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近年來，國內人文學術研究日益繁榮，并正在發生深刻變遷。為及時總結人文學術領域的新現象、新進展、新趨勢，推動人文學術研究的繁榮與進步，提升公眾對人文學術的認知度和關注度，《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聯袂開展2025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青海“尕日塘秦刻石”（即“昆侖石刻”）的發現與認定出現在了最終評選出的“十大熱點”當中。

（圖片來源：公眾號“文史哲雜志”）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劉釗老師，是較早參與昆侖石刻論爭的學者。今年4月，劉釗教授有關青海“尕日塘秦刻石”的著作《發現“昆侖石刻”》正式出版，在書中，凡是學術界和社會上關于昆侖石刻的幾乎所有質疑，劉釗老師皆用證據說話，條分縷析，還原了歷史真相。在閱讀過程中能深刻感受到，這不僅是一次抽絲剝繭的求真之旅，更是一場涉及中國文字、考古、金石、歷史的文化盛宴。

現摘取書中精彩章節如下，以饗讀者。

首先是有很多人推想當時山高路遠，環境惡劣，加之青海扎陵湖地區不在秦的管轄范圍內，對以翳為首的采藥團隊能否到達青海扎陵湖地區持懷疑態度。其實這個懷疑大可不必。中國大地上的先民從很早開始就有將探險當樂趣、視萬里為坦途的氣度，用《尚書·大禹謨》的話說就是“無遠弗屆”。

20世紀90年代初，在西藏一個相當于夏代的墓葬中曾發現一個銅鏃，據研究應該是從中原傳去的；殷墟婦好墓的玉器中，有大量的新疆玉；商代占卜所用龜甲中包含有東南亞的龜種。這些考古實例都說明早在夏商時期，中原與西部的西藏和新疆地區及東南亞地區就有了接觸和交往。據權威研究，最遲到商代中晚期時，商文化的影響已經東到山東半島，西到陜甘交界，北到鄂爾多斯高原，東北到遼寧朝陽，西南到四川廣漢，最南到廣西武鳴，可謂澤被廣闊，影響深遠。

我們的先人一直對西邊抱著神秘的向往，早從甲骨文時代開始，就有小臣墻配合商王出征西方，戰勝多個部族，并擄獲無數戰利品的記錄。《穆天子傳》載周穆王西征，登昆侖，拜見西王母，“以極西土”，并在多處刊石銘跡，是早于張騫的先行者。雖然《穆天子傳》語涉怪誕奇異，但一定具有真實的史影。再經300多年的時間到秦穆公時期，“稱霸西戎”，已經積累了很多治理西域的經驗。而到了秦始皇時代，開拓疆土，大修馳道，使軍隊與物資的轉運和輸送更為便捷迅速，對西域的震懾和影響自然又非秦穆公時所能比擬。秦在西北設有隴西郡，若是從隴西郡所屬的今天的蘭州附近出發，到達青海扎陵湖地區的步行距離也就800多公里，并不算遠。加之作為皇帝派遣的任務，沒有不克服困難必須完成的道理。五大夫翳在青海扎陵湖刻石的時間距張騫鑿空西域的時間不過就差幾十年，相比較張騫能遠涉中亞、西亞的諸多個國家，五大夫翳率隊到達青海扎陵湖地區也就算不上什么，更別提跟后世玄奘西行取經相比了。

扎陵湖附近景觀（照片由鄂崇榮先生提供）

【補說】

2025年9月23日“穴居的獵人”在《考古學的主體性》一文中說：“如果石刻是真的，即便與先秦史文獻相矛盾，該修改的是文獻，而非石刻。這里是存在邏輯先后順序的，一些研究者忽視了這個邏輯順序，看到石刻內容不符合文獻記載，就說石刻是假的。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四五千年前，乃至更早的舊石器時代，歐亞大陸東西兩側就有眾多的文化交流；距今六七千年黃河流域的人群就開始大規模向青藏高原遷移，他們構成青藏高原人群的主體。所以，秦朝人知道昆侖人的位置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的事情……”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進先研究員指出：經梳理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在以刻石為中心的150千米范圍內，已發現舊石器時代、夏商周時期至近現代文物遺存共75處。其中，在62.25千米為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6處；在62.25千米至103.75千米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13處；在103.75千米至150千米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56處，揭示出該區域人類活動留下的豐富痕跡。以上已登記文物遺存與新發現文物遺存說明，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秦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并非人跡罕至的荒蕪之所。

其次是很多人對昆侖石刻中的“車”字不理解，認為以當時的環境和道路情況，車不可能上到扎陵湖附近。其實扎陵湖地區雖然海拔4000多米，不可謂不高，但是從實地考察照片看（見下圖），湖周圍地勢卻相對平緩，車完全可以上得去。青海海西州格爾木市郭勒木德鎮（平均海拔 3000米左右）西北約70公里的昆侖山腳下，曾發現野牛溝巖畫，時代約距今3000年，其中就有如下未完成的車和兩馬駕單轅車的形象：

