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潘佳蓬

“這些菜都是我自家地里種的，市民也能買到最新鮮的菜，特別方便。”

菜農李女士一邊手腳麻利地整理著攤位，一邊跟熟客打著招呼。這條路，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成為了她和周邊許多老農的“新戰場”，也成為了城市管理者的一次“大考”。

今年，威海中心城區一口氣“上線”了99處、2000個季節性惠農便民攤點。這個數字不算驚人，但它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邏輯的一次深刻轉身：從“一刀切”的驅趕，到“坐下來”的共謀。當“煙火氣”不再是“臟亂差”的代名詞，當“便民”不再與“擾民”畫等號，我們看到的，或許正是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的一個生動樣本。

從“打游擊”到“有瓦遮頭”

當記者來到大世界市場的惠農便民攤點，一位農村大娘的一句話，道出了所有流動攤販的心聲：“以前賣菜總是‘打游擊’，現在有了固定攤位，生意穩當了很多！”

“打游擊”三個字，背后是無數底層謀生者的無奈與辛酸。他們要時刻提防城管，要與固定商戶爭搶地盤，甚至要為了一個好位置與同行發生口角。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不僅讓他們的生意難以為繼，更在無形中消耗著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

威海這次做的，是把這種“灰色地帶”徹底陽光化。政府沒有選擇“堵”，而是選擇“疏”。他們充分利用城區的邊角地塊、次要道路，甚至像古陌路這樣的居民區核心路段，科學規劃。最關鍵的一步棋是：不收取場地占用費。

這是一個極具智慧的決策。一旦收費，性質就變了，從公共服務變成了商業租賃，攤主們就成了“租戶”，壓力瞬間增大，最終可能還是會轉嫁給消費者，或者逼得一些老農重新“打游擊”。免費，才是“惠農”二字的真正底色，也是政府主動讓渡管理收益、換取社會效益最大化的體現。

北門外社區的做法更為細致。今年，他們將原先相對散亂的20多個攤位重新規劃了區域，制定了清晰的經營制度。這意味著，農民們不再是城市的“闖入者”，而是被納入一個有序體系的“經營者”。當他們有了固定的“一畝三分地”，自然會更珍惜，也更愿意遵守規則。

不是搶生意，是互相帶流量

大世界步行街是一個很特殊的典型。這里本身就聚集了7個商場、近300家企業、1600多戶個體工商戶，商業密度極高。按理說，再在門口設免費攤位，無異于“虎口奪食”，固定商戶們難免會有情緒。

但事實卻出乎意料。

“不會矛盾，”北門外社區的相關負責人給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惠農攤點是鄉下老農家里過剩的瓜果蔬菜帶過來進行售賣，基本都是無公害食品，周圍商戶要么是餐飲店、要么是服裝店，經營產品其實并不沖突。”

城市居民對于“農家自種”、“無公害”的農產品有著天然的信賴和偏好。這些新鮮、有時甚至帶著露水的瓜果蔬菜，恰恰是周邊大型商超和服裝店無法提供的。當這些攤點聚集了人氣，帶來了大量有消費意愿的客流，周邊的餐飲店、奶茶店、甚至服裝店，都成了受益者。

“老顧客和居民都愿意上這邊來，因為這邊是誠信一條街，口碑、品質都很有保障。”

當管理得當，攤點群不僅不會成為“麻煩”，反而會成為整個商圈的“流量發動機”。這是一種“互相帶流量”的共生關系，而非零和博弈的“搶生意”。這背后，是管理者對市場規律的深刻洞察——你不可能消滅所有小商販，但你可以引導他們成為繁榮商業生態的一部分。

最難的“管”：一份協議背后的治理智慧

免費開放了，熱鬧起來了，但管理壓力也隨之而來。這往往是此類措施最容易被詬病的地方，也是最考驗“繡花功夫”的時刻。

北門外社區的管理者：“最頭疼的事是攤位位置分好次，有的老農就想要古陌路南頭的攤位。”

人性使然，都想占據最好的位置。如果處理不當，矛盾和糾紛就會隨之而來，甚至比“打游擊”時更麻煩。

他們的解法，不是靠人盯人，而是靠一份《市集管理協議》。

這份協議，本質上是一份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書。你享受了免費場地的權利，就必須接受統一管理、遵守衛生和秩序的義務。一旦違約，清退的后果是嚴厲的。這種“契約化管理”模式，遠比單純的行政執法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也更能贏得攤主們的內心認同，因為規則是透明的、一視同仁的。

臨港區推行的“統一標識、統一劃線、統一保潔”也是一樣的道理。讓攤主們簽下《文明經營承諾書》，承諾“攤撤地潔”。當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責任邊界，當“自掃門前雪”成為共識，管理的難題便迎刃而解。

從“拍腦袋”到“問需求”：城市治理的溫度與精度

臨港區建設局城管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呂強的一句話點明了要害：“惠農便民攤點的選址不是拍腦袋定的，市民的需求才是第一標尺。”

在過去，城市管理的決策是“防御性”的，首要目標是“不出事”、“看起來整潔”。于是，路邊攤成了“市容污點”，被一禁了之。結果是，城市是干凈了，但也失去了活力，變得像一座精致的“盆景”，少了老百姓最需要的便利和“人氣兒”。

威海的做法是“進攻性”的，是主動作為。他們通過召開座談會、走訪調研，去摸排市民需求最大的集中購物點，然后依托這些點來設攤。讓公共服務去追隨需求，而不是讓市民的需求來適應僵化的管理。

城市，首先是人的城市，是生活的載體。它需要高樓大廈的“面子”，也需要柴米油鹽的“里子”。一個允許老農在特定區域、特定時間，以規范的方式售賣自家瓜果的城市，才是一個有溫度、有包容度、有韌性的城市。

當然，挑戰依然存在。2000個攤點，16處試點，相對于整座城市的需求而言，還只是星星之火。如何防止“政策變形”？如何確保“連續擺攤一周以上，實行每周輪位擺攤”這樣的好規定能真正落實，而不是被“老油條”鉆空子？如何處理偶爾出現的、協議之外的糾紛？這都需要管理者和參與者的持續博弈與智慧。

但無論如何，威海的探索已經給出了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解題思路”。它告訴我們，“煙火氣”與“文明范”并非水火不容。當城市管理者俯下身子，用“服務”替代“管制”，用“契約”替代“命令”，用“疏導”替代“圍堵”，那些看似“麻煩”的馬路攤點，也能成為裝點城市最亮麗的風景線，和老百姓心中最踏實的依靠。

這2000個攤點，托起的不僅僅是老農的生計和市民的“菜籃子”，更是這座城市對“精致”二字更深層次的理解——真正的精致，不是纖塵不染的疏離，而是人人有序、人人受益的溫暖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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