含蓄地流露出遭貶之后登樓遠眺所的特殊心境。細繹此詩,特別值得回味的,至少有以下幾點:
首先,頷聯“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由近及遠,點明正是一年之中的“春”,一日之中的“夕”,在清新生動的景色描寫中,若不經意地交代了特定的時序,顯示出中國古代詩人們經常懷有的時空觀念,以及把心中之情、眼前之境和蒼茫無盡的宇宙時空融為一體的審美追求。寫春天,以逶迤湖岸上春樹、春草之“綠”來渲染;寫夕照,以浩淼湖波在夕陽映照下閃耀之“紅”來強調,生動而清新,富有色彩感和畫面感。
其次,其中所言“近長安”,典出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夙惠》。據說,晉明帝司馬紹年幼時非常聰慧,其父皇問他:“長安何如日遠?”他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明日重問之,又答曰:“日近。”因為“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后來,人們常把“日”和“長安”等同起來,用以代表天子;而“不見長安”或“長安遠”,則象征不蒙重用、為朝廷所棄。如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云:“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而白居易此處所云“夕波紅處近長安”,不僅符合岳陽樓坐東朝西的定位,和詩人憑高望遠、極目天涯落日的實況,更反映出剛剛結束貶謫生涯,仍處于顛沛流離的途中,同樣懷有身在遠方、“不見長安”的孤獨心境。何況詩人曾任左拾遺、翰林學士等天子近臣,所謂“驚近白日光”(見其《初授拾遺》),而今貶居多年,流離偏遠之地,此時此刻,又怎能心中無慨呢?“夕波紅處”之“近長安”和詩人自身之遠離長安(或“不見長安”),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第三,頸聯“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以猿啼、雁渡比喻路途之艱苦和困難,其實又何嘗不是比喻仕途(乃至人生之途)的艱苦和困難!如果說前面是細膩的景物描寫,那么這里則是生動而富于感情色彩的比喻,詩境自然是更深了一步。以猿啼烘托路途之艱難,古已有之,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所載漁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而以雁渡比喻路途的艱難,則更多的是出于詩人此時此地的獨特體驗。同時,此聯每句均有三個動詞(上句“攀”、“立”、“涕”,下句“點”、“飛”、“渡”),極力強化了詩篇的動態感,這在古典詩歌中是不多見的。
第四,尾聯“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尤其值得尋索回味。在對引人入勝的洞庭春色做了細致生動的描寫之后,詩人油然生發出一種感慨:洞庭風光是如此美好,簡直可以畫入“圖障”(即畫幅)之中、掛在“華堂”(華美的房屋)之上了。這當然只是贊嘆而已,行色匆匆,詩人沒法真的讓人把這景色畫下來。但在四年以后的長慶三年(823),當詩人擔任杭州刺史時,就真的令人將“淡煙疏雨”、“江色鮮明”的美好景色繪入畫中,寄贈給遠在京城長安、擔任水部員外郎的好友張籍觀賞了,并題詩云:“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予水曹郎。”(見其《江樓晚朓,景物鮮美,吟玩成章,寄水部張員外》)而張籍也答詩表示贊嘆。后來宋代詞人柳永顯然受此影響,在《望海潮》詞中描繪杭州優美秀麗風光之后,結尾寫道:“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但是,人們或許會問,如此好景如畫,為何只能張于“華堂”、專供“貴人”觀看呢?莫非是某種等級意識的體現嗎?其實未必。顧學頡、周汝昌注云:“畫作圖障,張掛在貴人們堂廳里,固然可供他們欣賞,也可使他們稍見猿啼雁飛(喻行旅風波艱險)之苦,而這些,他們在華堂之上的人是不理解的。”(見其《白居易詩選》,第251頁)果真如此,那么此詩結尾似乎就隱含諷喻之意了:那些貴人坐享富貴榮華,不經世上風波,不知人間疾苦,因此他們也看不到大千世界的美好風光,那就只能在畫中聊看一番罷了(拙撰《白居易詩歌選注》即采此說)。然而,詩人也許只是平實抒寫其感受而已,未必隱含諷喻之意。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里所謂“華堂”,不過就是張籍《答白杭州郡樓登望畫圖見寄》詩中所謂“書堂”而已(按張詩中有“畫得江城登望處,寄來近日到長安”、“將展書堂偏覺好,每來朝客盡求看”等句)。總之,詩無達詁,見仁見智,還要求諸讀者的理解和想象力了。
歷來登岳陽樓、望洞庭湖的寫景之作,都被白居易的前輩詩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陽樓》占盡了風光。宋代胡仔《苕溪漁隱詩話》引蔡絳《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眾矣。……然未若孟浩然‘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吞幾云夢矣。”比較而言,白居易此詩的境界和影響,固然不及孟、杜二詩,但也以其清麗暢達、生動自然而自成一格,作為古來傳誦的篇章,體現了白詩的一貫風格。
白居易此行赴任,雖是提拔任用,結束了貶謫生涯,算是初步“落實了政策”,但忠州是一座山城,人口不足五萬,離京城長安兩千兩百多里,偏僻而荒涼,“本是唐代犯官貶謫之所,……詩人這次名為遷官,實際上還帶有一些貶謫的意味。”(見王拾遺《白居易》,第92頁)以其通達超脫的性情,詩人寫作此詩時,那浩渺煙波、無邊春景帶給他的,首先自當是愉悅而寧靜的情緒;與此同時,心中也不免幾分孤寂和冷清。然而,詩中通篇以景物描寫為主,情感融乎其中而不自見。姑以“美景如畫,情韻悠長”概括之,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載《文史知識》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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