野牛溝巖畫中未完成的車（左）野牛溝巖畫中的兩馬駕單轅車（右）

在青海海西州天峻縣江河鎮（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盧山山丘上，也曾發現過盧山巖畫，時代約距今2000年，其中有如下車獵的形象：

盧山巖畫中的車馬圖

（以上三幅巖畫圖均取自湯惠生、張文華：《青海巖畫——史前藝術中二元對立思維極其觀念的研究》，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2、27、32頁）

巖畫上車的樣子與野牛溝巖畫上車的形狀一致，同甲骨文中“車”的形象也很接近，不同在于此車車輿為圓形，而甲骨文中的車輿是長方形。據湯惠生先生等在上引書中的論述，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出土的屬于西周時期羌人文化的諾木洪遺址中，曾發現過兩件車轂。《漢書· 趙充國傳》載趙充國攻擊先零羌時，曾將其驅趕至青海湖周圍，并“鹵馬牛羊十萬余頭，車四千余兩”。可見當地先民很早就開始用車。扎陵湖距兩處巖畫發現地都不太遠，約300公里和200公里，距諾木洪約100多公里，應該有著相近的生活習俗，所以推測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應該從很早就開始用車。

遠行需要很多裝備，每到不熟悉處還需找向導，與外族溝通也需翻譯。以五大夫翳為首的采藥團隊因路途遙遠，裝備必不能少，自然要有車隨行，路上也可以隨時購車或雇車，所以昆侖石刻銘文中“車到此”中的“車”，既有可能是本來隨行的車，也有可能為路上購置或傭僦的車。既然當地先民早就開始用車，在當地購置或傭僦車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關于“車到此”中的車的樣式，還不得而知。秦代造車的技術已經很高超，這從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即可窺見一斑。秦漢時期除了人乘的車，還有人挽的輦車和手推的獨輪鹿車，因此“車到此”中的“車”指人所乘之車之外的其他車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補說】

從歷代詩詞中的文字，也可得知古人在西部的活動是經常用車的。

唐郎士元送楊濟出使吐蕃有《送楊中丞和蕃》詩，云：

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

舊好尋君長，新愁聽鼓鼙。

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漢壘今猶在，遙知路不迷。

詩中提到“錦車”，“錦車”是車廂包裹著錦的車。出使吐蕃，要走唐蕃古道，必須經過瑪多，而瑪多距扎陵湖很近。

清四川布政使楊揆曾從軍征衛藏，取道青海，一路上寫了很多詩篇，其中有一篇名為《星宿海歌》：

平沙浩浩丕無垠，黃霧四塞長風翻。

憑高極視目眩眴，漭泱巨浸坼混元。

誰歟遠佩櫜與鞬，直跨地首摩天根。

十步九折愁攀援，瘴煙黯淡斿旗幡。

我聞導河出昆侖，貫納忽蘭兼赤賓。

寧知一脈遐荒存，灝氣磅礴相吐吞。

皇輿地載窮垓埏，祀典崇列肸蚃尊。

陳以卣鬯投犧豚，遠超岳瀆陵厚坤。

百浤所進萬馬奔，泡泡汩汩還渾渾。

沮洳洄洑失曉昏，高瀉直欲浮中原。

巨靈伸掌不敢捫，蓄束幸藉山為門。

陽烏咮縮鰲足蹲，下穴龍蜃蛟鼉黿。

雄呿雌吟卵育繁，欲出不可層波掀。

霜飆中夜迷征轓，眾星倒影何焞焞。

車舍旝積句陳垣，大若懸甕小覆樽，分野莫辨牛斗痕。

有時天際生朝暾，白毫萬丈慘不溫。

玉龍露脊遙蜿蜿，乃是太古堅冰嶟。

漢家使者辭帝閽，遠過大夏經烏孫。

枯槎安得通星源，沐日浴月搖心魂。

鑿空或者乘鵬鹍，或行陟險隨戎軒。

弓刀列帳千軍屯，窮冬草落山頂髡，斧冰鑿雪勞炮燔。

馬蹄半脫驪與騵，車軸全折?與軘。

清角夜奏同哀猿，壯士僵立愁還轅。

何如排風驅九鯤，手握斗柄凌云鶱。

下瞰大澤如盎盆，儻遇博望毋卮言。

詩中提到“征轓”“車舍”“戎軒”“車軸”“?與軘”等，都與“車”有關。雖然楊揆為清代人，時代距秦相去甚遠，且有些描寫可能出于他的想象，并非都是親身經歷的實景，但他從軍征衛藏且取道青海，路過星宿海并賦詩，起碼在他心目中，星宿海之地是可以行車的。星宿海在扎陵湖之西，位于黃河源頭，海拔跟扎陵湖相近。既然星宿海可以行車，扎陵湖自然也可以。

青海西寧市彭家寨漢墓出土的木軺車

（節選自劉釗：《發現“昆侖石刻”》第五章，中華書局，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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